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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节

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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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叛徒,一般来说,对于他叛变之前的正面的东西,人们是不大愿意提及的。堪称东北党和抗联中职务最高的叛徒,宋一夫在这方面,似乎也真没什么可谈的。而他的出生时间则告诉我们,在吉东、南满、北满3个省委的历任书记中,他的年纪是最小的。就是在穆棱游击队,几位主要领导中,也是如此。同样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是本该让人想到“年轻有为”的吉东党和抗联的这位重要领导人,据说却是能力平平,连他自己也这么认为。

1936年4月26日,《老宋(宋一夫——笔者)给代表团的信》中说:“现在负此重要责任(指5军政治部主任——笔者)在力量上太不胜任”,“代表团定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为要。最好在5军派遣队内派一最得力的干部领导才好,千万不要疏忽”。

1937年(无月)5日,这时他好像刚被任命为吉东省委书记,又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历史及工作方面谅同志详细,我本是一个无计划无领导能力的一个人,现在负这两重大责任实有力所不及,在我本意更不欲作这种有其名而不能担其责工作,目前正处于战事紧急关头,一切问题更须具有果断解决,最低限度重大责任者,要有政治基础,若不,在执行工作上恐有莫大防(妨)害。我是为了我党前途巩固和路线重大计,希在开吉东省党会议上要详细的来解(决)我的问题才好!若不这样,恐在我前途工作上有危险性。”

难说是真情,还是假意,我们知道的是作为叛徒的能力和杀伤力,却是很大的。

日本战犯、伪满警务总局特务处特务科长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有这样的文字:

他(指哈尔滨特务科的“优秀特务”泉屋利吉——笔者)所使用的最得力的密侦是宋一夫。宋一夫曾经是第二路军第五军周保中部队的政治部主任,1941年(应为1938年——笔者)在五常县同警察讨伐队交战中负伤,因伤情严重而脱离部队,潜入哈尔滨市内,躲在买卖街的情妇家中养伤,被特务泉屋发现。宋一夫在泉屋的威胁和利诱下终于叛变,成为泉屋的密探,被任用为警察官。1941年末,宋一夫接受泉屋的指示,接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同长春工业大学内的组织取得了联系,负责在哈尔滨召开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工作。同年12月30日,终于在哈尔滨召开了由警察伪装的党的扩大联席会议,将到该地集合的20余名学生党员全部逮捕,一网打尽,揭开了所谓的“一二·三○”国民党第一次逮捕的序幕。

1943年,宋一夫又接受泉屋的指令,接近东兴县委韩某等4人,发现了由张瑞涛组织并领导的在巴彦、木兰、东兴县内成立的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抗日救国会组织,1943年3月15日逮捕了420名爱国者,将其中的265人投入监狱、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还有比叛徒更可怕的敌人吗?

1939年2月1日,《中共吉东省委执行部关于叛徒宋一夫、关书范、曲成山等事件的通告》中,说宋一夫:

一九三八年八月在第二、四、五军部队联合远征的途中,在中东铁路南一面坡附近宿营中,籍词巡查步哨,趁机潜逃。临逃以前将所带重要文件、图书、自来得手枪遗留给本部。临逃时拐去公款一千二百元,小手枪一支,并诱同本部随从副官王树生(宋的同乡)一同潜逃。

比宋一夫小两岁的关书范,宁安县人,曾任吉东局团委书记,5军1师政治部主任、师长,5军党委书记。2路军西征失利,宋一夫逃跑,关书范率一师余部返回刁翎地区后,以“假投降”为名,与日寇三道通工作班接洽。这个之前也曾审讯、判处投敌叛变分子死刑的人,被以同样的罪名处死。

有人拿程斌与关书范比较,都是中学毕业,都是主力军的主力师长,都有很强的工作能力,都曾受到器重和信赖。不过,关书范似乎更侧重于政治方面。此人思想活跃,乐于也敢于发表见解,点子也多,来得也快。有人说他是5军的才子。

6军21师参谋长韩铁汉,名叫铁汉,却是个软蛋。但他没叛变前,不能说是软蛋。程斌也曾被评价为“对党忠诚”。关书范成为叛徒不久前,还被认为“足为革命模范”。宋一夫叛逃前一个多月,还被视为“党中央所注重的纯洁干部,故有重要委托”。而其在西征途中,还表示“愿以最后一滴血来执行党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日本鬼子说宋一夫,“因伤势严重而脱离部队”,有老人说他只是腿上负了轻伤。沿途那么多关卡盘查,他能和副官到得了哈尔滨,说明只能是后者。他把重要文件、图书和匣子枪都留下了,只带走1200元钱和防身小手枪,这时好像还未想投敌叛变。但他临阵脱逃,说明他思想动摇,感到抗战胜利无望了。

1938年后的叛徒迭出,都离不开当时环境的大背景。

10月4日,即宋一夫叛变两个多月后,《崔石泉、郑鲁岩给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说:

