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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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灯瞎火，急三忙四，临时分头通知到六道河子汇合，9个人中少了朴吾德和尹二胖。大家都认为这两个人完了。“宝盛”、“容易”把两个人绑起来，非要杀掉不可。孙朝阳厉声道：人家是真打日本子的，杀人家干啥？

两个朝阳老乡和抗日英雄的缘分，到此也算了了。

1933年10月10日，汤原游击队第一次组建一年后的又一个双十节，珠河游击队在珠河县道南的三股流正式成立了。

全队13人，赵尚志任队长，王德全是副队长，李福林为政治指导员。赵尚志他们从“朝阳队”带出5支匣子枪、5支马步枪，还有1挺捷克式机关枪，县委又送给游击队两支枪，人手一支——人不多，但是装备齐整，兵强马壮。

成立大会上，发表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成立宣言、斗争纲领，宣读祝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的贺电。最后，赵尚志带领全队官兵鸣枪宣誓：

我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体战士，为收复东北失地，争回祖国自由，哪怕枪林弹雨，万死不辞；哪怕赴汤蹈火，千辛不避，誓死武装东北三千万同胞，驱逐日寇陆海空军滚出满洲，为中华民族的独斗（立）、解放奋斗到底。

从此就有了后来北满最具战斗力的抗联3军。

第4章　杨靖宇到磐石

横垄地拉磙子——一步一个坎

抗联1军的发祥地，是吉林省磐石县。

磐石县位于吉林市南部，老爷岭山脉横贯境内，为长白山与松辽平原的过渡性地形，七山一水二分田。据1930年统计，全县人口209900多，其中朝鲜（族）人占2。5％，在土地问题本就严重的南满就更加严重了。而只要有党的领导，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就会化作行动，事变后转化为反日斗争也是顺理成章的。

1930年8月，磐石县委成立，同时建立共青团、农民协会、赤卫队等，减租减息，分粮抢粮。县委所在地玻璃河套，成了远近闻名的红地盘。一年后，县委扩大为中心县委，辖磐石、桦甸、双阳、伊通等县，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

“九一八”事变后，磐石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南满反日风暴中心。

日寇以“民族自治”为口号，在朝鲜人聚集区扶植亲日势力，成立“保民会”，又称“朝鲜人民会”。这种组织遍及东北各地，直属日本领事馆，加入后可以借贷，避难时有救济。1932年2月9日，磐石保民会会长朴春圃带领60多伪军，从县城来到磐东郭家店一带，抓走拒不参加保民会的反日群众23人，其中包括磐东区委书记朴东焕等9名党团员。老百姓不干了，在3名女党员的带领下，700多人跑到郭家店，将朴春圃所在的伪兵营团团围住。入夜，人越聚越多，“放人”、“杀走狗”、“打倒日本子”的口号声山呼海啸，灯笼火把照耀如同白昼。朴春圃开头还硬着头皮挺着，这工夫差点儿尿了裤子，赶紧把人放了。

4月3日清晨，日本驻吉林总领事馆警察署巡查部长松尾和磐石分署巡查本田、影泽，带领一些伪军，由走狗金汉钟等人引路，突然出现在磐东东北岔，抓走9名党团员和反日群众。中心县委和磐东区委闻讯，立即布置了一个“夺回被捕同志运动”。

这是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场景。早春黄黄漠漠的山野间，通往县城磐石镇的乡路上，几辆载着被捕同志的马车，前后是押解的鬼子、伪军。之后则是几乎清一色白色衣裤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妇女、小孩、老头，也就是十几步距离地跟着，一路喊着“他们没有罪，要抓把俺们都抓去吧”。

敌人骑马，只是那马车不能像骑兵跑得那么快，那也比两条腿快呀！俗话说，“清明不脱棉裤，死了变兔子；清明不脱棉袄，死了变猫。”马上就是清明了，那棉衣棉裤脱了的和没脱的，头上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脚下尘土飞扬，那人一个个汗流浃背，脸上汗呀泥的没了模样。几里路下来，年纪相当的，体力好的，还能翻来覆去地喊着那句话，其他的大都就剩下张口喘了，那也死死地跟住不放。

