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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节

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9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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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可受不了又能怎样?于琛澂每周六举行家宴,请伪军高官吃喝,有时还借打麻将输钱,笼络人心。这当然是犯忌讳的事。熙洽、于芷山也每月轮流请一次,被日本宪兵调查就拉倒了,于琛澂照请不误。日本人说:于琛澂嘛,他向来是不拘小节的。

1935年秋,于琛澂访日期间,会见能够左右日本朝政的黑龙会头子头山满。谈到“满洲国”的治安、移民、鸦片专卖、“民族协和”,头山满有时点头,有时摇头,甚至提出批评。于琛澂不理会,管自侃侃而谈。

回到住处,给于琛澂当翻译的他的侄孙于也华说:二爷,你今天讲得是不是过火了?

于琛澂笑道:他不满意又怎么着?别看他们说杨靖宇、金日成是“匪贼”、“匪首”,内心里对这些人其实是很敬佩的,认为他们有民族气节。对咱们呢?表面上甜哥哥、蜜姐姐的,那心里不知骂你多少遍猪狗不如了。你再在他面前装孙子,谁还把你当盘菜?俺说的那些事,他们心里明镜儿似的,不过想掂掂你的斤两而已,俺是那么容易掂的?你年轻,不懂,好好学着吧。

也是算天才演员了,比起溥仪、张景惠来,只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罢了。

不过,论起当奴才的道行,实践证明谁也比不了溥仪和张景惠。

日寇侵占热河,张海鹏被任命为伪热河警备司令官兼热河省长,身边一群“小二”,他能高兴吗?溥仪由“执政”而“皇帝”,张海鹏去参加“登基”大典,回来一看,自己的亲信都让“小二”调走了。这个“张飞”拍着桌子就骂开了,“小二”们把身子绷得溜直地“哈伊”,那模样大嘴巴子扇脸上也一样“哈伊”。第二天,顾问部就将一切又恢复了原状。

张海鹏不用说了,亲信们那个得意呀,说司令官是张飞转世,谁敢惹?

两个月后,高级顾问关原六大佐去趟“新京”回来了,对张海鹏说:老将军平日常说愿在皇上左右,我们体会老将军的心愿,请老将军去到“新京”,在皇上左右当全国最高侍从武官长吧。

张海鹏已经六十六岁,该退休了,让他去溥仪身边当个“警卫员”也行。可于琛澂才五十五岁,且精力充沛,应该说是年富力强,更不用说那些征战“功绩”少有人能比了,怎么也被授予个“将军”(“满洲国”称元帅为将军),高高地挂起来了呀?张景惠都七十四岁了,那“满洲国”要不垮台,不还当他的“总理大臣”吗?

于琛澂自以为得计,时间久了,鬼子能不明白吗?

当了狗了,还想对主人汪汪两声,以显示奴才的尊严和能耐——于芷山的这一幕发生在1932年7月(又说是10月)。这时他好像还脚踏两只船,实际那天平已经沉甸甸地垂到汉奸这条贼船上了。

关东军给这位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配了个少将部附,叫掘内一雄(这小子给自己起个中国名字“满良”,即“‘满洲国’的良民”)。“九一八”事变前,东三省各军署中就有日军顾问,与今天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于芷山好像有点儿不大适应,这个走狗觉得这是身后跟了条狗,就依然回到原东边道镇守使署的海龙县山城镇老巢。这当然要引起日本人的怀疑。而于芷山自恃有7个旅,没把日本守备队那点人放在眼里,而且不时还往北平瞥几眼,就不大听主子的,甚至跟主子拍桌子——越是走狗越要显示自己不是走狗,这是种什么“走狗心理学”?

一天晚上,驻山城镇日本铁路守备队,突然包围了于芷山所在的德裕粮栈。这粮栈是个城中城,院墙高厚,四角炮楼,一个装备精良的卫队连守卫,可见是日军,谁敢动手呀?日军闯进来,冲黑暗处射击、投弹,到处搜寻于芷山,见人就问“太君的在哪里”。这德裕粮栈是于芷山开的买卖,地形地物自是熟悉,爬梯子翻到隔壁粮栈,钻进个麦垛里,连部下都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日本人如何找得到?

