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三部曲-第1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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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人来写一篇讣闻，不能由我执笔……那太冒昧了。能不能请你代劳呢？”
古纳迟疑片刻，但还是说：“好，我写。”
“我们要以整篇头版报道，其他的全都往后挪。”
古纳点点头。
“我们需要照片。”她往右边一瞄，正好与图片编辑雷纳·托凯森四目交接。他点了点头。
“我们得开始忙这个了。一开始可能会困难重重。当我需要有人协助作决定，我会询问你们的意见，也会仰赖你们的技能与经验。你们知道发行报纸是怎么回事，而我还得多上点课。”
她转向弗德列森。
“弗德列森，莫兰德非常信任你。目前你得像个导师一样地教我，责任要比平常更重一些。我想请你当我的顾问。”
他点点头。不然还能怎么办？
她接着将话题转到头版的主题。
“还有一件事。今天早上莫兰德在写他的社论。古纳，你能不能进他的电脑，看看他写完了没有？即使还没有完全完稿，我们也要发表。这是他最后一篇社论，若不刊载未免太可耻。我们今天出的报纸依然是霍肯·莫兰德的报纸。”
无人作声。
“如果有人需要一点私人时间，或想休息一下好好思考，就请这么做吧。你们都知道截稿时间。”
无人作声。但她发现有人点头同意。
“开工吧，各位。”她用英语低声说。
霍姆柏无计可施地两手一摊，包柏蓝斯基和茉迪满脸狐疑，安德森则面无表情。他们正仔细检视着霍姆柏当天早上完成的初步调查报告。
“什么都没有？”茉迪问话的口气十分吃惊。
“什么都没有。”霍姆柏摇摇头说：“法医的最终报告今天早上送来了，除了上吊自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迹象。”
他们再次看着在斯莫达拉勒那间避暑小屋客厅拍的照片。一切都指向一个结论：国安局移民组副组长毕约克爬上凳子、在吊灯挂钩上打绳结、套上自己的脖子，然后毅然决然地将凳子踢到客厅另一头。法医无法确定死亡时间，但证明事情发生在四月十二日下午。而四月十九日发现尸体的不是别人，正是安德森巡官，因为包柏蓝斯基一再试图联络毕约克都找不到人，气恼之余才终于派安德森去找他。
在那个星期当中，天花板的吊灯挂钩松了，毕约克的尸体随之跌落地面。安德森从窗口看见尸体，紧急回电告知。包柏蓝斯基与其他抵达避暑小屋的人，从一开始就把它当成犯罪现场，认定毕约克是被某人绞死的。当天稍晚，鉴定小组发现了吊灯挂钩，霍姆柏便受命查验毕约克的死因。
“一点都没有犯罪迹象，也看不出当时除了毕约克还有他人在场。”霍姆柏说。
“吊灯呢？”
“天花板吊灯上有屋主的指纹，两年前是他挂上去的，还有毕约克自己的指纹，也就是说是他取下吊灯。”
“绳子哪来的？”
“花园里的旗杆。有人剪下两码左右的绳索，后门外窗台上有一把随身小刀，据屋主说刀子是他的，平常都放在厨房长台面下的工具抽屉里。刀柄、刀刃还有工具抽屉都留有毕约克的指纹。”
“嗯。”荣迪出声。
“是什么样的绳结？”安德森问。
“祖母结，就连活结也只是一个环圈。这很可能是唯一有点奇怪的地方。毕约克以前是海军，应该知道怎么打绳结。不过谁知道一个企图自杀的人还会多注意绳结呢？”
“那么药物反应呢？”
“根据毒物检定报告，毕约克血液中有强力止痛剂反应，这是医生开给他的药。也有酒精反应，但非常微量。换句话说，他多少算是清醒。”
“法医报告上说他有几处擦伤。”
“左膝外侧有一道三厘米多长的擦伤，真的只是小伤口。我想过，但受伤原因可能有十来种……例如碰撞到桌角之类的。”
茉迪拿起一张毕约克面容扭曲的照片。绳圈深深嵌进皮肉，因此绳索隐藏在脖子表皮底下。整张脸肿得怪异。
“挂钩松脱前他已经吊在那里大约二十四小时。全身血液不是在头部——绳圈让血无法流到身体——就是在下肢。当挂钩脱落，他的身体坠地，胸部撞到茶几，导致这里有很深的瘀痕。但这个伤却是在死后很久才出现。”
“死得还真惨。”安德森说。
“不知道。绳圈很细所以切得很深，阻止了血流。他很可能几秒钟内就陷入昏迷，一两分钟就死了。”
