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一梦-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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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要看一下陈胜在起义前夕，他以九百戍卒的“屯长”身份出现，这个“屯长”对于推测陈胜起义前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极为关键。
“屯长”不是个临时的官，而是秦国早就有的常设官职。在《韩非子》中有“试于屯伯”，就是从屯长这样的职位作起。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法律里面，多次提到了屯长，说“卒”会受到“屯长”的监督，屯长是高于“仆射”的军官。对于冒领军粮的人，他上级的屯长要接受戍边一年的处分。
到底屯长这官有多大呢？《商君书·境内》：“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杨宽以为“五字下当脱“十”字，否则不可能与百将并论”。“五”应该为“五十”。则屯长为五十名士卒的长官。总之，屯长是低级军官。屯长和百将一直连用，《商君书·境内》还说：“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这里说“百将屯长不得斩首”，是说屯长打仗时不需要亲自去斩首，而是按所带队伍的总体指标来考核。总之，屯长是军官，这是确切无疑的事情，不用直接杀敌。按秦的爵位，到了第四爵“不更”以上，不再依据斩首而进爵，而是依据他所带队伍的总体斩首指标完成情况，来对他授爵。据此可以推测，屯长一官的爵位应该能达到第四爵的“不更”。
《后汉书·百官志》云：“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屯长比大将军低三级。这里说的是东汉的制度。东汉官制大体沿袭西汉，西汉官制又大体承袭秦制。在没有更多史料证明情况下，我们可以大致认为秦时屯长之级别为比二百石。按照秦朝爵位，拿二百石俸禄的，属于第四爵不更。二百石已经很不低了，县长是五百石至三百石之间。
总之，屯长是个从秦国以来就常设的中下级官职。而且屯长应该不会从新招来的九百新兵，或者直接从普通贫民中直接选任，因为当时人们习惯于逃亡，是难以避免新兵的屯长带着大家一起逃亡的。如果这只是一种推测的话，下边就给出证明。
按秦国法令，“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既然屯长是军中官吏，足见陈胜本人并不是穷人。没有爵位的人，是不可能随便就当官吏的。《秦律杂抄》等书中说，没有爵的“士伍”，是不能为“佐”“吏”的，而且必须达到“壮以上”——也就是三十岁以上才可以当官吏。（注：原话：“除（任命）佐必当壮以上，毋除士伍新傅”。）所以，普通人，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被选任为官吏（如屯长）的。而一个贫民更是不能随便推选为吏的，韩信就是“家贫，不得推择为吏。”
屯长，应该是从县里的既有官吏中派遣担任。秦朝有“吏推从军”的制度，即按照官吏的爵位级别，推择官吏编入军队，从事相应爵位级别的军官。比如睡虎地秦简的主人“喜”就曾被“吏推从军”，汉刘邦的诏书中也说到“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总之，当时县里的官吏需要进入军队服役，自然“屯长”这样的职务应该首先归他们来填充，而不是从九百新兵里边招。而且，这次戍卒带队的“将尉”，也是从“县尉”摇身一变而来的，是“吏推从军”来的。可见，从县里文职向军队武职的转换，在当时并不奇怪。
与此同时，吴广也是有字，字“书”，而且说他素爱下属，显然也是个官吏来的，大约也是“吏推从军”，加入了这个戍守的队伍。当时的官吏，也是要服一定时间的兵役的，在军队中任一定的军官职位。