自日本法西斯强盗更进一步的实行其归屯并户毒辣政策以后,的确增加我们更多的困难,因为没处吃没处住,有些失掉民族自信心的分子,就有了动摇的表现,日寇的奸细也就趁机鼓动,因此在旧历三月间就有一师二团一连的叛变,逃亡江东,三师七团三连有四个弟兄叛变当小线,在旧历四月初旬二团受了日寇奸细刘龙海的挑拨,把副官长张文青、科长金铎、队员李浩顺三个同志用斧子砍了,带领全团投降义顺号。其中有六个同志带枪跑回来了,警卫连前后叛变的共有八个,其中三个当小线,三个投降,两个踪迹不明。正月间一团有三个叛变投降了,地方工作叛变投降的一个,叛变未遂被查出处死的五个,二师先后叛变的有五团(好胜)九人,七团(占一)全团,八团(孟尝君)二十多人,四团六人,六团(三江)全团叛变又缴回来了。

1939年6月15日,《中共北满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从去年五月到今年五月这一年中间,队伍重要损失,并不是作战中受损失那么多,而是多部分都叛变逃跑的。

三军二师五十余名在蓝志源叛变下(省执委)(二师师长),暗杀二师最有历史的同志二十余名过后,投到方正。

去年九军零零碎碎投敌共二百余名,十一军投敌大概能有四分之三的比例。

1939年3月24日,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

不但平素革命军队基础不稳的部队大批叛降日贼,即较巩固的中心军队亦起动摇,因日贼广泛利用叛徒而动摇乃益见扩大,以致发生上级干部重心领导干部都起始动摇逃亡者。

而下层战斗员之动摇叛降,犹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

曹曙焰老人说:

军部有个秘书叫赵伯华,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谢文东和李华堂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通称“赫团”。9月10日拂晓,将鬼子教官、指导官全部处死,祭旗誓师抗日。

赫团是5军策反的。这个团的中下层军官希望加入9军,看中的是李华堂带兵有方和军事才能。团长赫奎武与谢文东是故交,私人关系极密切,结果被编为8军7师,赫奎武为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东北有些胡子带有家族性质,像笔者家乡的黄钖山,就堪称“家族绺子”。而在抗联的11个军中,家族色彩最浓的是8军,军部人员多为谢氏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谢文东的干儿子也不止一个关文吉。这么多人参加抗联,当然是谢家的光荣,却也带来弊端。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不服管束,谢文东再“护犊子”,只要为了8军的利益,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人也就有恃无恐。8军与友军的纠纷、摩擦,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一些山林队乐于投靠8军,也不无这种因素,得意这一口。

“一枝动,百枝摇。”无论日本鬼子听没听过这句东北俗语,也是深知个中道理的。在七七事变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会容忍赫团的这种行为,引发多米诺效应。10月1日,调集数千日伪军“讨伐”牡丹江沿岸,捣毁5军、8军、9军后方基地,进攻赫团,并先后出动16架飞机轰炸、扫射。8军撤到方正县五影山2师密营,被围半个月后断粮,加上官兵尚穿单衣,饥寒交迫,赫团动摇。日寇趁热打铁,派出依兰、佳木斯商会和地方豪绅与赫奎武联系,许诺只要回去,不但不计前仇,还要提升他为少将旅长。10月30日,赫奎武带亲信20余人下山了。

一进一出,这场闹剧只上演了50天,赫奎武算个什么东西且不说了,对8军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

许多山寨、密营被毁,越冬粮食、衣物被掠走,这个冬天怎么过呀?更可怕的还是心理上的影响。眼瞅着赫团出来、回去,什么事儿没有,赫团长还要升官了,8军各部陆续开始出现逃亡、叛降。

与此同时,日寇也加大了对谢文东和8军的诱降力度。

伪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部附、雇员、工作班员白土五郎,认为土龙山暴动后,农民之所以跟着谢文东抗日,是因为暴动时打死了饭冢朝吾大佐,“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是进行诱降工作的要害和条件”。于是,日伪大肆宣传老百姓是好人,是受了谢文东和共产党的欺骗、胁迫,只要弃戈归农,既往不咎,仍为良民。就是说,“匪首”谢文东是被剔除在外的,不能成为良民,等待他的只能是“严重处分”。

这种分化瓦解谋略,也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逐渐地鬼子也不能不明白,对“匪首”只是一味严惩不贷,只能使其死拼到底,“匪团”也难以溃灭。“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诱降当然也一样。

1936年2月25日,白土五郎与“开拓之父”东宫铁男“谋议”,决定以“一九三七年春节为期,向谢文东部队内派出两名工作员,直接与谢文东会面交涉”,并拟定“诱降条件”:“(一)归顺后在一定时期内,在工作员当中由对方指明两人为人质留在谢文东部队内。(二)对归顺者绝对不杀。(三)归顺部队得保有自卫性武器,充作自卫团。(四)归顺者中有希望归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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