包柏蓝斯基嫌恶地合上初步调查报告，他不喜欢这个。据他们推断，札拉千科和毕约克是同一天死亡，这个事实他一点也不喜欢。但再多的推测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犯罪现场的调查结果丝毫不能佐证有第三者协助毕约克上路的理论。
“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包柏蓝斯基说：“他知道札拉千科的事恐怕会曝光，他也可能因为性交易罪被判刑坐牢，还要任由媒体宰割。不知道他比较害怕哪一样？他有病，长期受慢性病所苦……不知道。要是留下遗书就好了。”
“很多自杀的人都不会写遗书。”
“我知道。好吧，暂时先把毕约克放到一边，反正也别无选择。”
爱莉卡暂时还无法坐到莫兰德的座位，也无法将他的物品挪到一旁。她安排古纳去找莫兰德的家属，请遗孀找个时间自己来或派个人来清理他的东西。
短时间内，她先在编辑室正中央的编辑台清出一块地方，摆上笔记本电脑，在那里发号施令。现场一片混乱。但她在如此骇人的情况下接掌《瑞典摩根邮报》三小时后，头版付印了。古纳将莫兰德的生平与职场经历拼凑成四栏的文章。版面编排以一张黑边相片为中心，几乎整张照片都在折线之上，他未完成的社论置于左侧，最底部则是一长排相片。这样的设计并不完美，但有很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快六点的时候，爱莉卡正在检视第二版的标题并与主编讨论内文，博舍走上前来拍拍她的肩膀。她抬起头来。
“能跟你谈一谈吗？”
他们一起走到员工休息室的咖啡机前。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满意你今天掌控局面的方式。我想你出乎了我们大家的意料。”
“我没有太多选择。不过在真正上轨道之前可能会有点跌跌撞撞。”
“我们能理解。”
“我们？”
“我是说员工和董事们，尤其是董事会。但经过今天的事情后，我更加确信你是理想的人选。你在紧急关头来到这里，还在非常艰难的情形下挑起重任。”
爱莉卡几乎就要脸红。不过她从十四岁起就没有脸红过。
“我可以给你一点建议吗？”
“当然。”
“我听说在某个标题上，你和霍姆有不同意见。”
“我们对于文章中讨论政府税务方案的角度有不同意见。新闻版的标题应该保持中立，他却加入了个人观点。观点应该保留在社论版。既然说到这个，我就顺带一提……以后我偶尔得写社论，但我之前也告诉过你我并不活跃于任何政党，所以我们得解决以后由谁负责社论版的问题。”
“暂时可以让古纳接手。”博舍说。
爱莉卡耸耸肩。“你指派谁我无所谓，但这人必须清楚地表达报社的观点。立场应该在这里表明……而不是在新闻版。”
“说得很对。我刚才要说的是对于霍姆，你可能得稍微让步。他在《瑞典摩根邮报》已经很久，担任新闻主编也已经十五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时候他或许脾气暴戾，但他是无可取代的。”
“我知道，莫兰德跟我说过。不过在政策方面，他必须服从指令。我才是受聘来经营报纸的人。”
博舍想了想，说道：“等这些问题浮现后，我们再一一解决吧。”
星期三晚上，安妮卡在哥德堡中央车站搭上X二〇〇〇列车时，既疲倦又生气，觉得自己好像在这班列车上住一个月了。她到餐车买了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打开她和莎兰德最后一次谈话的笔记。莎兰德，这也是她感到疲倦又生气的原因。
她有所隐瞒。那个小笨蛋没有告诉我全部实情。而麦可也有所隐瞒。天晓得他们在玩什么把戏。
她也认定了，既然哥哥和当事人至今尚未沟通过，那么两人之间的阴谋——如果真有的话——肯定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默契。她不明白是什么样的事，但哥哥一定认为非常重要，不得不隐瞒。
她担心事关道德问题，这是他的弱点之一。他是莎兰德的朋友。她了解自己的哥哥，知道他一旦交上朋友，即使这个朋友是个有明显性格缺失的讨厌鬼，他也会对她忠心不二到鲁莽的地步。她也知道他可以容忍朋友做无数蠢事，但不能越过某条界线，至于界线到底在哪里似乎因人而异，只是她知道他曾经因为好友做出他认为出轨的事而与他们彻底绝交，而且毫无通融余地，绝交后便老死不相往来。
