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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

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5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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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风洗尘。

说着,走到周保中和于长和跟前,再次施礼道:周总参谋长和长和兄弟,二位要是不嫌弃俺,今儿个请赏个面子,俺想跟你们和众位首领交换金兰大帖,结成生死弟兄。

这倒有些出乎意料,却也在情理之中。见于长和一时还有点儿别不过劲儿,周保中就说:照陈甲长说的办,结拜兄弟,共同反日。

到这份儿上了,于长和也痛快地道:好,听周总参谋长的。俺是个粗人,对诸位多有冒犯,可打日本子决不含糊。

包括“九占队”的营以上首领,共是65位,黑压压地跪在陈家的场院里,对天盟誓:同心协力,反日到底,驱逐日寇,万死不辞!

1936年7月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

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行运用,都赖其一人。保中同志不但成为五军军长,同时二军军长,也就是他担任。每日在工作中,脑筋运用,劳苦得不得了。

同样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就有支现成的游击队,赵尚志是在经历了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后,重新拉起一支队伍,周保中又是另一种情形了。

民间有句粗话,“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周保中不但后边带“长”,后来前面还多个“总”字,听着看着够显赫的,其实也就是个能在吴义成面前参谋几句的角色而已。如今的参谋长,与上级带长的只差半级,那时差多少就难说了。连王德林这样绝对权威的救国军总司令,也是要亲自兼个1旅旅长的。这是旧中国军队的重要特色。职务只是一个方面,关键在于有没有兵权,能掌握、指挥多少枪杆子,这才是真的、实的。那种乱世,屁股后面不跟着一支随时听命的队伍,谁把你当盘菜?

吉东是自卫军、救国军的发祥地,李杜、王德林过界后,旧部大都报个字号成了山林队。比之东满、南满、北满,这些队伍中原东北军的成分就多些,装备也好些。对这种队伍的统战工作,难说难易,也不能说这些首领都有个皇帝梦,但那种山大王基因或多或少肯定是存在的。义勇军溃败后,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自然也需要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这些既抗日也拥兵自重的骄兵悍将,很快就少有听从救国军代理总司令吴义成调遣的了,那就听总参谋长周保中的吗?

从绥宁反日同盟军到抗联5军,基本如此。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塔站结义,只是其中一例。

点点星火遍地烧,

日日夜夜倭寇嚎。

倒悬不解三千万,

田横壮儿五百条。

这是周保中写于1935年春的一首诗《抗争与宁死不屈》。

这是个有着坚强个性的人,寡言少语,冷峻严厉,讲原则,说一不二,又会拿捏分寸,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怎样妥协。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难以接近的人,长期顶着“上层勾结”的压力,以其独具的品性、魅力,将吉东地区的各种反日力量聚拢起来。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什么难题,各抒己见没辙了,人们就会说:要是周总指挥在就好了。

当年就有“南杨北赵”之说,这“吉东周”纯是今天出自笔者之口,但这话是能立得住的。

第19章 “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于洪仁的鲜血

于洪仁,字博安,满族,1908年生于宁安县北岗子屯农家,1930年宁安省立四中高中毕业,年初入团,不久入党。1932年初义勇军蜂拥之际,他被宁安县委派到“平南洋队”中,致力于改造这支队伍,直至牺牲。

1932年9月,救国军总部率主力向东宁转移,准备伺机过界去苏联。在救国军中被编为一个连的“平南洋队”,连长李荆璞集合队伍讲话,说咱们是宁安人,咱们不能走,拉出队伍自己干,保卫家乡。

话音刚落,队伍里站出个戴眼镜的小伙子,高声道:说得对,咱们拉出队伍自己干,可不能这么就走了。营部这帮小子不是正经鸟,枪在他们手里是祸害,咱打日本子得扩大队伍需要枪,把他们的枪缴了再走。

李荆璞有些疑惑。营部附近有两个连,枪一响,别说缴人家械,怕是连自己都难脱身了。于洪仁说咱不弄出动静,不就行了吗?让李荆璞假装有紧急情况向营长报告,外面的两个排听到暗号就冲进去,他带个排在附近接应。结果一枪未放,就把枪全背了出来。

