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往事-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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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适当?”这本来是这些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生必然会提出来的问题。河南两组的同志也编了这样的汇编,内容大同小异。
邹鲁风同志邀请两校党委负责同志听取调查组汇报,在北大临湖轩连续开了两天会,两校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和部分常委参加。因为是党内高层的会,而且当时的政治形势已经开始松动,在中央几次召开重要会议后,有些高指标降下来了。大组长汇报时毫无顾忌,敢于畅谈自己的看法;领导们也参加议论,夹叙夹议。我们的党委书记说得比我们激烈得多,后来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干部旁听会议,并且带走了在会上散发的《问题汇编》。
各个专题的调查报告完成以后,我们大组长在审定时做的主要工作,便是将其中那些带点偏激的句子删掉(听说这些调查报告还保存在人大和北大的档案室,有志研究“三面红旗”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同志,可以从中找到翔实的资料)。韩铭立同志觉得让学生带着这些理论上的疑问回去不好,我们大组还特别召开了两天理论讨论会,尽量引导同学从积极意义上去认识当时的情况。
七八月间,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工作全部结束,我们这些共同工作了将近十个月的同志,依依不舍地告别。
【“大祸临头了”】
就在我们整理调查报告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在召开;我们回去不久,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公报发表。我们还来不及学习领会时,有一天上午,人民大学的六位大组长匆忙赶来北大,找到马振明、王向立和我,说“大祸临头了”。他们告诉我们:北京市委的《内部情况简报》上已经将我们的《问题汇编》全文刊载,并且加上大字标题“人大、北大部分师生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人大校长吴玉章看后非常紧张,立即赶到学校查询。我们都惊呆了,再也没有想到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只能等待命运的安排。有运动经验的同志说:我们这些人不能再在一起会面了,不然便会成为“反党小集团”。我们九个人以后确实没有再在一起会过面。
我们忧心忡忡地待了一个多星期,党委书记将马振明、王向立和我三个人找去,宣布说:两校调查组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邹鲁风在党委批判后已经自杀叛党,开除党籍,现在是你们应该接受批判的时候了。没有想到正是这位同志,刚在几个星期前听取我们汇报时,那么慷慨激昂地议论,说得比我们更加激烈的,现在却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以同样激烈的语言,批判我们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正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北大哲学系一位教授,当时是哲学系四年级学生,参加调查组在藁城和我一道工作的,在电话中告诉我:当年他还是青年团员,党委书记将所有参加调查组的团员召集到一起开会,宣布邹鲁风自杀叛党,要他们出来揭发,参加批判;并且强调说那次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这位教授说:那次调查组大队出发前,两校党委还开会欢送,这位书记亲自讲了话的,怎么能说是“背着两校党委”干的?他从此认识了这位书记。)
后来才知道,庐山会议后,有些省、市委领导为了表示自己是一贯拥护三面红旗的,纷纷赶快从下面抓出“反对三面红旗”的典型,以达到“舍车马,保将帅”的目的。我们两校人民公社调查组是北京市委抛出来的第一个重大案件。
从此开始了对两校调查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进行揭发、批判和处理的工作。但是我却没有资格参加,因为我已经被北大党委内定为“漏网右派”,反右倾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派则是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分别以不同方式处理,我归为另案处理。所以我对北大两校调查组的反右倾运动是如何进行的,哪些人受到批判,哪些人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一直到现在毫无所知。
直到两年多以后,1962年春,人民大学的韩铭立、方晓丘同志得到甄别平反以后,到北大我家里来看我,我才知道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以及反右倾运动的彻底平反等消息。原来我在1959年底被划为“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后,下乡监督劳动改造11个月,不久前才被允许回家监督改造,要定期上交自己的思想改造汇报,只能关在家里作些翻译工作,没有亲朋敢来看我,怎么能知晓国家大事?
