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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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子眼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钱财吗？
臧式毅兼省长时，通过他的秘书长曹承宗卖官。好县份的县长官帽，一顶几百至上千元，差的几百元，最差的也不低于200元。
据说，“九一八”事变前，臧式毅是挺清廉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大败后，张作霖发誓彻底改革奉军。时任东北陆军管理处参谋长的臧式毅，主要职责是改革奉军，撤换那些不称职的将校尉军官。那时要有贪念，能捞多少银子呀？
“要啥给啥”的张景惠，为了证明自己是个“粗人”，常把“妈个巴子”挂在嘴上。据说，臧式毅嘴上是没有这句东三省的“省骂”的。可这个自当了奴才就知道自己不再是人才了的“臧大眼珠子”，那心头会不会也在骂：妈个巴子，兴你们要啥给啥，就不许我能捞就捞呀？反正这妈个巴子的“满洲国”也不是我的！
即使你们暂时穿上日本军服，我也不责备你们
1931年9月22日，即“九一八”事变后第四天，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召集团长、处长开会，研讨如何应对目前局势。
以3团长田德胜为首的一些人认为，以咱们这点兵力与日军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从长远看，还是降了，以图将来。另一些人认为军人守土有责，况且上峰未说束手不抗，应该边抗边请示。还有人认为东边道偏远，日本人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而且眼下局势还不算明朗，主张看看时局发展再行定夺。
其实，应该说是老狐狸的于芷山，已经八九不离十地拿定主意了。开这个会，他只想摸摸这些人的脉搏，并使自己的想法更趋完善。
首先到来的，是以袁金铠为首的伪奉天维持会和熙洽、张海鹏等人的劝降信。很快，驻凤城日军的信也到了，威胁如不及早投降，日军将进迫东边道镇守使署驻地山城镇。
于芷山答应投降，但请日军暂时不要进驻东边道，由他负责维持东边道地区治安，关东军只要供给军饷、弹药就行了。他一面派人去奉天关东军司令部交涉军饷、弹药，同时派出亲信去北平，请示张学良。
在此期间，这个仪表堂堂、颇像个男子汉的上将镇守使，不遗余力地招兵买马，扩充军队。
1883年生于辽宁省台安县的于芷山，生性粗野好斗，且机敏过人，属于那种高智商的乡间无赖。十七岁投奔辽中地区著名胡子头杜立山，杜立山被胡子出身的清军游击马队管带张作霖打垮，大小匪首数十人被杀。张作霖见于芷山少年英俊，收为随身马弁。于芷山感恩戴德，以死效命，由哨长、排长而警察分局长，再团长、师长、军长，一路高升。生逢乱世，尚未长大成人就操起枪杆子，他深知这种吧一家伙就能打死人的东西的分量，也实实在在尝到了甜头。眼下，到底鹿死谁手，还得走一步、看两步。而无论日本人占住东北，还是张学良打回老家，他的分量都是与枪杆子的分量成正比的。
10月初，山城镇来了个不速之客，原关东军大佐、炸死张作霖的元凶之一的河本大作。于芷山热情款待，河本说要去西安煤矿“视察”，于芷山即派一个连一路小心护送。而河本也未负他的这份殷勤和苦心，后来努力为他投降牵线搭桥。
10月中旬，派去北平的亲信回来了，带回张学良的指示，大意是：日军侵略东北问题待中央来解决，你们暂时可以采取应付手段，即使暂时穿上日本军装，我也不责备你们。
从士兵到将军，十四年间没有伪军穿上日本军服的，再铁杆的汉奸也穿不上。倒是殊死抗战的抗联官兵经常穿着日军服装，特别是后期。那是从变鬼的鬼子身上扒下来的，是为了生存，为了打鬼子。而一些人模狗样的东西，还穿着蓝灰色的东北军服装，就跟鬼子穿上连裆裤了。
“九一八”事变后，最早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卖国贼，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