有人说这是“一次没有爆炸的‘皇姑屯事件’”。其实,日本人真若把于芷山干掉了,他手下那帮死党能老实?东边道乱套了,日本人岂不是更麻烦?因而,这更可能是一次驯狗行动,揍一顿,让你明白你是个什么东西就行了。而经过这一劫,于芷山也果真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学乖了,老实了。

东边道镇守使署所属3个步兵团,1团团长姜全我带2营驻守凤城县城。“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早晨,官兵毫无知觉,照样出操。日军派个翻译和两名军士,说找姜团长有事。哨兵认识这个翻译,顺利进入军营。姜全我在被窝里被叫醒,翻译说守备队板津队长请团长有事相商。走到日军设伏地点被俘,又被日军带回营房,这位少将团长就下令部队投降。7连田连长不降,姜全我的儿子在7连,说你抵抗俺爹就没命了。日军一枪未放占了凤城,姜全我则一路高升,直至热河省长。

1935年秋,日军在札幌附近举行陆军大演习。天皇以三军最高统帅身份,邀请各国派遣武官团参观,于琛澂是“满洲国”武官陪观团团长。各国武官相见,除德国和意大利外,没人和他握手。演习结束举行宴会,当日本天皇举杯为哪国元首的健康干杯时,全都起立举杯。轮到“满洲皇帝”了,除了日本人、汉奸和德意两国武官外,没人响应。于琛澂后来感叹:“这个汉奸也不易当啊!”

无论这汉奸当得如何不易,也无论奴才对主子有多少意见、牢骚、怨气,溥仪如何“苦大仇深”地活生生地忍着,于琛澂怎样动辄寻机发泄,能够驱动他们,使那对国家、民族的一身冷血沸腾起来的,都只能是个“我”字:我的生命,我的财富,我的荣华富贵。

他们的名字叫“汉奸”,汉奸的名字叫“姜全我”——而这个姜全我,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只有日寇才能提供给他们的。

“抗日反满不并提”,以为并提就会把他们推到日寇那边去了,不并提就能把他们拉到抗日这边来了,是这么回事、有这么回事吗?

杀鸡骇猴——凌升之死

1932年10月,伪兴安总署长官和伪兴安东省省长、伪兴安北省省长等人赴日本参观时,首先参拜天照大神神社。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不高兴了,责问总署总务处长白滨晴澄,说我们是来参观风景和名胜古迹的,不是来参拜天照大神的,天照大神是日本人的祖先,我们拜它有啥用?又说这次参观计划没经过我同意,为什么擅自决定?

1934年末,日本海军少将山本五十六出席伦敦裁军预备会议后回国,路过满洲里,凌升和日本驻满洲里领事设宴欢迎。宴会将要开始,凌升发现主人的座位是日本领事,拒不入席。日本领事解释说,请的是日本客人,日本领事应该坐主席。凌升说,我是省长,客人到了我管辖的地面,这主席就是我的。领事无奈,只好坐了次席。

1936年3月,伪蒙政部召开兴安4省省长会议,凌升列数日本人在“满洲国”的不是,提出批评。他说蒙古人没有实权,一切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他说日系官吏不懂蒙古话,不了解蒙古人的实际情况,怎么能做好蒙古人的政治呢?他说兴安地区历来都是一个行政区,为什么要分成4个省?他说日文的文书咱们不懂,怎么实施?对于日本移民内蒙古草原,他说希望能留下呼伦贝尔作为蒙古人自己的天地,并要求关东军不要干涉地方政权,等等。

像扣住了机关枪的扳机,把主持会议的伪蒙政部次长依田四郎扫得瞠目结舌,也把在座的“大王”、“小二”们打得不知所措。

敢于如此放胆公然批评日本人的,凌升为伪满高官第一人。

他死定了。

凌升,1885年生,达斡尔族,“九一八”事变前曾任呼伦贝尔副都统。其父贵福,是位实力派人物,清朝后期执掌呼伦贝尔大权,在草原绿洲海拉尔威震一方。

蒙受清朝皇恩,贵福一门把忠诚献给溥仪。听说溥仪到了旅顺,凌升即跑去“迎銮”,参加策划“建国活动”。父子俩私下称清朝为“前清”,“满洲国”为“后清”,就有点儿不承认“满洲国”的味道。在举行正式典礼或敖包祭典时,均着清朝官服。

像郑孝胥、熙洽一样,他们知道要想复辟,必须借助外力。可他们很快发现,不但大清朝没能复辟,他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也沦为奴才了。

