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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节

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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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路军来说,这是个从未有过的凶险、危殆的时刻。

程斌叛变后,东边道西部几县党组织和残余部队,不约而同地东进。这一刻,杨靖宇一路不断分兵诱敌的部队、被打散的部队,以及各地密营的后方机关的小部队,正在撤离濛江,陆续北上。途中不断与敌遭遇,牺牲、被俘、失散。一是到处都是敌人,很难躲避;二是必须弄吃的,就得见人,就可能碰上“赵廷喜”,敌人就来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队,也不知道“甩”的地点,再牺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当地,或者回家,或者投亲靠友,远走他乡,隐姓埋名,潜居下来。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濛江县龙泉镇西翁圈被叛徒杀害后,1方面军的境况亦如上述。

与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无日)《魏拯民同志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说的:“一般干部中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动摇、悲观、失望等现象。”

魏拯民是3月在桦甸县头道溜河得知杨靖宇牺牲的消息的。追悼会后,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和1路军干部会议,史称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决定警卫旅和2、3两个方面军主力出击长图线以北,在穆棱、五常、宁安、汪清等地分散游击,同时加强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条件。并决定从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恢复、开辟地方工作,重点是延吉、桦甸、磐石地区。还决定派总部秘书陈秀明去苏联,希望通过苏联的帮助,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魏拯民在《报告》中说:

自一九三七年以后,这些地方党组织,都先后遭到破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叛徒等的告密,与该地的工作人员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从被破坏后,大部分地区工作没有恢复,这主要是有轻视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坏之后,即未派人进行恢复工作;同时也不培养有关这方面的干部,持着放之任之的态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着秘密同志个人关系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初建立、发展党组织的那种环境了。遍地的“集团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难万险,绝非一时半会儿就能见到成效。但是,抗联要生存,要战斗,就离不开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须千方百计去开拓,否则只能坐以待毙。

这时,敌人的“讨伐”重点已经开始从东边道转向延吉、吉林地区。9月底,野副昌德的“讨伐”司令部也推进至延吉,准备进行秋冬季“大讨伐”。在此期间,韩仁和率领的警卫旅,金日成率领的2方面军,陈翰章率领的3方面军,在老天爷和土地爷的协助下,四处出击,均取得相当成绩——留待后叙。

魏拯民把应该想到和能够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将都请来,也无力回天了。

应该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体衰者、其他对革命工作有妨碍者向苏联疏散。”

从10月下旬开始,在飘飞的初雪中,2方面军和3方面军余部,踏着满山落叶陆续过境撤入苏联。

“弃置”

魏拯民给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开篇是这样子的:

敬爱的同志:

在正式报告我南满党与第一路军的各种问题之前,先陈述一下我们几年来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会(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笔者)以后,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尔滨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小册子以后,就完全断绝了中央与北满的关系,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体指示与中央发行的文件与通讯,即对一般群众所发行的书籍报纸等亦见不着迹影。同时,狡猾的日贼还从四面进攻我们。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从。当目前伟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之际,我们却似入于铜墙铁壁中,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这封有年有月无日的信,应该是在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前后写的,应该是由陈秀明送去苏联,交给中共代表团的——这是头道溜河会议的重要决定之一。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封信的节录,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据说,陈秀明下落不明,共产国际方面也未见到这封信——这位被仙人洞老人亲切地称为“八个爪”的原桓兴县委书记,凶多吉少应是无疑的了。

就算这封信送到了苏联,又有什么用?王明、康生早夹着皮包走人了,谁还管东北抗联?

许多老人说,今天几号了,星期几呀,那时没这个,也用不着这个。清明栽土豆,谷雨种大田,那时庄稼人挂念的是节气,种庄稼不能误了节气呀。参加抗联了,一年里印象最深的日子,一个是看到树枝鼓苞了,高兴啊,抗联的好日子要来了。再一个是树叶落了,天气凉了,老天爷变脸了,愁啊,这一冬怎么熬呀?什么生日、年节呀,没了,连大年三十都不知什么时候就过去了。有人问现在是民国多少年了,有人就说多少年了咋的,你还能包顿饺子,给大家伙儿过个年哪。新兵会问现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骂:去他妈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红色中华》,在一篇介绍东北抗联的文章中,竟将赫赫有名的赵尚志,写成“郑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国青年团的新任务》中,则说“满洲游击队中有名的女将李红光(现在十八岁)”。不排除抗联和早期游击队中,有叫李红光的女性,可这“有名的女将李红光”却是谁呀?有名的、连在延安的毛泽东都知道的李红光,只有前面已经写过的、一年前牺牲的1军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

把“赵尚志”写成“郑尚志”,问题不大。东北四大游击区难以通联,信息隔绝,可以自己想办法。可与中央失去联系,对于这支原本就难以支撑、一直在奋力支撑着的队伍,意味着的却是什么?

