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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

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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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人打进来,黄炮想投降也来不及了,更不用说反正了,只有落荒而逃。

黑龙宫是珠河游击队打下的第一个镇子,这在当时的各种武装中都是少见的。战前赵尚志派人与几支义勇军联系,劝说联合作战,来的没来的,一些人那心思也跟黄炮差不多。这回真的打下来了,在这一带活动的义勇军都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听从指挥。有的是敬,有的是怕,或者兼而有之。而在敬与怕中,或多或少都惦着分杯羹——打下一座镇子,那会有多少“好贺儿”(钱财、好东西)呀。

黄炮也托人上门求情,赵尚志二话没说,欢迎。

“九江队”首领、惯匪于海云,也大老远赶来了,赵尚志仍是欢迎。

在上面引用的介绍“黄炮队”的珠河县委报告中,这样评说“九江队”:“九江、容易、跨海等,他们本来在铁路南一面坡附近之大青山一带,受日本委托保护韩国走狗四百余户种稻地。这稻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军用粮食,以四千元作保护费收买他们的。”“因我队的胜利,九江遂分十余人,容易十余人,以及别的一部分小义勇军留守该处,大队(九江四十余人,容易四十余炫)过铁道北西进,参加我联合指挥部,并推老赵为司令,实际上自己是非常不满意。”“九江队战斗力较其他队为强,颇有相当军事经验,其下级基本队至今不过四五十人,与旁的义勇军一样组织法,然下级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

“士兵反九江情绪很高”,是因为队内分配不公。山林队,即胡子,都是私枪,枪多的可像地主出租土地一样,把枪租给没枪的,所获钱财按职务和枪分为人股、枪股,俗称“挑枪片子”。首领即大当家的通常两个片子,或两个半,“四梁八柱”减半个、或一个片子,弟兄即喽啰一人一枪一个片子,没枪的半个左右。片子多少,还因枪支优劣而不同。你是一支老洋炮,那一人一枪就凑不够一个片子。你有一支大镜面匣子,或是被称做“手提式机关枪”的冲锋枪,那片子就可观了。你把枪弄丢了,那枪又是租的,那就跟给地主放牛把牛弄丢了一样。于海云及“四梁八柱”各有多少私枪出租,“九江队”如何“挑片子”,具体不详。而据《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霞珠河巡视报告(第二次)》中说:“九江的剥削非常厉害,虽然得了很多钱,但士兵物资经济上待遇甚苦。”于海云是个老胡子头,有一套统治办法,“四梁八柱”又是利益共同体,下边再苦,再不堪剥削,跳蚤也拱不起被窝。

胡子大帮吞小帮,大帮之下常有许多小帮,叫“合绺子”,其分配制度,有“合绺合财”的,有“合绺不合财”的。哈东支队的分配原则,是联合作战缴获的敌伪物资,按参战人数平均分配。在于海云等人的眼里,这种分法无论怎样不伦不类,关键还在于只能从敌伪手中发财,这财那么容易发吗?眼瞅着多少好财发不了,眼馋手痒干着急,就觉得这回是被套上了笼头。

为日本人保护稻田,并拿保护费,按理说这就是走狗汉奸了。可“九一八”事变后,于海云也率队打日本。不能否认他的中国心,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当时义勇军风起云涌,也是跟潮流,看火候。他清楚像他这种角色,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容留,日本人一旦腾出手来,就会收拾他。而与反日联合军为敌,即便不立马被灭掉,也再难有好日子过了。不知道他因何当了胡子,在干上这个凶险的营生之前干什么,能在这种刀尖上跳舞的环境中立足,且成为名气颇大的“九江队”的老大,后来竟能加入共产党,则让我们想到“狡诈”和它的所有同义、近义词。现在还不好说他“有奶便是娘”,但他的确是个非常复杂、危险的人物。他的到来,扩大了珠河游击队的反日统一战线,也为哈东支队、3军日后摩擦、冲突,埋下了祸根。