还有，《史记》上说，“陈胜、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是说在起义之前，“素”是“向来”的意思。整句话的意思是说“陈胜吴广向来爱下属士卒，已经很长时间了”。合理的推测是，在担任九百人屯长之前，他俩就已经是有身份、有钱财、有官职的人，——所以才有“素爱人”一说，并且使用“素爱人”这样一种居高临下的上对下、贵对贱的用语。而且，陈胜、吴广俩人，下面还有“徒属”，他俩发动起义时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先给这些徒属讲的，而不是对与士卒。这些徒属属于比他俩官职还要低的但又不是普通士兵的人，陈胜称他们为“公等”——如果是对于普通士兵，恐怕不会说“公等”吧，而且对于普通士兵，也无所谓“王侯将相”。
我们因此可以推知，陈胜应该是一个县里的现任低级官吏，有爵，而且年龄在三十四以上，是壮年（否则史书中开篇则不必说他“少时尝”），按照“吏推从军”的干部轮换制，最后他和吴广一起被派为屯长，而且两人还配有下级——“徒属”。而且两个人除了名，都有字，吴广字叔，总之都不是一般的人。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来理出陈胜的人生轨迹：
陈胜是城邑平民出身，有冠有字，年少时一度落魄，曾经出城去为人打工种地，但未必身份就是恒定的农民，不排除是短期佣耕补贴家计的可能，而且对于种地发了很大的牢骚。（当然这一段，我不是非常强调我是确认正确的，但下面我是确认认为的。）
陈胜对于权位一直有追求的渴望，所谓鸿鹄之志。作为一个有强烈抱负心的人，陈胜不可能一直沉沦于佣耕生活，不久他就结束了“少时”“尝与人佣耕”的短期过渡性职业，随后的壮年里，他自我发展的还不错。具体发展的措施史料没有记载，我的揣测，他佣耕的时候挣到了一些钱，虽然很少，但既然汉朝的学者靠为人佣作可以供自己念书，陈胜这个有志向的人，拿佣耕的微薄的收入，作为了自己下一步发展的基础。他或者是到“学室”学习读书为吏，或者在城市里从事小的商贩，或者是从事小商小贩之后有读书为吏，或者他是去服兵役，获得爵位；或者他做小官吏，积劳而升爵，他得到了一定的爵位。最终，他在地方上有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担任了县里的一定官吏职务，属于正科级甚至是副处级干部，相当于是军队里的一个屯长级别的军吏，手下人一贯信任和爱他，他和陈城里的武臣、邵骚相善，还有其它一批故人，还和一些张耳、陈余这样的贤人，甚是闻名和渴望认识，当然他更识文断字，知悉扶苏、项燕故事。
总之，陈胜在起义前，和刘邦等人一样，是有一定地位的低级官吏，是很有能力有见识的“豪强”者了（当然，这里用豪强一词不准确，我只是为了相对应农民而言）。
到了秦王朝建立第十二年，遇上了征发闾左九百人的事情。身为县里小官吏或者军吏的陈胜，就和另一个身份也比较高的人——吴广（也有字，字叔），一起被县里调整工作，按照“吏推从军”的惯例，改命作军队系统的“屯长”，协助县里的两个更高级的干部——县尉（副县级，到了军队以后就改叫做将尉），带领宿州地区被征发的闾左贫民九百人，上路了。
当然，上述的关于陈胜社会经历的推测是基于屯长这个官职来的。我不能担保这个推测是百分百准确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管陈胜的出生时候的身份到底是城市平民还是一个城外农民，少时一度在农田佣耕，但到了起义前夕乃至起义前夕的很长一个时期，他已完全不再是一个农民身份了。
我们这里花了这么多篇幅，论证陈胜不是农民，而是城里人，在起义前已经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小官吏，目的倒底是什么呢？
许多年前，有一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治国思想。于是，陈胜就成了农民阶级的，而刘邦项羽，就成了地主贵族阶级的，同样是起义，境界和地位却有了红和灰的不同，前者是革命的，后者甚至被说成是篡夺革命果实的。