快到小孤山时，前面路口站着十几个年轻人，都是团员，为首的是后来的抗联名将李红光。敌人见势不妙，刚要动武，村子里呼号喊叫着跑来几百人，将敌人团团围住。有的喊口号，有的向伪军宣传反日救国，有的上车去解捆绑被捕者身上的绳子。松尾命令伪军开枪，响了几枪，都是冲天上放的。鬼子打马就跑，逃命去了。

从1932年5月1日起，中心县委动员、组织1000多群众，由孟杰民和李红光率领，从磐西到磐东，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示威。所到之处，吃大户，抓走狗，组织民众法庭，罪大恶极者当场处决。日伪军赶来镇压，孟杰民只身去到伪连部，讲到激动处，热血青年，热泪满面。伪连长低头不语，末了道：俺不抓你们，你们快走吧。

磐石县委成立时，就建立了一个“特务队”，主要是抓捕勾结日本人和官府的走狗，所以又称“打狗队”，磐石游击队就是在“打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

东北抗战十四年，从省委到抗联各军领导人，经常不带引号地引用斯大林的一句话，叫干部决定一切。从1932年1月，满洲省委陆续抽调吉林市特支书记张振国（张玉衍）、北满地委做兵运工作的杨君武（杨佐青）、省委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李红光、朴翰宗、韩浩、李松坡、李明海、崔山好等，这些磐石游击队和后来1军的领导人、中坚分子，就是他们举办的训练班培训的。

1932年6月4日，磐石游击队在磐东三道岗的小金厂成立时，混进来两个奸细，是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派进来的。像前面写过的那个“老来好”一样，这两个心怀鬼胎的家伙，伪装进步，颇受信赖，可以参加游击队的决策会议，结果游击队的一切活动，都在敌人的注视之下。6月14日，1分队被引入郭家店东沟，敌人里应外合，打死3个队员，打伤两人，其中政委兼1分队长杨君武身中4弹。

游击队才成立10天工夫，就遭此毒手，对地主愈加仇恨，地主就成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有人说地主也有爱国反日的，这样打不是个事儿。可是，北方会议精神马上就传达下来了，持异议的就觉得自己错了，主张这样干的也更胆壮了。结果就像7月30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中说的：

“各地的地主、会兵（即保民会组织的反动武装——笔者）、胡匪、守卫队、保卫队等，到处抓我们的群众，截断我们的交通，小孤山的房子被烧了三处。因此各地的群众不敢在家中住。”“在这些事件中，死二十六人，伤五人，被捕去七人，被毒打、强奸的不计其数。”“目前磐石的党，由县委到支部每个同志，都不能在家中住。”“磐石党旧有的基础，在目前已经被敌人破坏了，一般党和团的同志，均过着山林中的生活。”“目前磐石党已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

在这篇紧急报告中，中心县委不可能找到使自己“处在存亡的紧急关头”的根本原因，但他们好像找到了生存下去的途径，那就是让游击队与反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打着“常占队”的旗号，以此来摆脱到处树敌、被动挨打的局面。

两支性质不同的队伍凑到一起，分歧、矛盾自是难免。待到公开、尖锐起来，中心县委认为“常占队”可能杀害队内党团干部，遂令把队伍拉出来。

磐石游击队成立时，正式名称是“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对外称“满洲工农反日义勇军第1军第4纵队”。和“常占队”合并，省委认为是投降了胡子。这回脱离“常占队”，省委亲自提议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东北游击队”，结果不但没把“红军”旗号亮出去，反倒报号“五洋”——与汤原游击队的“仁和”，天各一方，不谋而合。

伊通县吉昌镇长胳膊屯地主张博卿有十几支枪，县委得到的情报是枪未放在家里，实际都在家里。11月27日，磐石游击队来到长胳膊屯，先派人送信陈述利害，张博卿说枪早让胡子起走了。队长孟杰民和参谋长（姓穆）就找上门去。孟杰民进屋面谈，参谋长在大院门口，如果发生意外，参谋长鸣枪为号，队伍即上来围攻。那队伍却在一公里之外，赶到时已经晚了。围打一天未下，孟杰民被害，同去的一名队员被俘，外面两名队员受伤。

