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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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我们常说“广大人民”，如果没有中间势力这一大片，何来广大呢？　1944年春，中外记者组成赴延安参观团，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匪”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他还说：“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此言极是！当时，各国在重庆的驻华使节，最爱聆听的是张季鸾为他们作世界与中国的形势报告。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不用事先通报，随时可以面见老蒋。他与周恩来更是密友，在他患肺病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有周恩来和老蒋派来的卫生部部长。这个平静场景，就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　　　
　　　　张辞世后，蒋介石为拉拢王芸生，让他赴美访问，后因特务报告：王与周恩来往来密切，此行乃作罢。重庆当时的人口为　60万，《大公报》的发行量达10万份，是另外前七家报纸发行量的总和。　　　
　　　　作者王芝琛说：两极对《大公报》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都是反对的。毛泽东称自由主义者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把《大公报》及其总经理胡政之，纳入“中国民主个人主义”之列进行拉拢。胡政之在赴香港恢复《大公报》香港版前来到南京，急于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统治的司徒雷登，还郑重其事地派秘书傅泾波前往拜访，准备了洋房汽车，并试探请其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毫不为动，毅然赴香港去开辟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天地……。
　　　　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此话是在1958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四周早已是“讨伐”《大公报》的一片喧嚣。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说，他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上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王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官衔”引诱，当《大公报》刚迁入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刚到，紧接着陈布雷（蒋介石的秘书长）的电话就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送去了丰厚的“薪水”，王芸生并没给陈“面子”，将“聘书”和钱款一律退回。　　　
　　　　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大彻大悟。他说，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我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他悔恨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王芸生也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王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　“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王芸生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张），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王芸生是自学成才的大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能于告别人世前，有这样极赋良知感人至深的自我忏悔的精神境界，除健在的巴金外，中国能有几人？　　　
　　　　《徐铸成回忆录》结尾部分这样说：“我走入新闻界时，正当中国新闻事业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旧一代的报人，正努力于新闻规范化，使采访、编排、言论各方面改革趋于定型，以张季鸾、胡政之先生苦心经营的《大公报》可为代表。其贡献在力求翔实，讲求新闻之效果。新的一代，则致力于思想之奋进，对读者，偏于注入式的灌输，不讲宣传实效。在此模式（笔者按：说白了，就是斯大林新闻模式）下，你要重视新闻的客观规律，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他还将新闻工作这一行的领导人和佼佼者的年寿作了一个发人深思的比较：古人说：“是故择业不可不慎也”。这话，我想想有道理。比如美术家每多长寿，因为他们经常写字作画，可以陶冶性情，且可锻炼眼神筋骨，甚符合养生之道。而新闻工作者长期俾夜作昼，饮食无定时，作息无秩序，所以易损健康。翻阅我国近代新闻史，可以无愧称为报人的，寥寥可数。王韬存年最长，六十九岁，梁任公五十二岁，戈公振四十五岁，邹韬奋四十九岁，张季鸾五十四岁，胡政之五十七岁，类多不过“中寿”。而新闻记者必须明是非，辨黑白，敢于秉笔直书，我国又一向无言论自由之环境，因而被害者更屈指难数。如宋教仁存年仅三十一岁，黄远生三十二岁，史量才五十六岁；其余如邓拓、金仲华、范长江、浦熙修、杨刚、储安平……等优秀新闻工作者，在“文革”中被迫离开人间时，有的刚年近六十，有的不到五十，正在才华焕发时期，不幸已做了古人了！笔者以为，像王芸生活到79岁，徐铸成活到85岁，就算是新闻界稀有的寿星了。　　　
　　　　另据2001年9月22日《华夏时报》刊载《大公报》报人朱永良的长文《囚禁北大荒》披露，1957年《大公报》“反右派”运动斩获颇丰，大约三十人被划为“右派”。计有：朱沛人、毛健吾、袁毓明、赵恩源、萧凤、戈衍棣、单于越……加上被发配到北大荒劳改的朱启平（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写出《落日》名文的大记者）、萧离、徐文兰、高汾、余阅、尤在、吴永良和石文华等八人。此后，这家民营的《大公报》，就陷入时乖命蹇的厄运之中……　　　
　　　　我们不可能与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一个姓“资”的帽子与之一刀两断。先驱者们的精神遗产，理应受到尊崇。但这些先驱者不是圣贤完人，他们不能不受世界观、政治观、信息源的限制，缺点错误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是可以理解并应予谅解的。钱钟书在1932年《大公报·世界思潮》上曾经借评论休谟之际，痛斥文化虚无主义。他说：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在他同时代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钱钟书散文》第123页）