其实，陈胜和刘邦在身份背景上，起义动机上，都没有什么不同。陈胜的起义动机，公的方面是复兴大楚（“大楚兴”，“死国可乎”），私的方面是成就自己当王的“鸿鹄之志”。事实上，他的鸿鹄之志，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陈胜的各种口号，以及在陈城召集豪杰官吏开会，所谈内容全是复国的话题，跟解决农民问题，谋求农民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把陈胜的起义冠以农民起义是不恰当的，事实上，陈胜所带领的“闾左九百人”也并不就是农民！
现在我们谈谈陈胜起义的领导核心，除了陈胜，还有其他如吴广、葛婴、周文、武臣、周市、韩广、张耳、陈余、秦嘉。其中周文、韩广是旧的低级军官，张耳、陈余是魏无忌的门客，葛婴是东阳城里的知名人士，其他人史料不详，只说是“陈县人、阳城人、陵人、符离人、汝阴人”，不知是城里还是城外，但我看都不像农民，即便是城外人，也是地方豪杰。譬如说：“陈胜及左右生平数闻张耳、陈余贤”，就说明这些“左右”将官不是两耳聋塞的乡下人，他们对张耳、陈余这两个江湖名流早有耳闻，崇拜有加。
陈胜起义后，进入陈城，立刻召集豪杰、官吏开会，讨论未来的政治走向。显然，这些豪杰官吏也就随之进入了陈胜军队的领导核心集体，它可以很好地帮我们了解和推测陈胜队伍的核心构成者的身份！
至于刘邦、项羽，其队伍的核心领导，几乎也全是县中豪杰、豪吏。
秦末人民运动，从各支李良的核心来看，都并不是农民。这场运动也并不是农民起义，不是农民推翻政主政权，而是豪杰、官吏集团对秦的六国复国与亡秦运动。这不但体现在刘邦项羽那样，也完全体系在陈胜那里。
陈胜召集陈城的豪杰、官吏开会，就说明了一切！说明了他根本不是代表什么农民阶级，而且他本身出身也是官吏，也根本不是农民！
这场秦末运动，并不是农民推翻地主政权的农民起义，而是一场反秦和复兴六国的多阶层参与的六国豪杰官吏领导的人民运动！（这不但体现在陈胜起义动员与起义后的一系列表现，也可以在武臣等人攻占赵国并复立赵国的具体过程细节中体现。篇幅关系，就不再说了。）
总之，把这场运动叫做农民起义是非常不确切的，应该是人民起义，详细地说是人民反秦复国运动。
最后，还有一个补充证据。
《陈涉世家》载，“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涓人”乃家臣，后人多误以吕臣是陈胜称王后宫中的“中涓”。其实，战国秦汉时代富人吏家内皆有涓人、渴者之类家臣。（例如：《墨子·号令》言豪杰家内有“渴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秦简《封诊式》说五大夫家内有一爵为公士的家吏，即涓人之类的家臣。）
所以，吕臣可能是陈胜从戍之前的涓人，所以史称“故涓人”，起义后封为“将军”。如果陈胜是个庸耕者无产，何有家臣？
在陈胜起义后，有许多“故人”投奔了他，包括陈城里面的。这些“故人”、“故涓人”更说明此前陈胜是有财力身份的大家族之长。普通贫民，谈何“故人”这样奢侈的词。
（附录四 闾左九百人就是农民吗？）
观点1：闾左九百人并不完全等同农民。
观点2：陈胜起义不是偶然仓猝之举，而是有考虑与设计的。
陈胜起义所带领的“闾左九百人”——就像陈胜不是农民一样——也并不就是农民。
在《史记·陈涉世家》中说：“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
我们先谈谈“闾左”这个词。
“闾”一字在先秦书籍中经常可见，而且每次出现，都是在城邑的背景下。比如《汉书》说：“长安街闾各有豪侠”。李斯自称“上蔡闾巷布衣”，是上蔡城里的闾巷中的布衣。《战国策》中另记载，齐泯王有一个跟班，一旦下班回家晚了，他妈妈就要依闾门而望。这显然是城里的建制，齐泯王不可能在农村上班——因此还产生了一个成语“门闾之望”，表示父母想念孩子。
闾有闾门，闾门有闾监（专人值守），并且几点开门几点关门有规定，跟“市”（商品交易区）的门一样。古书中常有“门闾无闭，关市无索”这样的字，意思是这个街区特太平，闾门都不用关。闾、市并称，再次证明了闾和市一样，都是城邑里的建制。一个闾里住多少家呢？古制二十五家为一闾，当然后代早已突破这个编制。总之“闾”偏重是城邑中的小区编制，等于现在的block。而且，闾有外围的墙。“蒋仲子兮，无逾我里”——这句话出自《诗经》，意思是，蒋老二啊，你不要跳过我们闾的闾墙，到我家来泡我啊！可见，闾有闾墙（否则也就无法设闾门）。
而农村，至少现代的农村，是不可能有闾门、闾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