一支装备挺好的伪军,不即不离地总跟着“平南洋队”,伺机下手的样子。李荆璞忍不住,几次要回头去打。于洪仁说打没说的,关键是得找个好地场。这是咱拉队伍自己干的第一仗,必须万无一失。几天后一个伏击,把这支伪军打得屁滚尿流,大部歼灭。

这支自发的抗日队伍,成员大都是农民,也有一些惯匪、地痞,思想意识混杂,山林队的劣性或多或少都有。比如封建迷信,认为“一生二死三兴四亡五富六贫七升八降九久十无”,单数主吉,双数为凶,打仗要选日子。“平南洋”这字号,三个字笔画也都是单数。更要命的是一些人恶习不改,经常抢劫、绑票,敌人乘机大肆宣传,说“平南洋”是宁安最大的胡子头。李荆璞着急上火,于洪仁帮他研究制订纪律,同时以没收敌伪财产、征集反日捐和收累进税的办法,解决队伍的经济问题。

李荆璞很愿意跟这个年龄与自己相仿、又比自己老练、稳重的副队长唠嗑,特别长见识。可看到于洪仁和队员在一起,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唠得那么热乎,心头就犯嘀咕了。有些人也往他耳朵里吹风,说副队长背地里总和些人捅捅咕咕的,肯定是没安好心眼子。他嘴上说副队长不是那路人,心里也想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呀。倘若真的把“平南洋”的姓氏变了,或把一些人拉走了,那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

就问:你背着俺捅咕些什么?

背着你?还捅咕?于洪仁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明人不做暗事,你好好访访,看看俺到底“捅咕”些啥。

李荆璞性情爽直,说话、办事从来当面锣、对面鼓,真就把一些人找来问是怎么回事儿,问了几个就不好意思再问了。

李荆璞知道宁安有共产党,后来知道于洪仁就是共产党。于洪仁也给他讲讲党的知识,有意引导他。李荆璞觉得这个党挺好,就想入党。于洪仁说:入党得有三个条件,一是服从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二要坚决反日到底,三要把队伍交给党,个人群众化。

李荆璞说:头两条行,这后一条俺不干。

于洪仁有些诧异,随即想到是没理解这一条的意思:这后一条并不是让你离开队伍,也不是让你当个士兵,你还是队长,领导这支队伍,但要听党的话,要官兵平等。每个党员都要听从党的指挥,共产党的队伍要官兵一致,这些话过去不是跟你讲过吗?

李荆璞不好意思地笑了,继而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正是贯彻执行“北方会议”路线时期,绥宁中心县委认为于洪仁在“平南洋队”搞“上层勾结”,不同意李荆璞入党。于洪仁据理力争,几经周折,1933年5月5日李荆璞入党。而于洪仁直至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的帽子。

笔者在宁安听过李荆璞回忆抗联的讲话录音,十多盘老式录音带,市党史办上个世纪80年代初录制的。老将军说没有于洪仁,就不会有他的今天。谈到下面的内容时,声音不时哽咽。

1933年冬,部队在后来改名为“平日坡”的天桥岭整顿两个月,主要是废除枪马私有的“挑片子”分配制度,枪马弹药一律归公,官兵平等,不准打骂士兵,废止肉刑、体罚等等。

李荆璞带头发言:从今儿个起,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了,不姓“平南洋”了,不是谁的私家队了。咱们反日救国,流血牺牲,是尽咱中国人的本分、义务,不能一边反日,一边发财。俺李荆璞乐意起这个头,也希望大家伙儿实心实意走这条道。

从“平南洋队”到“工农义务队”,不是改换个名称,而是从山林队到比较纯粹的抗日武装的一种质的飞跃。这一步能够迈出去,首领即一把手的态度,还有权威,是举足轻重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洪仁一手操办的对“平南洋队”的这种改造,不光在吉东,就是在南北满也是较早的,也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在这里没什么油水可捞了。当晚就有人离队出走当胡子了,之后零星的也有。

