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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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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是不可能持久战斗下去的。补给困难,纪律也就不好,特别是一些胡子改编的队伍劣性不改,一边抗日,一边发财,那结局也就注定了。

事变当时,日军只有个多门师团,到1933年已经增至5个。开头敌人只能占据城市和铁路线,特别是江桥抗战,更使其穷于应付,各地义勇军即迅速兴起。待到日军兵力增多,腾出手来,义勇军就难以支撑了。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那个不抵抗政策。

陈广忠老人说,日本子进攻北大营,有人还击,有枪的就跟着打上了。俺们小兵知道个什么呀?那也明白日本子不是打演习,那就得跟他干哪?天亮了,咱们的飞机呢?怎还不起飞揍小鬼子呀?撤出北大营时,有一些弟兄还傻乎乎地问长官,咱们啥时反攻呀?俺嘴巴子挨了一枪,一个多月不能说话,还能听、能想呀!

事变10天后,熙洽声明脱离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宣布吉林“独立”,并通知全省听从他的命令,一切收入要上缴伪省国库。结果吉林43县中,服从熙洽的有10县,服从李杜的也是10县,23县保持中立。所谓中立,就是等待、观望,看看南京政府和张学良的态度、动作,再决定是继续打着青天白日旗,还是扯起膏药旗。

马占山为什么一度降日?俺抵抗了,可你们关内不出兵,不帮俺,俺自己个打不过日本子。他绝望了,还上当了,上了日本人的当,想与日本人周旋一番,俟机而动。

而从马占山到邓铁梅,以及以往难得关心国家大事的胡子出身的将领,支撑着他们浴血奋战的信念之一,就是认为少帅和中国的当家人不会把东北扔给侵略者不管。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ABC了,简直不需要任何人再告诉他们什么。可忙于“安内”的蒋介石,向东北发过一兵一卒吗?国民党政府从未承认“满洲国”,一纸《塘沽协定》却把冀东大片地区划为“非武装区”,等于成了中华民国与“满洲国”的“安全边界”,也就在事实上釜底抽薪把义勇军出卖了。

张学良倒是同情、支持义勇军的,也不光是“旅长”、“师长”、“司令”地发些委任状。可他总担心被日寇用作寻衅的借口,好像不是日本强占了东三省和热河,而是他偷了人家的东洋三岛似的,那支持、援助几乎都是秘密进行的,其能量、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为无望取胜的抗争。

但请记住邓铁梅的那句话:“能被打死,不能被吓死。”

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马上就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义勇军失败后的抗日联军?

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也就没有兵员、给养、弹药补充。一句话,作为人、军人、军人生存、作战的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是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属别样的、罕见的,甚至是再难寻觅的一支队伍。而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广袤天地,无论黑眼睛、蓝眼睛,都再也找不到一支武装力量,像这片生我养我的黑土地上的抗联那样,面对那样强大的敌人,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自身的种种缺陷、弱点,全凭人的意志、毅力和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国心,不屈不挠地进行着那样艰苦卓绝、悲惨壮烈的斗争。

惟其如此,当年发生在东亚一隅的冰天雪地中的、迄今仍难为人详知的这场可歌可泣的殊死抗争,才爆发出灼目的光芒,也就愈能照亮历史和未来。

只是必须让我们尽力地走近历史。

一、奋起

第1章 伟哉,罗登贤

正好有了自己的领袖

一盏油灯摇曳着,映照着一张张或明或暗的严肃的面孔。

这是“九一八”事变几天后,准确的日子搞不清楚了。地点是哈尔滨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小岛上,党的联络站冯仲云的家里,北满党的高级干部在召开紧急会议。

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叫罗登贤,这年夏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变。

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后,罗登贤说: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出卖了东北和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共患难、同生死。敌人在哪里蹂躏我们的同胞,我们共产党人就要在哪里和人民一道与敌人抗争!