老韩和晓丘告诉我:在运动中,人大党委规定:三个大组的调查组成员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县和公社,一面劳动一面进行运动,大组长和领导干部是揭发批判的重点对象,他们受尽了折磨。他们还告诉我:那位下放到藁城的中央部长,在运动中因病住在医院里,藁城那位县委书记还专门组织人到他的病床前开大批判会,批判他的右倾。
他们说的情况启发了我,我想:既然调查组的活动不算错误,那么,根据什么理由将我定为“漏网右派”呢?原来开始批斗我时,哲学系总支组织了一些群众对我开“帮助会”,要我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以为:既然犯了这么严重的政治错误,总有思想根源,于是拼命挖掘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从我的家庭出身、抗战时期参加学生运动、脱党、在昆明参加“一二·一”运动时又觉得领导“不民主”,一直到解放后参加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思想,和盘托出。群众总是不满意,不断追究,往来反复多次。组织上还将我所有的讲课讲稿和所写文章底稿拿去,组织人搜寻其中的反动言论。最后在办公楼上大礼堂开党员大会对我进行批判。我走进会场看到上面挂的横幅“批判汪子嵩的修正主义思想”,真是惊呆了,“修正主义”是当时刚开始批判苏共所用的词,怎么和我挂上了钩?我准备的检讨稿是自己的反动资产阶级思想,显然大大不够了,只能临时给自己加上“修正主义”帽子。
批判会开了两天,上台批判我的,都是我的老同事、老同学和学生。他们按照我各个时期的罪行分别进行专题批判,揭发批判的材料大多是我自己所交代的,不过无限上纲上线;有些是我没有想到的,可能是从我的讲稿中摘引出来的。最后是哲学系总支书记作了全面总结,给我算了总账,她说我出身“食利者阶级”,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会后给我作了处分决定:“漏网右派、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我只能签字承认。
这时我向总支提出要求甄别我的案件,她们答复说我属于右派,不在这次甄别之列。我要求看我的处分决定,发现其中所列我的“罪行”,没有一条是符合划分右派的六条标准的,便逐条提出证据申辩,总支加以驳斥;我再申辩,再遭驳斥。这样一条一条地争论,直到最后,我还记得说我在反右时说过“右派和我们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我再也想不起:我怎么敢这样大胆,竟作出这样全局性的判断?后来翻遍报纸,原来这是反右初期,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警告右派所讲的话,我不知在哪一处引用了。这样,找到根据,我的申诉才全部成立,党委最后作出“撤销处分,恢复党籍”的决定。从1962年到1963年,甄别经历了一年多时间。宣布我撤销处分的党员大会,正是正式传达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际,如果再拖一下,我这个结论大概就不可能得到。
甄别平反以后,我知道自己不能在北大再呆下去,便打报告给中宣部周扬同志,要求调动工作。1964年终于有机会离开北大,离开那是非之地。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时我所有的笔记本、讲稿以及文件资料,在离开北大时都付之一炬。但是有些关键印象却深深地留在我脑子里,虽然没有和人说起,却有时会突然涌起,挥之不去。现在我已经80多岁,我想是应当写下来的时候了。
六、1965年罗瑞卿挨整内情
黄瑶
罗瑞卿被整开始于1965年12月8日的上海会议。这正是“文革”风暴的酝酿期。
【整罗瑞卿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如果把文革的一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一下,罗瑞卿被整可以说是“首当其冲”。与他被整的同时,杨尚昆被免职。如果把“文革”比做攻城,整罗、杨似乎有点儿像是清扫外围。但整罗瑞卿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
从处于二线的毛泽东和一线的一些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角度看,当时,由于毛泽东晚年“左”的指导思想引起实际工作中一系列的失误,处于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虽然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不会对他的“左”理论公开提出异议,但是为了使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转,在实际工作中企图默默地纠正这些失误,从而导致毛泽东和第一线的领导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将这些分歧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分歧,并进而把企图改正他的“左”的理论的领导人看成是走资派。罗瑞卿虽然也处于一线,但却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情况不同。他是分工管军队的,不负责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对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没有直接的感受,既没有搞包产到户,也没有搞成本核算、物质刺激,也没有直接管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事。因此,同毛泽东当时指责的右倾没有多少关系。相反,毛泽东当时经常表扬军队,这当然首先是表扬林彪,但罗也是有份的。
从毛泽东和罗瑞卿的关系角度看,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他们1929年相识。1930年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手把手地教罗瑞卿如何调查研究。罗瑞卿和毛泽东经常接触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初期在延安。毛曾经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直到写完才让他出来。当时,罗是抗大的教育长,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话,对抗大工作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是忠实的执行者。第二段是建国以后直到罗挨整。从1949年到1959年,罗是公安部长,被称为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他曾经说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但是,毛泽东对他又有许多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批评。对于毛泽东指出的在工作中的失误和疏忽,罗都铭记在心。
1950年八九月间,毛泽东曾向李克农表示,对公安部不向他写报告很不满意。李向罗作了转达。罗立即去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给我写报告?”罗答:“写了报告了。”毛泽东严厉地说:“既然写了,拿我的收条来。”罗立即说明:已经报总理转呈主席了。周恩来知道后,立即向毛泽东报告:“公安部的一些报告压在我那里,没有及时向主席报告。”为罗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又对罗说:“报告今后要直接送给我。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罗立即将当时将召开的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文件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一文件上批示:“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罗在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明确指出:公安部既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部门,又是党的锄奸保卫政策的执行者,是党领导的一个工作机关,相当于过去的社会部。公安部在党中央领导之下,各大区、省、市、地、县公安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之下。
1953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和二线的问题。12月20日,毛接见罗和谭政,问他们:“中央要分一线和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罗瑞卿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对毛泽东要退到二线没有思想准备,便吞吞吐吐地说:“主席如退居二线,那当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线了。但我觉得……”这时,正是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明批薄,暗攻刘”的时候,罗当时在东北检查工作,财经会议只参加了一个尾巴,对高的阴谋并不清楚。这时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说:“刘少奇有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然后便批评罗说:“你鼻子不通,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睡在床上,有些睡在鼓里,我看你就睡在鼓里。”随后,毛泽东接着说:“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你们说拥护我这个旗帜,为什么听到一些话,不问问旗帜这些话是真是假呢?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说:党的副主席,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