侵略者对蒙古族采取类似朝鲜族的政策,迅速同化。伪兴安军的口令、命令、公WWW.KANSHUBA.ORG、报告和各种军队用语,一律强制使用日本语言、文字。即使蒙古官员之间,也要说日语。重点学校和兴安学院、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完全用日语授课。这就使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凌升,尤其难以忍受。这人是个直性子、急脾气,平时沾火就着,这回就在伪蒙政部会议上嗒嗒嗒一阵扫射。

这一天是3月几号无从查考。凌升去“新京”开完会,回到海拉尔是27日,下火车即被日本宪兵逮捕,不到一个月即被处死。同时被枪毙的,还有他的胞弟福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上校参谋长)、妹夫春德(伪警务厅长)和他的秘书官华霖泰。另有几个人被判刑十年以上,后来大都死于狱中。

罪名是“通苏”。

1935年后,在“满”蒙国境沿哈拉尔哈河不断发生的冲突中,日军始终未占到便宜。为遮羞,驻海拉尔骑兵联队长笠井扬言有人通苏,在国境附近逮捕所谓嫌疑分子,严刑拷打,逼供出凌升等人通苏。凌升被捕后,对其家大搜查,只在原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发现两挺机枪和几十支步枪,是马占山、苏炳文过界时无法带走留下的。据说都有登记,尚未上交警务厅而已。而凌升等人无论怎样拷问,也拒不承认通苏。

“凌升事件”轰动一时,佯装没这么回事也不是那么回事,报纸报道一下,没有具体事实,因为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有个罪名就行了。

无论凌升,还是别的什么人,日本人迟早是要寻个人开刀的。

即便是留学日本,比较了解日本,渴望中国能像日本那样强大,并真心认为日本是帮助“满洲国”建设“王道乐土”的人,有的也一肚子怨气,恨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了。面对凌升的机枪般扫射,那位依田次长根本无法招架,火力太猛,因为句句都是实情,而且人人心中都有。正好,这就叫“通苏”。惟其如此,才能杀鸡骇猴,有震慑力。

省长高官,又是“建国元勋”,父亲还是参议府参议,“凌升事件”传递出的信息是再明白不过的了:管你是什么人,谁再敢说句日本人、关东军的不是,就是“通苏”,或者“通匪”,凌升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统统地死了死了的!

照片上的凌升,高大、健壮、强悍,挺标准的男子汉。

被拷问时,凌升说:别人无罪,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都是我一个人担当,不要牵扯别人。

临刑前,4个人态度从容。凌升拒绝戴面罩,他的气势震慑了行刑的刽子手,子弹射偏了。他倒下后,又一身鲜血地爬起来,指着心脏部位道:瞄准了,打这儿。

敌人的敌人并不一定都是朋友。但是,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恐怕都不能不承认凌升是个有血性的男人。

差点儿跟凌升成了姻亲的溥仪(半年前,溥仪的四妹与凌升的儿子订了婚),如果能有凌升1%的血性,我中学时代看完的那本《我的前半生》,是不是也算没白看?

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

徐文海,字伯阳,人称“徐大炮”,河北省任丘县人,自幼练武,成年从军,在吴佩孚的直军当过营长。直奉战争后投靠奉军,在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部下任少校营长,又调任凤城县公安局长兼警察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老局长邓铁梅在凤城县小汤沟竖起抗日大旗,各界人士群起响应。徐文海也将警察大队的700多人拉出来抗日,在县城东边的石头城、狐仙洞一带,与日伪军打了几仗。可后来日寇把姜全我的伪军调上来后,他就不打了,说俺怎能打俺大哥呀?

作为凤城县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的首领,徐文海和姜全我自然是会经常见面的。在自称“武人”、“粗人”的徐文海眼里,满金一个豆的少将团长,堪称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姜全我也挺欣赏徐文海,两个人磕头拜把子。“九一八”事变,姜全我被俘投敌,据说徐文海要去救姜全我,不成,顿足捶胸道: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俺对不起大哥呀。有人说你大哥投敌了,他说放你娘的臭狗屁,俺大哥是忠臣,怎么能投日本子?

这回真的是投降了,而且奉日本人命令写来一封信,要徐文海投降。

徐文海说:降日本子不干,降俺大哥行。

当然是有条件的,当然是日本人拍板,通过“鸭绿江剿匪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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