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精神洞穴的烛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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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高尔基的出现，俄国文学在真正的意义上，出现了人民大众的文学。高尔基本人出身寒苦，他一生写下了大量底层人生活的作品，是人民苦难生活最深切的体验者。他不像以往那些作家，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础上，开始从事创作的。他一直在非人道的恶劣环境中长大，所以，他的生命体验，带有常人没有的真实性和深刻性。他在众多的小说和剧作中，展示了人民怎样受难、怎样困顿的历史。后来，他受到无产阶级理论的影响，转向了布尔什维克文学，创作出 《母亲》等名篇。这时候批判现实主义的色泽，已带上更浓的精神寓意了，托尔斯泰以来的传统，开始被社会革命的激情所冲击着。高尔基用自己的作品，自觉或不觉配合了俄国革命的进程，新生的苏联，曾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
高尔基可以说开创了文学的新的时代，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前人不同的风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普希金以来的俄国文学，就可以发现，在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中，哲学精神和社会学理论，对每位作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皮萨列夫、高尔基等，在哲学或艺术理论上，都是颇有功力和建树的。从普希金到高尔基，不仅文学的发展是令世人惊异的，与此同时，影响文学事业的理论精神，同样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是文学家辈出的时代，同时也可以说是理论家辈出的时供。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列宁、高尔基等，对俄国美学发展的贡献是世人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存在，很难想象是否会有这么多的艺术家的存在。没有深厚的精神哲学的民族，不可能有深厚的艺术品的产生，它们在文化发展中是互为因果的。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与上述诸位理论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其中，唯物主义哲学，人道主义思想，深深地制约、启迪了几代文人，这些理论思想，成为无数优秀作家重要的精神支柱。
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在美学方面领一代人之风骚。他早期受黑格尔理论的影响，认为“诗就是写诗人周围现实的合理性”。尽管他尚未能摆脱黑格尔的思辨痕迹，但他的“艺术是现实的再现”的观点，他的注重艺术的真实性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价值。他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中，郑重地指出：“……艺术与生活的密切的结合，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一般说来，新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毫无假借的直率，生活表现得赤裸棵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难道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的那样。不管好还是坏，我们不想装饰它，因为我们认为，在诗情的描写中，不管怎样都是同样美丽的，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把现实当成第一位的东西，把作家看成现实的反映者，这是典型的唯物论的反映论。只有把现实摆在了第一位，才可能杜绝虚假文学的产生。俄国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
另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赫尔岑，在理论上与别林斯基有着相似的一面，他也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学说的研究者，无论在学术方面，还是在创作中，他始终强调文艺的思想性，认为一个艺术家，应当“强烈地体会当代的悲哀和问题。”他在《科学中的一知半解》、《自然研究通讯》、《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等著作中，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在自己创作的长篇小说《谁之罪》中，贯彻了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赫尔岑是俄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关注现实的精神，使他的作品的现实性更强了。
除上述二人外，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美学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他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革命民主派领袖、美学家、文学批评家、作家。他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人 〈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等论文不仅在学术性上富有创见，而且对指导俄国文学向现实方面的努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青少年时期受别林斯基、赫尔岑影响，后研究过空想社会主义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代表性论文是《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这部小册子大胆地向唯心主义美学发出了挑战，提出“美是生活”的定义。把艺术的基本问题，从玄学变成现实性，变成形象可感的生活内容，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重要功绩。他认为，在我们看得见的，而且认为理应如此的生活中，任何事物就是美的；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任何东西，也就是美的。因此，艺术的作用在于；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车尔厄雪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理论，确立了文学艺术的基本原则，或可以说是俄国现主义的思想的宣言。他的理论是俄国进步作家观念的集中反映，也是俄国现实主义艺术开始成熟的思想标志。他后来在流放之中所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也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理论观点，推动了俄国文学的发展。
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杜勃罗雷波夫。他继承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理论。他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等论文中，主张文学深切地表现人民生活，并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杜勃罗留波夫坚定地宣传民主主义思想，高扬唯物主义的美学原则，他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道，成为影响俄国民主义革命理论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成员。