一个半月后，游击队又在磐东泊子受到高锡甲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继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臣牺牲，还伤亡几名队员。

中国同志成了宝贝

桦甸县官领导八十余便衣队及四百余人商兵，来袭击我们的组织地域（如新开河、蜂蜜顶子、栗子沟、西四方顶子等四乡）屠杀了韩人男女四十余名，捕禁百余人。他们的口号是：“高丽反日是假的，而是日本走狗，中国人起来杀日本走狗高丽，没收他们的财产。谁杀一个老高丽，给一千吊及一个老高丽姑娘。”

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任务是正确的，只是党当了群众的尾巴，未争取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仅仅的领导了韩国群众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广大的中国劳苦群众，还未从豪绅地主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且在日本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胡匪头挑拨民族仇恨的政策下，帮助地主阶级屠杀韩国劳苦群众。因此中韩劳苦群众的联合战线，在目前完全破坏了，在客观上完全形成了中韩弱小民族互相屠杀的战争。

挑拨民族仇恨的材料之一：

老高丽告（造）反，老高丽杀中国人，高丽杀人剥皮（假造证据传单）；老高丽要回家，要夺东三省，高丽胡子，老高丽是日本走狗；高丽共产党；随老高丽是高丽走狗，私通外国；要打日本先打老高丽；留老（高）丽吃饭住宿的枪毙。

以上文字，分别摘自1932年7月2日、30日的《磐石县委报告》、《磐石中心县委紧急报告》。

不独磐石，在此前后东北各地党组织的报告中，或多或少都能见到这类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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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北满、东满、吉东，要组建游击队都得有枪，枪从何来？一买，二夺，主要靠夺。从谁手里夺？如果仍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农村都有的被称为“大院套”的高墙大院，都可以进去抢夺。但是现在不同了，那大院套的主人也有反日的，是朋友，从朋友手里抢夺东西，有这样的道理吗？造成磐石游击队两位主官同时牺牲的罪魁祸首高锡甲，当年和今天谈到他的文字，都是“反动地主”、“反动地主武装”。之前杀害孟杰民的张博卿，就是“地主”、“大地主”。没人会就此认为他是反日的爱国地主，像许多地主一样，他好像还需要点什么变故，才能显现出政治面目。而现在，遍地起胡子，他拒不交枪，是不是也有他的难处？

1935年4月30日，《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报告书》中，在回顾“那时的宣传口号很多地方超过民族革命阶段”时，说：

由于宣传过“左”口号色彩太红，结果不但为日帝及其走狗协和会、正义团、豪绅地主等直认我们为共产党、红军，而反日军队内部许多反动领袖和落后群众借此反对我们，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

而作为朝鲜（族）人还要承受的一种恶果，是北方会议路线风行时期，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成员中，朝鲜（族）人占多数。那些土地革命的对象及各色武装，哪里晓得什么“北方会议”、“南方会议”的呀，就认为这一套都是“老高丽”搞的。

1933年5月，冯仲云到海龙中心县委传达“1·26”指示信，发现到处都有党、团、少先队、儿童团、妇女会、反帝会组织，工作有声有色，却都是在朝鲜（族）群众中进行的。中心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党组织，也几乎全是朝鲜（族）同志，即强调要把党团和群众工作深入到汉族群众中去。

打日本光靠少数朝鲜（族）人不行，得把汉族群众发动起来，星星火火，你得燎原呀？这道理谁都懂，谁都着急上火。可懂汉话的人少，讲得流利的更少，出了“高丽屯”就跟哑巴差不多，怎么宣传、组织呀？待到“与日帝造谣污蔑合为一致”时，就算汉话讲得再好，见你是个“高丽棒子”，也没人听了，几句话不合就可能动起手来，甚至当走狗把你杀了。

1932年（无月日），《团珠河特支给团省委的第四号报告》中，有一个自然段的“特别报告”：

团特支和党特支一个团派三个同志到帽儿山去工作，去路中不意往（应为“遇”——笔者）一群散兵无条件被杀二个（一个团员），另一个同志幸得逃回性命。因此，特支往外派同志问题困难莫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