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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大往事-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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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谈话,不过如此,并且中央文革还派有专人记录,可到了1968年1月,康生竟无中生有说我提出要开党代会,为的是把刘、彭、罗、陆、杨重新选入中央,岂非咄咄怪事?更为荒唐的是,他把我初醒后说话慢一点,沉一点,说成是带着阶级感情,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闯过了军阀韩复榘的“一言堂”,却没有躲过康生的“历史审查”。如此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康生诬陷我1936年被捕叛变,是个“叛徒”,这件事他也应该完全清楚。1933年2月及7月间,我山东地下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1933年2月末,省团特委书记陈衡舟叛变,勾结敌人于三、四天内逮捕了省委书记任作民、代理团特委书记孙善帅以及省委、团特委大部分同志。经张恩堂同志联系,不久又组织了临时省委,并在北方局领导下,努力恢复组织。7月3日,临时省委的组织部长宋鸣时又投敌叛变,把所知道的党团关系全部出卖,几天内,我党同志被捕30余人,党团省委领导机构绝大部分被敌人摧垮了,更严重的是与中央和北方局失掉了联系。在这种危机局面下,我和姚仲明、徐运北、林浩等同志坚持地下斗争,保证党的联系,于1934年成立了中共济南市委,由我任书记。又于1935年,在济南、鲁西、鲁南党组织都有较大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由刘仲莹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这年冬天,我通过关系见到了北方局派来的亲人、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和恢复各地党组织,使失掉上级领导3年之久的山东地下党,终于又恢复了同中央的关系。山东省委恢复以后,对外仍称“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同志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省委书记,我仍任组织部长。
  1936年9月27日,我到济南检查工作,因叛徒房春荣出卖,被敌逮捕,先后关押在韩复榘省政府特务队、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高等法院看守所。尽管受到7次大审,有叛徒当堂作证,敌人严刑拷打,但我咬牙坚持,没有供出任何情况,最后由韩复榘亲自审讯。
  当时,在我前面已有好几人被韩复榘一言定罪,有的被杀,有的重判,轮到我时,军法官袁道田念道:“此人赵健民,是济南北园乡村师范的学生,共产党的首要分子,济南乡村师范兵工厂的共产党均归他领导,他几次去莱芜县活动。在捕共队抓到他以后,他又拒不吐露共产党的真情。因此,捕共队宋队长(即1933年7月出卖我山东地下省委的大叛徒宋鸣时)呈请主席枪决他。”
  即刻有两个执法人员上来,扭住我的手臂,单等韩复榘说一声“毙”了。
  韩复榘坐立中堂,立愣着眼,连看了我两次,问:“你是个学生不好好学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呢?”
  我说:“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主席明白,日本人占领了东北、热河并不满足,它还要进一步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打内战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共产党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主张救中国救人民,我们学生同情它的主张,所以参加它。”
  “你为什么到莱芜去呢?是不是那里有山,又要闹什么暴动?闹暴动我可不答应!”韩复榘又问。
  我感到可笑,嘴里答说:“莱芜有我的同学,我们是对老百姓做些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主要是唤起民众,准备抗日,对国内的各军各界是主张团结起来,一起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
  韩复榘一听,紧绷的脸一下松开了,吐出一句:“嘿,你对我做起宣传来了。”这使一屋子的紧张空气缓和多了,站在韩复榘右边的军法处长史景洲赶忙插嘴说:“这个人坚决得很,捕共队抓他时,他把共产党的宣传品吃掉了!”
  不知韩复榘出于什么考虑,又立愣着眼看了我一下,终于发出一句断言:“我看把他送法院,送法院!”
  至此,我的案子算断完了。一个执法队士兵引导我下来时说:“兄弟,你真是危险呀!”他说:“你在这个地方还敢讲两句,你们共产党真是好样的,我见过几次了。”回到狱中,许多人惊奇地看着我,有的说:“这个穿蓝大褂的(当时我穿阴丹士林大褂)命真大!别人被韩复榘一立愣眼就完了,韩对他立愣了三四次,还不要紧哩,命真大!”