回顾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俄国文人是敏感而真诚的，他们忧患意识深刻，表达思想多样化；他们深入地研究社会和人生，最形象地概括了民族的苦难。他们是从黑暗中挣扎、呼号的人，是坦露胸臆、剖示心灵的人，是仁慈而悲苦的拥抱人间弱小者的人，是征服生活又征服自我的献身的人。他们矛盾，他们痛苦，他们被人间的一切不幸所折磨着。他们含着泪抚摸着人类的伤痕，诉说着不该发生的悲剧。人类的一切艺术品中，有比他们这些人的创作更凄惨、更悲怆的么？有比他们的心灵更苦闷、更感伤的么？高尔基在总结这些人的创作时，把他们比喻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他们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则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高尔基觉得，虽然这些作家不能给人指出一条出路，但是，毕竟也有着无可争辩的意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了高尔基这一代人那里，已由再现生活，向暗示生活亮色的方向发展了。高尔基后来在《母亲》中所表明的革命倾向，代替了以往作家的苦闷情绪。不管高尔基这种尝试是否成功，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俄国新一代的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已与过去不同了。
俄国人伟大的艺术，倾倒了无数后来者。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这的确是一个奇迹。十九世纪的俄国，在政治上是灰暗的，但俄国人精神世界却光芒四射。苦难对艺术家而言，是一种财富，一个民族经历的磨难越多，当觉醒的时候，那智慧必将越显得博大深邃。俄国的不幸，造就了一代批判现实主义者，而这些批判现实主义者，影响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出现。从文化的批判到对现实的批判，最终导致了俄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人，奏起了俄国社会变革的前奏曲，它引导着俄国的子孙们，无畏地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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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差不多出现在十九世纪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除英、法、俄等国外，东欧、北欧、北美等地，也相继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家。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丹麦的安徒生，瑞典的奥古斯特·斯特林堡，挪威的易卜生，美国的杰克·伦敦、马克·吐温、西奥图·德莱塞等，在创作上成绩斐然，其影响程度，也不亚于英、法、俄的一些大作家。这些作家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十分忠实于对现实人生的反映，他们把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价值理想，深深地植根于生活的土壤里，植根于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如同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一样，东欧、北欧、北美等地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不同程度地揭示了人民的饥苦，看到了现存的体制对人的窒息性。这些作家或从思想的深度，或从个体体验的丰富性中，敲响了现存秩序的丧钟。民主、解放、自由等精神，成为十九世纪许多国家的优秀作家一个共同的思想主题。
关心社会问题，发现社会的核心矛盾，是北欧、东欧、北美的作家的一个相似的追求。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对社会伦理、道德、人性的思考，是很有创见的。他的作品 《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等，对社会棘手的问题，进行了成功的再现，并从复杂的人物关系里，悟出人间许多道理，给人带来震撼心灵的效应。《玩偶之家》可以说是对社会问题表现得十分成功的作品，剧中通过女主人公娜拉同丈夫断然决裂的故事，展示了妇女摆脱家庭与社会的不合理的束缚，寻找新生的精神勇气。在金钱与虚伪的道德面前，妇女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婚姻也蒙上了阴影。易卜生用娜拉这一形象，宣告了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全面危机的到来。在作者看来，娜拉这样的女性的出走，正是摆脱这一危机的必然选择。易卜生是世俗世界的冷静的批判者，要想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到唯艺术的倾向，是困难的。易卜生给昏暗的世俗社会，带来了一种清醒剂，他的作品最大程度地唤起了本民族的觉悟，他笔下的许多杰作，为挪威的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
同样，在美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给世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兰克·诺里斯、欧·亨利、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德莱塞等人，用大量感人的作品，描绘了一幅幅美国社会悲惨、可怖的图画。像马克·吐温对社会腐化的逼真的描摹，德莱塞对悲剧的美国的大手笔的刻画，都是很有教育意义和美学意义的。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里，对全社会的拜金主义和由此而引发的贪污盗窃、投机钻营等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挖苦；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作者毫不留情地讽刺了美国的伪善的社会面貌，主人公眼里的现实，几乎找不到多少亮色；另一部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无情批判了种族歧视给黑人带来的不幸遭遇，其人道主义之情，溢于言表。马克·吐温是位幽默的作家，他以冷嘲、蔑视的口吻，嘲讽了那些近于疯狂而又失去理智的人们。我们从他的大量作品中，可以找到美国早期历史痛苦的记忆，找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畸形的、不健全的社会形态的残忍性。马克·吐温和许多美国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的失望，这种失望越深，其作品的人文主义就越浓厚。马克·吐温的晚年，悲观的情绪十分浓重，一个幽默的高手最后被厌世的情感所压倒，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化人的悲剧，也是美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悲剧。人文主义的作家，要真正超越这种悲剧，看来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许多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又具有思想的另一面，他们既是文化的批判者，同时又是社会民主运动的先锋战士。美国的作家西奥图·德莱塞，同许多左翼作家一样，一直关注着美国社会的命运，他创作了大量反映工作贫困的作品，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的民主运动。在晚年，他不顾年老体弱，深入到煤矿等处搞社会调查，并撰文公开支持工人运动。德莱塞同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人一样，晚年倾向于共产主主义事业，他们的左倾精神，使自己的创作，更富有战斗色泽了。
从文化思想的反省到对现实的审视，最后成为社会运动的参预者，这是许多批判现实主义文作家必然的发展逻辑。如果深入地了解十九世纪的文学史，就可以发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影响了各国的民主主义运动，同是，也深深地影响了东欧和亚洲的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