黑脸上凹凸不平，人称“张大麻子”的张海鹏，辽宁省黑山县人，原是个胡子头，报号“大祥字”。有卜者给张景惠相面，说他是星宿下凡，南极仙翁降世，福大寿大，谁也奈何不得，他便乐不可支。这个张海鹏则自称张飞转世，到哪儿见到关帝庙，倒头便拜，口称“二哥”。郑孝胥、熙洽念念不忘大清，他则极力拥戴溥仪称帝。同样出身绿林，同为镇守使，军衔中将，职务到师长就顶天了，除了老资格和年纪比于芷山大十五岁外，样样都在于芷山之下，这一切都酿成了他对张氏父子的不满，是其很快投敌卖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变之初，张海鹏曾打算把他的4个骑兵团化整为零，沿洮（南）昂（溪）线布防，抗拒日军北犯。接到荣臻、张学良电报，均示避免冲突，放弃抵抗，那就不抵抗，等你们的高见妙招吧。只是他这种人，对这种当口是极敏感，且能把握“机遇”的。这世道又乱了，而乱世正是大展身手、大捞油水的时候。一向嫌官小了的镇守使，借口民意，自封为蒙边督办，把镇守使署改称蒙边督办公署。
张海鹏与驻洮南满铁公所所长河野正直，素有交情。由他递话，张海鹏就接待起日本人了。先是来了关东军一个小队，张海鹏派参谋长接待迎送，自己也亲带卫队确保安全。9月26日，又来了4个关东军参谋，来招降的。当然不会空手套白狼，有金票26万元，三八大盖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
奉系的一大特色，是胡子头当了东北王，部下亦多绿林出身，也就难免绿林印迹，其一就是奉军中的私枪私马传统。虽经不断整军、改革，在国防军中早已绝迹了，一些省防军还是难以根绝。比较典型的就是张海鹏的4个骑兵团，这时仍有相当数量的私马。而这一刻，26万元金票，万余支（套）大枪、被服，不也是大大的金票吗？“张大麻子”那满脸麻子都金光灿灿了。
而于芷山屡次派人去关东军司令部，联系、交涉军饷、弹药供给问题，不但没得到，日本人反倒要干掉他。
从军事、经济、地理，到风俗人情，被人类通称为“间谍”的日本人，早已把中国跑得差不多了，更不用说东北了。“中村大尉事件”，不过冰山一角，土肥原那“东方劳伦斯”绝非浪得虚名。这些居心叵测的鬼子，更关注的当然还是人。从溥仪到本章这些人模狗样的汉奸，哪个应该如何利用，能够利用到何种程度，在关东军司令部某部门的档案柜里，白纸黑字早有分析、判断、结论，并不断增加厚度。对张景惠的走眼，不过一时的表象，骨子里是把他看个底掉的。
暂时采取应付手段，穿上日本军服也算手段之一，也不受责备。有了张学良的这番话，于芷山应该有了定心丸。在他看来，无论大帅，还是少帅，谁也不会丢下东北不管。没了东北，奉系、奉军还“奉”什么呀？还有国仇家恨，少帅肯定是要回来的。文的回来，狗皮一扒，咱老于还是少帅的人；武的回来，充作内应，那就是功臣了。
于芷山的第一个动作，是下令部队取消对日军的防御部署，并停止构筑工事。同时，与日本人联系、交往也更频繁、大胆了。
唐聚五在桓仁举义，于芷山派兵镇压，直至翌年2月唐部主力溃败。
于芷山明摆着是走上邪路了，就算是演戏也要弄假成真了。日本人似乎也认可了，终于发来军饷，而且出手挺大方，一下子就是50余万元，算是犒赏“讨匪”有功。
但是，在此期间于芷山仍然不间断地向张学良请示汇报。
这年春天，“国联”调查团来东北，又给于芷山打了针强心剂。在他看来，日本再强大，也大不过国际联合力量，于是就越发往张学良这边靠。
脚踏两只船的于芷山，无疑是在等待、观望，看鹿死谁手，再决定取舍。用东北老话讲，叫“两头赌”：谁赢了我都跟着沾光，起码弄个保本。
张海鹏利欲熏心，有奶就是娘，谁奶子大跟谁走。张景惠对张学良也心怀不满。而于芷山无论后来怎样为日寇效劳，在未完成质的蜕变之前，与张海鹏、张景惠一类还是有差别的。张氏父子待他不薄，他是感恩戴德的。这是相当数量的一批人。前面说了，同样的荣华富贵，他们更乐于效忠张学良，而不是弄顶汉奸的帽子，遭后人唾骂。
在被软禁的3个多月里，臧式毅是能够看到报纸的。无论那是不是日本人精心选择的，以臧式毅的精明，能不明白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吗？江桥抗战失利，张学良不出关，他是不是绝望了？在促使他堕落的种种因素中，或多或少，这是不是个原因？
