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8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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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碰撞，误会和意见分歧、争论，也是自然的、难免的。
也就是说，即便吉东没说满洲省委有内奸，吉东没出叛徒，特委没被破坏，“吉特信”、“中代信”中，没有那样几处事关战略方针的明显的硬伤，后来的事情迟早也会发生的，问题大小而已。除非像南满那样，天各一方，互不接触。
1941年1月1日，《金日成、安吉、徐哲给王新林的报告——关于抗联第一路军情况和对问题的答复》中，第15个问题为：“对北满、吉东、及南满党委之互相关系以及领导意见之交换关系，总的对党委和领导人之分歧都是哪些问题？”回答是：“南满党委与吉东及北满党委长期没发生关系，因此也没发生过什么分歧的意见。”
1935年夏，日伪军疯狂“讨伐”珠河地区，“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中心县委向满洲省委告急，省委又能怎么着？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又不可能从其他地区调兵增援。就是在平时，偌大的东北，只有个满洲省委，人手又少，一些事情也是鞭长莫及。东北没有南方大革命的经历，党员少，底子薄，每省一个省委也只能是空架子。况且，成立4个小省委领导4个游击区，那游击区之外的哈尔滨、长春、奉天、大连等城市，以及其他广大城乡的党组织，又该怎么办？无论有没有、有多少个小省委，都必须有个类似东北局的满洲省委这样的大省委，来统一掌管、领导、号令一切。“家有百口，主事一人。”党组织也是一样。没有领导，没大没小，各行其是，岂不乱套了？
事实就是乱套了。
如今国内外的绿茵场上，无论有多少黑哨、假哨，如果没了裁判，那球还能踢吗？
满洲省委当然不是裁判，它是领导、指导东北抗日救国的，当然也可以协调、裁定下级党组织的分歧、矛盾。以赵尚志、周保中、张寿海У热说牡承裕热袈奘∥乖冢龀鼍龆ㄋ稻浠埃悄懿惶穑看蟮械鼻埃岷姆涯敲创蟮木Γ煌昝涣说卣奂改曷穑�
前面写过几笔的北满省委交通员于兰阁，1942年春被派到绥棱县二道河子做地方工作，很快打开局面。他的办法是广交朋友，具体是与山场的把头磕头拜把子，共是7个人。为抗联筹粮送粮、购买服装，有事一找都来，不来还叫什么“生死弟兄”呀？这些人豪爽、仗义，又精明，有头脑，干什么都千方百计，从未出错。一次，炭窖把头曹景春给抗联送信，回来时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吊起来，任凭怎样毒打，他咬紧牙关，只字未露。
单立志老人说，我参军前拜把子的8个人，老八是伪保长的弟弟。这人讲义气，他一耍横，保长就不敢欺负我们这些人。我串联9个人参加抗联，说是让胡子绑票抓走了，其实保长心头明镜儿似的。可有老八在那儿挡着，上边来人调查，他就得照着我们的话讲。这小子是当地一霸，土改时让人打死了，他的弟弟什么事没有。
“队伍内禁止磕头拜把子等小团体，勿致引起派别的人情观念。”这是1938年1月5日下江特委（原汤原中心县委）扩大会决议中的一个自然段。烧香磕头，称兄道弟，哥们义气，那还叫共产党的队伍吗？
但是，做地方工作，利用老乡、亲属关系，以及拜把子、认干亲、在家礼等方式、手段开展活动，是各地普遍实行的，因为这些东西确实行之有效。张学良也认干亲，夫人于凤至认宋美龄的母亲为干娘，宋母认她为四女儿。东北人认这个。“山东张”杨靖宇在抚顺做地下工作时，为什么自称山东人 ？＇…＇因为东北到处都是山东人，老乡见老乡，平添几分亲，便于开展工作。而汤原游击队成立前后，中心县委曾主张一种纯而又纯的革命，结果到处碰壁，每天除了开会，几乎干不了实事，被称之为“炕头革命”（坐在炕头上清谈革命）。
王明、康生通过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以及派往苏联学习的学员的汇报，得知这种情况，认为东北党很复杂，有政治问题，开始审查。这也是满洲省委被怀疑而遭至撤销的原因之一，因为满洲省委曾指示可以利用这些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无论怎样审查、禁止，实际上这些方式一直都在运用着。
没错，这里面有许多封建的东西，在家礼这种会道门还不无一种反动的色彩，可敌人能够利用它，我们为什么就不行呢？你张口就是“革命”，谁懂、谁听呀？岂不是拒人千里吗？倘是和平年代，谈革命，讲主义，慢慢培养他入党都行。那时不行，许多事情是立马要干的，立竿见影的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让王明、康生到东北来做地方工作，恐怕也难免拜把子、行三老四少礼的。
“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
“我们的领袖王明同志。”
已经是1939年的夏天了，如此只知有汉、不知魏晋的，也只有孤悬黑土地的东北抗联了。
一些老人说，那时我们知道毛主席，但是知道得很少，而且是“朱毛”，“朱毛”在关里，朱总司令的名望好像比毛主席还高。那时我们知道得较多的是王明、康生，他们是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是共产国际委员，王明还是政治局委员，负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总的工作，王康在莫斯科领导东北抗战。有的已是老皇历了，甚至都是老皇历了，因为他们1937年11月就走了、回国了，可我们不知道呀，军和路军的领导可能知道，那也不能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知道抗联成了断线的风筝，没娘的孩子，那不影响军心士气吗？
1937年6月24日，《五A·K给“化兄”即转驻“际遇”表兄信》中，在谈到“我们的迫切要求和建议”时，第一条就是：
诚恳的要求中央迅速决定全满党的集中领导机关及负责人，若再迁延，隔绝继续下去的话，今后东北游击运动必蒙受较以往的害处更大。
王明、康生撤销满洲省委，东北没了党的领导机关，又没有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也意识到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他们想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抗战，这种领导原本就是困难的。事实上，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成立后，始终没有形成中央代表团领导的统一核心，更不用说王康后来一走了之了。
迄今为止，没有发现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回国前，曾对东北党和抗联有过哪怕是片言只语的指示、交代。
“勇敢的、独立的、有信心的、自主的进行工作”——杨光华起草的《中共满洲省委临时通知》（也是满洲省委的“临终遗言”），是那种环境下换了谁都难以超乎其上的最佳指示，忠诚的布尔什维克的责任感跃然纸上，令后人心动。
而王明、康生，对于在冰天雪地中浴血苦战的东北党和抗联将士，连咳都未咳嗽一声，就夹着皮包上了飞机，经迪化（乌鲁木齐）去延安了。
什么叫“不负责任”？“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极了。
作为共产国际委员，“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错误，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他们都是关里人，王明还是个“南蛮子”，不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党利用拜把子等方式开展地方工作大惊小怪，也不应苛责。但是，撤销满洲省委，群龙无首，引发东北党从未有过的组织混乱，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种下祸根，铸成大错，回国前又不可思议地未置一词，扔下个纷争不已的东北党一走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凭这两点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说他们是罪人，客观上也不为过。