安妮卡明白哥哥在想什么，但对莎兰德却毫无头绪，有时候甚至觉得她脑子里根本什么也不想。
安妮卡原本猜想莎兰德可能很情绪化也很封闭，直到见到她本人，才觉得那肯定只是某个阶段，就看能不能得到她的信赖。但经过一个月的交谈——且不论前两星期莎兰德几乎无法说话，因此浪费不少时间——她们之间依然纯粹是单方面的沟通。
莎兰德有时似乎十分沮丧，丝毫不想处理自己的现状与未来。要想为她提供有效的辩护，唯一的方法就是了解所有事实，但她根本不明白也不在乎。安妮卡如何能在黑暗中工作呢！
莎兰德经常闷不吭声，即使说了什么，也总得思考许久、慎选言词。通常她完全不答腔，有时候却会回答安妮卡几天前提出的问题。警方问讯时，莎兰德也是一声不吭，双眼直视前方。她就是不肯对警方吐露只字半句，几乎从无例外。罕见的例外是当埃兰德警官问她有关尼德曼的事时，她会抬起头看着他，非常明确地回答每个问题。然而一转换话题，她马上失去兴趣。
她知道原则上莎兰德从不和官方人士交谈，这对这次的案子很有利。尽管她不断鼓励当事人回答警方的问题，但内心深处对莎兰德保持沉默还是很高兴。原因很简单，沉默就不会前后不一，就没有会牵绊她的谎言，也没有在法庭上会产生不利影响的矛盾推论。
然而莎兰德的沉着令她十分惊讶。她们俩独处时，她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固执不肯与警方谈。
“他们会扭曲我说的话，然后用来攻击我。”
“可是如果你不解释清楚，最后还是可能被判刑。”
“那就这样吧。这一堆问题不是我惹出来的，如果他们想要判我的罪，我也没办法。”
最后，莎兰德还是将史塔勒荷曼发生的事几乎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律师，只有一事除外。她不肯说出蓝汀的脚上怎么会中弹。不管安妮卡如何软硬兼施，莎兰德都只是瞪着她，撇着嘴笑。
她也告诉安妮卡哥塞柏加的事，但完全没有提到自己为什么追踪父亲。她是刻意到那里去杀他——一如检察官所说——或是去和他说理？
当安妮卡提起她前任监护人毕尔曼时，莎兰德只说自己没有开枪杀他，那件命案也不再是她被起诉的罪名之一。而当话题触及这一连串事件的最关键处，亦即一九九一年泰勒波利安医师在精神病院里扮演的角色，莎兰德更是一下子陷入绝对的沉默，仿佛再也不会开口说一句话。
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安妮卡暗忖，如果她不信任我，官司必输无疑。
莎兰德坐在床沿望向窗外，可以看见停车场另一边的建筑物。自从安妮卡气冲冲地冲出去，砰一声关上房门后，她就这样纹丝不动地坐了一小时。头又痛起来了，是隐约、轻微的痛，但她还是觉得不舒服。
安妮卡令她感到不耐。从实际层面来看，她可以明白律师何以一再追问有关她过去的细节，在理性上她能理解，安妮卡需要知道所有的事实。但她没有一丁点的意愿想谈论自己的感觉或行为，她的人生与别人无关。有一个变态虐待狂兼杀人犯的父亲，不是她的错。有一个杀人犯哥哥，也不是她的错。谢天谢地，还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兄妹，否则在迟早都免不了要作的精神状态评估，也一定对她不利。达格和米亚不是她杀的，受指派的监护人后来变成猪狗不如的强暴犯，这也不是她的责任。
然而即将被搞得天翻地覆的却是她的人生。她将被迫解释自己的行为，被迫因为自卫而请求原谅。
她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到头来，她毕竟还是得一个人生活。她不期望有朋友。那个该死的安妮卡很可能是站在她这边，但那是身为她的律师、一个专业人士所提供的职业友谊。王八蛋小侦探布隆维斯特也不知人在哪里——安妮卡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她哥哥——莎兰德也从来不问。如今达格命案解决了，他要的故事也有了，她并不期望他对她还像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