  送山东高等法院后,我虽被判刑5年,但情况究竟不同于特务队了,我和其他同志又串联起来,团结难友一块儿同敌人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占领禹城进逼济南,韩复榘逃亡宁阳。我党派代表张经武和韩谈判联合抗日,提出释放政治犯,我和其他同志被提前取保出狱。从此,我又和黎玉、林浩等同志战斗在一起。
  康生借我入过狱诬陷我,而实际上他出身山东,又曾在山东工作多年,并主持过干部审查,对这一段历史情况是清清楚楚的,何况经过党的多次审干,包括1957年对我的结论:“赵健民同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期间,独立坚持工作数年之久,对保存山东济南等地党的组织是有贡献的;在被捕期间表现坚决、勇敢,政治上是坚定的。”
  康生对此心里有数,他诬陷我是“叛徒”,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想借这件事大做文章,以打倒山东地下党的一批老同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山东地下党同志遭到了诬陷和程度不同的迫害。
  【最为严重的是,康生、谢富治从我开刀,无中生有,制造了“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林彪、江青一伙在云南的死党据此“以人划线,层层站队”,残酷镇压不同观点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给云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一故弄玄虚的案件又是怎么假戏真演的呢?追根溯源,盖出于康生诬陷我的那段话:“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的计划……”在那个年代,这位身居高位的“顾问”所云,还能是假话?一时间,这个讲话不但是全省正式印发,还在报纸上登载,一些群众组织更是大量印成传单,广为散布。从而,在60年代云南大地上,演出了一场闹剧,进而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镇压运动。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们的话下,某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说成为“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州市、54个县(区)的“划线站队”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后来荒唐到把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志打成“滇挺”的总司令员。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的滥施淫威下,云南省以“忠实执行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的罪名,先后使14000多名干部群众遭迫害致死,打伤致残的有38500多人,并株连了无以数计的家属子女、亲友。
  【后记】
  1978年2月,经党中央正式批准,我的定案终于得到昭雪!云南省委向全省军民公开申明:“赵健民同志对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英勇卓绝,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德。”
  当时的条件下,康生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两面派没有被公开点名,人们只能对他咬牙切齿。但是,历史是无情的,“相面”定案已成了他制造冤案的铁证!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长期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赵健民云南特务组计划”和“滇西挺进纵队”等假案也得到了公开平反。
  
  十一、张闻天的最后十年
  程中原
  
  【风暴袭来】
  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挞伐“三家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紧锣密鼓地发动起来。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用张闻天自己的话来说,他“过的是脱离群众、脱离党的直接领导并听候党的长期考察的孤独生活”。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从未罢免过,但是,他看不到中央的文件,无从知道围绕着对《海瑞罢官》的评论有怎样复杂的斗争;更不用说,对于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党中央高层领导的尖锐分歧,他也是一无所知。但是,借评海瑞的“退田”、“平冤狱”来批判“单干风”、“翻案风”的文字,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张闻天感受到政治气压越来越低,一场政治风暴将要来临。在生活待遇上,张闻天也渐渐等同于一个一般干部了。1965年11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出北京。不久,张闻天被吊销了“供应卡”,接着就撤掉了“红机子”,后来又搬走了一日三餐不可缺少的煤气罐,这一切预示着什么呢?
  1966年6月1日晚8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下子就点燃起来了。张闻天竭力使自己的思想跟上“革命”的形势。6月11日,他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自己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继续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使自己进一步革命化。8月初,他开始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问题》的总题目下面写“学习笔记”,力求从哲学高度来理解发动这场“大革命”的目的、任务和必要性。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给党和人民、给共和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内乱。他这时也完全没有想到,厄运临头竟会这么快。他不知道,他已经被放到“横扫”之列。1966年7月12日,审查他的专案委员会已经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撤销张闻天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开除党籍,在报刊上公开点名。
  8月9日,张闻天按通知到三里河国家经委礼堂开会。踏进会场一看,方才知道是所谓“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大会”。原来在前一天(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经济研究所的造反派跟得很紧,在公布“十六条”的这一天,就召开这个“斗垮”走资派、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
  早在1964年秋,康生等人就诬指庐山会议“罢官”后到经济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的张闻天同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结成“反党联盟”。所以,这天的大会开始不久,张闻天就被揪上台,挂上一块大牌子,戴上一顶高帽子,站在孙冶方的旁边。随后,又有不少人被揪上台来,时值盛夏.挤在一起,酷热难当。挤轧之下,张闻天的高帽子扣到了额下,更加闷热。张闻天血压高,又有心脏病,他竭力支撑着,弯腰低头站了一个多小时,终至昏厥,一头栽倒了。他被拖到后台,造反派中一个女的,还恶声恶气骂他:你别装死,你死不了!张闻天慢慢苏醒过来以后,造反派又不让他休息,仍旧拖到台上,罚站挨斗。这次斗争会持续5个小时,他回到家里向夫人刘英叙述经过,感伤地说:今天差点儿回不来了。
  当张闻天从第一次冲击中缓过气来的时候,他想到应该给毛泽东写信。8月22日,他写信给毛主席并中央,报告8月9日被斗情况,说明“自己觉得我还是一个要革命到底的共产党员,我还是想改正错误,改造自己,并继续为党做点工作的人”,并表示“我对革命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9月5日又写一信,都毫无结果。
  9月8日,中央办公厅将张闻天的工资关系转出,放到了经济研究所。这样一来,经济研究所的“革命造反派”就更加放手大胆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了。
  12月7日,经济所的几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了批判斗争张闻天大会,“勒令”他会后写出“检讨书”。接着,经济所的造反派头头又闯进景山后街甲1号,抄了张闻天的家。他们逼着张闻天打开保险柜,将他1960年底到经济所后写的文稿合订本和十几本“读书笔记”一齐抄走。1967年1月25日,张闻天又被经济所造反派揪去,戴帽、挂牌、游斗。
  没完没了的批判、斗争,无休无止地持续着。张闻天已经年近七十,高度近视加白内障,血压高达200/120,心绞痛不时发作。但是,他不能休息,也得不到治疗。无论风沙扑面还是烈日当头,他都得怀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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