周保中屡次派人进关找党中央,连人也没了踪影。派人去苏联,欲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央联系,也是一样。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从7军饶河驻地出发,越过乌苏里江,在苏联比肯滞留一个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经回国外,仍是一无所获。

1月31日,周保中在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说:

代表团负责同志们!东北斗争环境是异常严重,党组织内有极大危机,我此来是非常不容易,并且绝无可能久于滞留。在你们重视抗日民族革命战争,重视东北党七年来血的斗争和今后的前途,你们负有领导重责。过去一年以至二年,你们对东北实际上是放弃了领导,造成今日许多严重危机,那么,现在是再不能“漠视无睹”,贻误革命发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给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措辞严厉地写道:

最后坚决的向你们坚决提出严重抗议的意见,你们若再放弃对东北党严重时期的领导,而不迅速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吉东党首先将要向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控告主席团和中代,我们将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团。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已明确批评指出: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控告王明、康生渎职、不作为,将抗联“弃置”!

撤销满洲省委,致使群龙无首,内部纷争。更加恶劣、不可思议的,回国前竟然未置一辞,对浴血奋战的东北抗联漠视无睹,弃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冯仲云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站在布尔希维克的自我批评立场,向中央提出批评。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的在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着错误责任。

关于东北党和抗联最终不得不退往苏联,当年和今天都能共识的原因之一,就是与中央失去联系,断线的风筝似的,孤军奋战。

而日本人认为“南满省委崩溃之原因”,“中共是否无此余力,或是否由于对在满党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视不救,即或并不明显,但对南满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对策,从××(全光——笔者)之供述亦可明了,从而可认为此乃崩溃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给海参崴“丁山”转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信中,提出10个要求解决的“紧迫”问题。魏拯民的《报告》,也提出了“对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项,分别为“干部问题”、“文件问题”、“物质方面”和“将来交通联络问题”。

干部问题(军事、地方、技术等各方面):

南满省委第一路军,自一九三五年以来与中央以及哈尔滨省委断绝了联络关系以后,上级机关并未补充一个干部,一年一年的高级干部(有工作能力的干部)以及其他优秀的干部不断的损失,虽然由较有能力的队员与党员中提拔补充,但由于长期多次的战斗牺牲,目前暂存的已为数极少了。如今后仍然不能由上级机关得到补充的话,就很难执行一路军的各种重要工作与完成党军的任务了。关于对干部所要求的具体条件,都要托去者代为转达。因此,希充分研究后,为南满与第一路军将来整个发展和开辟工作上考虑一下,乃是我们非常盼望的。

我们要求的干部是:高级军政干部五人(但必须是能担当一路军总司令与南满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干部二十人(有县区委能力者),中级军政干部十人(能担当师长以上的职责者),技术人才(制造炸药,使用无线电,制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来。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

关于干部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还须要中央的帮助〔这里附带批评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严重指出如何帮助满洲的干部,但实际上数月未(应为“来”——笔者)一个人也没有派去,中央实际没有执行自己的决定——自然干部的十分困难,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关于满洲具体须要中央派的人,俟讨论满洲工作时提出〕;另一方面,当然要省委自己加紧干部的训练(学生已陆续派了人去,训练班已部分的开始)。

前面说过,那时连许多不识字的士兵都会说的一句导师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从满洲省委到各地方党和武装,一直都在千方百计地培养、提拔干部。1933年1月7日,在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游击队的指示信中,要求“在开展游击运动的基础上进行一个入党的号召,为增加五倍党员而斗争”。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给人民革命军党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红五月当中,为发展一倍党员而斗争”,“要师、团、连提拔三个以上干部”。吉东特委和4军、5军,“建立教导班(或教导队)”,“选拔的学员要聪明、积极,有民族觉悟,识字最好,不识字的优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简单明了,合乎目前实际工作的急切需要”。“要大胆的提拔,不要条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对于老队员,他们打日本好几年有坚决牺牲心,经过我们领导很久,有相当的政治军事的经验,更应大量的提拔之。”

实际上,抗联各军的师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在斗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

只是无论怎样突击提干,“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

以第二次头道溜河会议参加者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韩仁和、陈秀明、金广学、金柏山、黄海峰,共计八人。除金广学、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笔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变,陈秀明失踪,幸存者仅1路军军医处长徐哲一人。

东北抗联培养干部的另一个途径,是派去苏联学习、深造。在这方面,比之关内党和红军,东北党和抗联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了。特别是吉东、北满,过江就是。而且派过去的学员,又非各军教导队和赵尚志任校长的政军干校学员可比,堪称优中选优的重点培养对象。像李延平和陈荣久,学习归来就当军长。

让人莫名其妙又恼火的是,许多人一去不回,转道新疆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陆续出现在关内战场了。

1936年2月20日,《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中说:

党组织及各种工作之发展与建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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