而在胡子出身的于芷山的心目中，这东北是你们老张家的，你小六子都不要了，俺还跟你扯什么？
走狗心理学
于琛澂外号“于大头”，那头也真大。一次喝酒耍酒疯，他把自己的战斗帽摘下来，扣在他的“小二”、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中将头上，差点儿连这小子的下巴都包住了。
比于芷山小四岁的于琛澂，是黑龙江省双城县（当时属吉林省）人。于家有几千垧土地，人称“九天十八德于家”，即9个“天”字号买卖，18个“德”字号买卖。于家还有“三多”，大烟枪多，小老婆多，当票多。到于琛澂这代已逐渐衰败，但仍是双城三大富户之一。
读私塾，上学堂，学习好，能打架，打架不要命，都怕他。毕业后到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手下当排长，作战勇敢，大脑袋道道又多，擢升很快。与郭松龄合谋反奉时，是吉林陆军16师师长，失败后弃官潜逃，花了许多钱才免一死。“九一八”事变后，熙洽首先想到他。一番口舌后，“于大头”出任北满“讨伐”总司令兼北满护路军总司令，招兵买马编了十几个团。只是这一切都今非昔比，连同那与当年都叫中将的军衔，都要加个“伪”字。
于芷山、张海鹏、吉兴、丁超等东北军降将，和他们率领的东北军，以及于琛澂新编的队伍，构成了“满洲国”最初的伪军。
当于芷山脚踏两只船，还在举棋未定时，张海鹏已经披挂上阵，在江桥之战中成为日寇的马前卒了。接着，又以前敌总司令之职进攻热河，并当上伪热河省长。于芷山等人，当然也不甘人后。若说他们都是死心塌地地效忠主子，也不尽然，但在“讨伐”义勇军、抗联中，个个双手沾满血腥，使出浑身解数。
不过，在主子眼里最出色的，还应该是于琛澂。
“于大头”生性剽悍，又有智谋，而且与绿林出身的于芷山等人不同，对新思想接受较快。他与郭松龄搞到一起，除了权欲外，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指挥的部队，通常也比较有战斗力。冯占海的义勇军，主要就是被“于大头”的伪军击败的。
从1937年夏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当然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具体到人是参谋长东条英机。关东军赤膊上阵，特将4师团调到三江地区，又把正在东边道“讨伐”的于琛澂调来，任伪第3军管区司令官兼伪三江省省长，并为他配备一架专机。这是他最受主子信任的时期。这个人模狗样的地头蛇，为主子出谋划策，指挥伪军配合日军“治标”、“治本”，特别是大搞“集团部落”，使抗联陷入困境。为表彰他的“治安肃正功勋”，日本天皇授予他“一位菊花大勋章”，“康德皇帝”授予他“一位景云章”，伪三江省省会佳木斯的佳木斯公园，还改称“琛澂公园”，第二年即被提拔为伪治安部大臣。
“于大头”瞧得起的“小二”没几个，偏偏又被“小二”管着。别看表面上在他这位“大王”面前，一个个“哈伊”、“哈伊”得三孙子似的，背后随便捅咕一句，就够他喝一壶的。他觉得憋气，除了跟伪军发发牢骚外，还借“耍酒疯”向日本人发泄。
日本人好酒，而且几乎喝酒即醉，醉了就闹。日军讲“阶级服从”，官阶高的有错的时候，部下不敢反驳。可喝起酒来就没这个了，似醉不醉中损他骂他几句也无所谓，第二天去办公室向他赔礼道歉：昨天我实在喝醉了，有很多失礼之处请阁下原谅。他哈哈一笑，不但不怪罪，反倒夸奖你坦率直爽，可交朋友。“于大头”外表粗野，却内心细巧，机敏过人，又有一副海量，每次喝酒都是主角，大耍酒疯。连关东军现役中将（伪军中的顾问、指导官，不少是预备役）、伪治安部最高顾问竹内这样的“小二”，也不放过，一样耍弄，使大家尽兴，觉得这人对脾气、合得来。伪官们则认为他敢跟日本人来这套，有种，是条汉子，人气大增。至于他自己，那份得意就不用说了。
像于琛澂一样，于芷山、张海鹏在自己那方天地里，原本也是说一不二，张口就相当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如何受得了“小二”的管制？可受不了又能怎样？于琛澂每周六举行家宴，请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