　　　　报纸要改革创新，乃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不屑一顾，来个一刀两断。办报人不懂办报规律，一切按“长官意志”和“官本位”体制行事，非碰钉子不可！同时当代报刊正在与电视（现在又加上香港的《凤凰卫视》《阳光卫视》）进行着激烈竞争，又在报业同行之间进行着激烈竞争。加入WTO之后，竞争必将更加激烈。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必然是那些忘记自己的衣食父母——读者和观众的传媒。试问：群众怎么会有非看你这张报、你这个台不可的义务呢？当然，机关报与民营的《大公报》和三十年代上半叶史量才主办的《申报》，二者的办报方针是大大不同的。但办报规律却有相同之处！诸如：赢得读者越多越好，出名记者、名评论家、名编辑和名经营家越多越好。报纸受实践检验的速度，可谓立竿见影。　　　
　　　　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之上的独裁，低效僵死的单一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它在新闻方面的表现，在中国也是影响深远的。邓拓主持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就是一次破斯大林新闻模式的成功尝试。报业同行不会忘记那时真正实行“双百”方针时版面上的丰富多彩，以及充满了魅力的岁月。那时的《人民日报》难道不姓“党”吗？　　　
　　　　这里，我想起了1989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组织的关于斯大林新闻模式的讨论。新华社前副社长、高级记者李普在学术研讨会上首先发言说，当进入解放区初次听到两句话感到很奇怪，后来才多少理解了。这两句话是：报纸是不见面的指导员；报纸是公开的文件。由于报纸是“指导员”和“文件”，它就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特权地位，并影响到新闻政策、新闻体制，甚至新闻文体等一系列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种新闻模式有多少合理性和多大程度上不合时宜？与会的同志说，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便是“斯大林新闻模式”。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摒弃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党的监察和舆论监督对权力相互制约的体制；以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新闻工作的习惯性思维和特权性的宣传与新闻合一的文体，遂使报刊面目可憎，思想僵化，宣传说教化；主持政治者和评议政治者一体化；新闻管理人治化。于是形成了体制上的官本位式的衙门化。遗憾的是，这场有意义的讨论，以后没有继续下去。　　　
　　　　芝琛兄这本《百年沧桑》，也可以说是为《大公报》正名、辩诬、平反的好书，老《大公报》人看了，会长舒愤懑如释重负。如针对“《大公报》起义”说，作者强调：周恩来多次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报纸。既然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怎么会向人民起义呢？还有“小骂大帮忙”说，“政学系机关报”说等等，作者都用铁的事实予以辩驳。为节约篇幅，本文不拟赘述。　　　
　　　　从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大知识分子的骨气、才气、锐气和书生气。他们在中间道路上摇摆着如扭秧歌，但总的倾向则是两个字：爱国。为此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屡遭诟病。哲人逝矣，但他们胸中的浩然正气，笔下的壮阔波澜，将永垂史册。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何从政治上文化上争取团结中间势力，从而获得更加众多的读者（如今对象和条件皆有变化）的青睐，仍然是所有报业和传媒面临的一个亟待回答的崭新问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长命百岁命中多舛青史标名的《大公报》，已经从二十世纪跨进了很不寻常复杂多变的二十一世纪。然而，厉精更始，事在人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但愿这个有着勇于创新、精英辈出的光荣传统的战斗集体，焕发青春，真正做到“有容乃大，无私则公”，为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寻找远去的报馆
——写在《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出版之际
？　王芝琛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于2002年2月已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是我大约十年前就萌生的念想，今日终于可奉献给广大读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至各个领域，新闻媒体也由“完全一律”走向个性化，这在改革开放前是不可想像的。在报刊上，也零零星星的出现追忆“1949年以前《大公报》”的文章。我突发奇想，可否出一本书，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反映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概貌，编者也不必为“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作辩，请读者自己鉴别。如果能为新闻媒体改革起到点借鉴作用，那就更好了。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的社评以及那时的照片，是最能反映实况的。于是这两样成为我搜集的主要目标。但《大公报》资料，在十年浩劫中几乎损失殆尽，要想搜集谈何容易……
　　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属于“文人论政”的报纸。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新记《大公报》以来，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四不”说到底就是独立办报，不受党派、金钱、私利和权势所左右。正如新记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所说：“我们对任何人或党派并无说好说坏的义务。除去良心的命令以外，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我们在私的意义上，并不是任何人的机关报，在公的意义上，则我们任何人甚至全世界任何人，只要在正义的范围，都可以把《大公报》看作是自己的机关报。”
　　“文人论政”就是文人参与谈论政治。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主要是通过社评实现的。《大公报》始终坚持每天一篇社评。自1934年1月由胡适先生建议《大公报》开辟“星期论文”专栏，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