1934年5月下旬,先是9队在队头带领下叛出,不久11队也拉走当了胡子。1、3、5、7、9、11共6个队,1/3叛走了,一些人还在暗中活动,酝酿更大的阴谋。

这是一次大手术,一刀下去,一些人的发财梦就破灭了。各地党对山林队的改造,几乎都是在这一步卡壳、失败的。派到队中的党员,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杀掉了。这种震荡在工农义务队也是空前的,而且叛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却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8月21日,部队在宁安县大唐头沟活动。大热的天,官兵在屋里、树荫下刚吃过午饭,正是比较闲散的时候,叛徒们一齐动手,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想对准的人。用当年的东北话讲,是把枪给这些人“支上了”,然后就开始缴械。

于洪仁和李荆璞在老乡家唠嗑,几个叛徒闯进来时,李荆璞坐在炕沿上,枪口对上,枪就被缴了。于洪仁坐在窗台上,一时间难以近前,于洪仁伸手去腰间掏枪,叛徒的枪响了。

叛徒们软硬兼施,逼着李荆璞跟他们走,重树“平南洋队”大旗,给他们当首领。李荆璞坚决不从。工农义务队中有不少当初和李荆璞一道滚打出来的生死弟兄,有的赞同叛走当胡子,但要杀掉李荆璞,这些人又会反了。于是,就把李荆璞放了。

李荆璞抱住血葫芦似的于洪仁,恸哭失声。

当时,正值被抗联老人称为“‘北方会议’路线回潮”的高潮,省委代表坐镇宁安反“右倾”。周保中、李范五、于洪仁等都在“右倾”之列。周保中是“勾结”“反动军官”,李范五是“勾结”地主富农,于洪仁是“勾结”胡子头。被他们“勾结”入党的人,已经或正在面临被清除出党的命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同盟军的政治部主任胡仁对我说,工农义务队里的部分头头也是终日人心惶惶。因为他们有的是在‘平南洋’打起旗号之后,被李荆璞收编的杂牌武装,有的当过土匪,他们担心被打成‘上层勾结’的典型。”

出了这等乱子,反“右倾”不得不暂停、低落一阵子。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党内反“右倾”的进程。可待集中精力把工农义务队恢复得差不多了时,还得继续掀高潮呀。

而直到牺牲还戴着“上层勾结”帽子的于洪仁,甚至被视为“上层勾结”的牺牲品。

你得赶紧让俺入党,谁知道哪天让敌人打死呀。

傅显明,满族,1900年生于双城县,七岁丧母,十二岁亡父,跟着哥嫂种地。十六岁流落到宁安,在县城鞋铺打杂,又当兵,当巡警,“九一八”事变后拉队伍抗日,参加救国军,任连长。救国军失败后,报字“占中华”,率150余人活动在宁安东南山一带。吴义成、周保中重组救国军,被编为14旅1团,转战吉东、东满。之后,参加绥宁反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为2师师长兼4团团长。

没文化,有头脑,又勇敢。据说第一次战斗,看到有人伤了亡了,不少人就蒙了。用那时的东北话讲,叫“麻爪了”。庄稼人,哪见过这种场面呀?傅显明第一个冲了上去,一些人就跟着往上冲。很快地,那些“麻爪”的也“嗷嗷”叫着冲锋陷阵了。

在宁安、东宁和东满一些地区,提起“傅团”,人们都跷大拇指,有的两个字“能打”,有的3个字“不怕死”。

1934年春,在宁安风水山和团山子,“傅团”打死10多个鬼子。

1935年冬反“讨伐”中,在团山子,傅显明率50多人与百余鬼子激战,又打死10多个。

傅显明牺牲,前面说了,主要原因是地理环境不熟悉,被敌包围、追击。胸中数弹,血流不止,仍大呼“冲!冲出去!”

李文彬率森林警察大队起义后,被改编为5军警卫旅,下编两个团。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为政治部主任,原森警大队2小队长蒋继昌为参谋长,1小队长费广兆为1团团长,3小队长张成地为2团团长。

傅显明呱呱坠地就饥寒交迫,张成地来到这个世界就吃香的喝辣的。他家是刁翎有名的大粮户,同样出名的是他的豪爽,仗义疏财。他家总养些吃闲饭的人,要饭的,落难的,失去劳动能力的,像开着免费饭店、旅店似的,都知道张大财东家心善呀。

“九一八”事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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