1937年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焦灼中不无愤怒地道：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就是弃置”——扔了，不管了，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关于赵尚志与谢文东、李华堂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3个月后，谢文东、李华堂又与李延禄成立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前面已经说过了。
有人认为，比之“打”字当头的赵尚志，谢文东更喜欢广交朋友的李延禄。土龙山暴动，谢文东一夜成名，引来敌人重兵追打，用部下一些人的话讲，“屁大工夫弄个屌蛋净光”。赵尚志树大招风，重整旗鼓之际，他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不能莽撞。
与3军的联合，与其他各军的此类行为一样，遵循的都是前面 第8章 中的那三项条件。与甲联合了，是不是就不能与乙联合了？协议中没有约定。当时好像想不到这一层，似乎也不需要约定，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在土龙山暴动后的日子里，谢文东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
周保中说：“八军在北满党与三军援助下所发展的。”对于这一点，谢文东当然更有发言权。这年10月，在日伪“讨伐”中，谢文东率队向小罗勒密转移途中，与3军不期而遇。谢文东握着赵尚志的手，热泪盈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3军支持、帮助了他，这种感情自然非同一般。但是，当期望未能完全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时，在利益面前，感情就变得脆弱了。
谢文东几次要将所部编入3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赵尚志是否窥透其中的玄机，预想到日后出现的麻烦，3军军长的做法都是无可挑剔的。以谢文东和李华堂的声望、影响，与其联合，而不是收编，更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队伍，有利于抗战大局。他成为这几支队伍组成的联军的总司令，也是坦荡的，无可替代的。
东进北上，之后是两次西征，3军是在不断地游击中发展、壮大并强大的，赵尚志则总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挥作战。从珠河游击队时期就是如此，他是个实实在在带兵打仗的军长。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点联总的情况，可枪炮声中顾得上吗？再说也鞭长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归来，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更不用说还跟因撤销满洲省委而引发的种种误会、分歧，都搅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认为五军北来松江一带活动，对于北满已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忽视和不尊重是不正确，是离工作利益的立场的。
此次五军同志又在八军成立典礼中决定副军长、师长等，并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该总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该总司令部。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当然不能包刮（括）全东北，当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军，但他在北满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满、以及北满淞江各反日部里有他政治军事意义和地位，有他的工作历史和领导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们不能要求一军在南满承认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要求五军在吉东，二军在东满，七军在虎饶，承认该总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队到达凇江流域及与该总司令部领导下部队发生关系（如果不发生关系问题还在其次），为了工作利益，应对该总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视。五军北来我们同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可以改组，以便包刮（括）五军。但在未改编之前，五军活动到凇江流域北满应加承认，才是正确者，便行活动与宋马聚一致。如果党领导下的队伍尚不如此，则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何以领（导）其他反日部队。
吉星沟军政扩大会，把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了进去，按理说4军就是新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员了。可李延禄会后率队南返，谢绝的仅仅是不想留下组织军政府吗？谢文东从未说过要脱离联军总司令部，可他用行动诉说的是什么？在捐税征收中，8军不断与包括3军在内的联总所属部队发生纠纷、冲突，昭示的又是什么？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给谢文东等同志的信》中，“向八军军部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盼望八军参加第二路军”，是周保中的一相情愿吗？
本来就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因了这些应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发松散了。
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东北”两个字，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东北”字样的统战联合体，是前面已经写过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满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像近一年后以赵尚志为总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样，是一种特殊时期、环境中的产物，应该说“东北”两个字就是那么叫着，并没有、起码是不一定有后来一些人说出口或没说出口的那种含义。问题在于南满的这个联合体没有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