灯光把他瘦高的身影拉到墙上,那张清癯的南方人特征明显的脸上,沉稳冷峻中透着激情:同志们,我要庄严地申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谁也不离开!大家异口同声。

罗登贤原名罗光,曾化名达平(到东北后)、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幼年父母双亡,被姐姐接到香港抚养。因生活困难,十一岁辍学,跟姐夫在太古船厂做工,四年学徒,又当六年钳工。他聪明、勤勉,又敢仗义执言,颇受工人拥戴,是香港金属业工会的创建人之一。1925年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省港大罢工的组织领导工作,担任中共香港省委常委,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在香港被捕,在狱中经历各种刑罚,坚强不屈。1928年春被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不久调任广东省委书记。1931年初又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当时,满洲省委机关设在奉天。11月中旬,省委军委书记廖如愿、宣传部秘书杨先泽被捕入狱,经受不住酷刑,供出省委书记张应龙的住处,张应龙随之被捕。这个人也是个软骨头,省委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2月,中央决定由罗登贤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满洲省委自1927年10月成立后,到1935年4月无形中撤销,不到八年的时间,换了12位省委书记。他们依次是陈为人(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王立功(1929年1月至5月,因病未到职,由刘少猷代理书记)、刘少奇(化名之启、赵子琪,1929年6月至1930年3月)、李子芬(1930年4月)、林仲丹(张浩,原名林育英,1930年5月至8月)、孙杰(陈潭秋,1930年8月至1931年1月)、张应龙(1931年2月至11月)、罗登贤(1931年12月至1932年6月)、魏抱一(李实,1932年7月至1933年9月)、李耀奎(1933年10月)、老马(林电岩,1933年1月至1934年9月)、杨光华(1934年10月至1935年4月)。

领导人频繁变化的重要原因,就是被捕的多(仅张应龙一人叛变),占一多半。其中最有名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叛徒”、“内奸”的重要“证据”之一,就是在满洲省委书记任上被奉系军阀逮捕的经历。

说明了东北地区斗争的残酷、环境的恶劣。

“九一八”事变后,就更残酷、恶劣了。

不能说今天鲜为人知的罗登贤,倘若能活到1949年10月1日,会成为何等人物,历史已经证明的是这位新任满洲省委书记,二十六岁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确是非同凡响的。

“民族革命战争”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或当地驻军,或民众百姓,或军民结合,义勇军蜂起达93个县。义勇军失败后,靠近苏联的一部分过界去了苏联,被缴械后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来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潜入山林成了绺子(胡子),用当年的文件资料中较文雅的词儿,叫“山林队”。

1932年夏,东北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松花江水甚至冲进哈尔滨,周围十几县皆成泽国。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那点儿盼头,就是如何才能熬撑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灾,或是战祸,老年人就会摇头叹息,说这是“起胡子”的年景啊。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来势之猛,就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个“起”字。比如庄稼发生虫害了,就说“起虫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有三次较大的“起胡子”。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员,有的辞职回家,有的逃难进关,有的就像锦西县长张国栋那样,准备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会成了什么样儿?即便被日军占据的县份,也大都占个县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轻易不敢出城。

奉系军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难以与其他军阀比较出个谁轻谁重来。东北人民没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历,东北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那广阔天地间大有作为了。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满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罗登贤主持省委工作后,很快开始了两个转变: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战。

罗登贤开始调兵遣将。

第一个被调动的是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让他去东满(大体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地区)任特委书记。那里的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员干将去那里掌舵。

罗登贤说:长荣同志,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后,满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个同志,罗登贤都要与之谈话。而这时是11月间,江桥抗战硝烟正浓,张应龙还未被捕叛变,罗登贤的身份还是中央巡视员。像本书将陆续写到的许多在东北抗战初期就牺牲的烈士一样,罗登贤给我们留下的资料很少,难以知晓他和童长荣以及后来的同志还都具体谈了些什么。但是,“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但果断决意,充分说明了他对童长荣的信赖,而且正好诠注了他在东北的所作所为。

在罗登贤的部署、指导下,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的干部,一批批分赴各地斗争第一线。像省委几任军委书记杨林、周保中、赵尚志,省委秘书长冯仲云,都被他派了下去。当时东北有党员2132人,仅派去组织、领导义勇军或是直接参加义勇军的党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点儿的义勇军,几乎都有党员在其间工作。其中以活动在东满、吉东(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当时属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国军,人数最多,力量最强,活动也最得力。像李延禄被王德林委任为参谋长,周保中为总参议。后来的抗联4军、5军,就是这时打下的基础,在义勇军失败后发展起来的。

童长荣、杨林、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则被派往各地领导、组织、发展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他们发动群众,夺取武器,从无到有,陆续创立了十几支游击队。像南满的磐石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的延吉游击队、和龙游击队、珲春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北满的巴彦游击队、珠河(今尚志)游击队、汤原游击队,吉东的穆棱游击队、宁安游击队,等等——后面将会一一详述。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发表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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