珠河县委的报告中,说“黄炮本身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农民”,这话看怎么理解。若说“革命”、“共产党”,连后来入党的于海云也堪称“什么也不懂”。至于黄炮“无论如何不愿离开我们”,这正是他的农民式的狡诈。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怕饶不过他,所以表现得特别极端。只是比起于海云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三岔河之战,“黄炮队”抢先逃跑,关键时刻本性暴露无遗。已经跑了的“九江队”,却折返回来救援。不知于海云当时怎么想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在那儿有抗日特捐没收。第三天,反日联合军已撤到黑顶子了,“九江队”还待在三岔河附近的乌拉草沟,准备等敌人撤走后,再回去收特捐。

珠河游击队所到之处,有钱大户主动交纳特捐,因为游击队有规矩,讲道理。20垧以下土地的大户,不交地亩捐,20垧以上的每年只收一次,有凭据。把枪献出去,就由游击队保护你家的安全。胡子,包括参加反日联合军的一些山林队,则胡来乱搞,有的一次就把你翻个底朝上。三岔河附近有个徐家大院,省委巡视员霞在报告中说,“九江队”天天去逼捐,不给就绑票,把徐家折腾得倾家荡产才算了。

攻打黑龙宫,战前严令不准抢劫,真的没抢。可珠河游击队离开后,“北来队”即大抢大夺,“赶边猪”(不分穷富,见一绑一,大群绑票,像赶猪一样一路带走)。接着,游击队又去道南打下北围,前脚走了,后脚“振东队”又到了,又是一番抢劫,“赶边猪”绑走约50余人。

前面引用过的《中共珠河县委报告》中说:

我们后来回道南,一部分群众对我们哭着说:“你们是好的,你们是反日队伍,但是你们是胡匪头子,你们后面领着许多义勇军胡抢乱夺。”甚至于有(炫)私自说:“反日军不绑穷票是假的,领着义勇军,义勇军抢了好分给他一些。”

名誉是没有早先好了。

宾县县城没打下来,一些不义也不勇的义勇军在城外抢劫。五常县城打进去了,游击队首先突破南门,攻至满铁社员寄宿的五常旅馆和日军司令官佐藤的官舍前。接着“考凤林队”也从北门攻入,南北夹击,敌人拼命抵抗。那种节骨眼儿,如果有人再加把劲,五常城就拿下来了。可“压东洋队”、“爱国队”见双方顶在那儿,伤亡很大,不干了,跑了。进城部队激战3小时,眼见不能取胜,不得不撤出来。

“考凤林队”首领考凤林,原是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战,义勇军失败后进关,1934年春重返东北,召集旧部,继续战斗。东北军和义勇军先后进关的有多少,像他这样再出关的有几多?“考凤林队”也和“九江队”、“黄炮队”不大一样,晓得纪律对于一支队伍意味着什么,开头决心也大,抓得挺严。可是,补给无着,伤亡不断,再看到别的队伍抢劫、发财,也难免心动手痒。他认为这是一场非正常状态中的战争,难以常规的手段整治军纪,弟兄们太可怜了,再处分他们,这队伍就没法带了。

在当年的有关报告中,忽而被称做“小赵”、忽而又成了“老赵”的赵尚志,在部署、指挥作战时,就不能不顾及到抢劫和临阵脱逃这类因素,及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果,也就不能不三令五申、痛斥疾呼。

从巴彦游击队到“朝阳队”,再到哈东支队、抗联3军,赵尚志对于这些有着五花八门字号的义勇军的理解,特别是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一些山林队,可谓入木三分。“义勇军如何不好,总比日本好一些。”“在各个地带保留着小的反日义勇军的存在,对于整个反日联合战线成败有很大的关系,应当经常帮助他们发展,领导他们活动,经常注意取得联合队伍的信仰。要采取灵活的方式,给各部队以实际工作的帮助,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干部的派遣,要在反日义勇军中培养优秀领袖,成为非常干部。只要他在目前阶段能忠实于抗日救国,不必要一定信共产主义,一样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起很大作用。”这是1936年(月日不详)3军司令部给4师指示信中的文字。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是联合的基础,而3军在人力物力上也曾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有些人跟着你,是因为有便宜可占,还因为你兵强马壮,怕你吃掉他。胡子本性,反复无常,唯利是图,无利不起早,打胜不打败。你对伪军喊“枪是日本的,命是自己的”,这些人的枪和命都是自己的,甚至打一枪都心疼弹药,那不就是打钱吗?更不用说打败了,连命都可能搭上了,早跑了,你就给他挡枪子吧。

1936年成立的由赵尚志任校长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草拟的《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各种纪律详则草案》,其详细、具体在抗联中难出其右,就不难明了这位黄埔4期生要建立的是一支什么样的联军。

但是,无论怎样心焦,赵尚志并未急着吃热豆腐。不准赌博,不准喝酒,不准抽大烟,少年队员不准抽烟等,从珠河游击队到3军,此类“不准”用当年的人的话讲,“老鼻子了”,当然都是针对党的基本队伍的。前面写到1军1师攻打碱厂镇时,有个小战士抢了一个老太太的金镏子,发现后将其杀掉。后面还将写到3路军一个战士偷双鞋,也被处死。而对于统战性质的队伍,既无上述“不准”,违纪处罚也不会如此严厉,否则就难有联军了。但也不能宽大无边,没有底线。1军独立师挺进东边道后与义勇军联合的四个条件,各军大同小异,抢劫就违犯了第二条。至于临阵脱逃,那是在胡子队里也要受到惩罚的。

“四海队”临阵脱逃,还抢劫、“赶边猪”、“绑花票”(绑女人做肉票——这在胡子中都是不齿的),数罪并罚,执法处准备将“四海”处死,就有许多队头为之求情。兔死狐悲呀。“朱万金队”首领朱万金,也出面希望免死。此人原是延寿县伪警察大队的,反正后家人被抓被害,反日比较坚决,和游击队关系也挺好。或许是他的面子,或许也是法难责众,死罪免了,打100军棍。

三岔河之战,黄炮率队抢先逃跑,战后成立哈东支队,仍被任命为第2总队长。乾松顶子之战,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又是重机枪、迫击炮的,再次逃跑,“铁军队”也跟着撒了丫子。黄炮认为赵尚志这回饶不了他,赵尚志却两次派人做工作,希望他继续抗日。这小子满口答应,暗地里勾结日寇,突然在黑龙宫游击区烧杀抢掠,终于定格为一个叛徒、汉奸。

而对于于海云来说,在哈东支队这杆大旗下,敌人“讨伐”大家打,自然也不会有人算计吃掉他了,只是这只老狐狸一刻也没安生。游击队光反日不发财,“九江”是又反日又发财,这话是颇能诱惑一些人的。珠河游击队成立后被称为“文明胡子”,许多人来投,发现总打仗,个人什么捞不着,规矩太多也受不了,一些人就走了,去找又反日又发财的了。而当包括“九江队”的一些队伍屡屡违纪,并将受到处罚时,就是一种明显的蛊惑、煽动,甚至挑衅了。有的就说不跟着赵尚志受穷了,投奔“九江队”,寻求庇护。

1934年9月黄炮叛变时,赵尚志率1总队在宾西活动,于海云趁机在宾南游击区动手了。哈东支队已将这一带各色大小武装收编,于海云再来一轮收编,当然是收至自己旗下,并分别给其划分势力范围,那腰包自然也鼓涨起来。又借口游击队破坏了他的“原粮窝子”(粮食来源地,又有“根据地”、“老地盘”之意),公然伏击哈东支队执法队,并与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

赵尚志忍无可忍,下令把“九江队”的家属扣起来,在乌拉草沟将“九江队”及其附庸击溃。于海云也不含糊,溃退中将哈东支队留守处19人掳走。彼此手中都有人质,又是朱万金出面调解,各自放人,双方讲和——那还能和得起来吗?

从小小的珠河游击队到强大的3军,哈东、北满的抗日局面是打出来的,与义勇军的统一战线是打出来的,连赵尚志1935年1月12日恢复的党籍,也是打出来的。

任何统一战线都是在胜利中打出来的。你不打胜仗,打得兵强马壮,打出威风,站住脚都难,谁还朝你身边凑合?

只是对于海云这种角色,如果换了一个人,忍无可忍也能继续忍着,待心平气和下来再取对策、动作,效果应该好得多,起码不会是这种样子。

关于赵尚志的性格,和他的性格对于他的命运及哈东、北满抗战进程的影响,后面将重点叙述。至于于海云、黄炮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非常难缠的人物的命运,无论有多少什么样的客观因素,都是脚上泡——自己走的。

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

1935年1月,赵尚志率队在宾县二区活动,有老乡报告,说李华堂来了,要见赵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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