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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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举钱钟书为例，他既非中共，也非国民党，但他却是《大公报·世界思潮》（这个专刊由对爱因斯坦和罗素有相当研究的学者张申府主编）的积极撰稿人之一。三四十年代，他发表了《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约德的自传》、《大卫休谟》、《旁观者》、《作家五人》、《英译千家诗》、《白朗：咬文嚼字》、《英国人民》等大量纵横捭阖的精彩文章。
萧乾也不是中共党员，他曾先后四次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现培养了大批作家。杨绛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就是三十年代经萧乾发表的。另外，他们还举办过文艺奖金。卢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均得了奖。此外还发表了陈白尘轰动一时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 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及《偶然论在上海》；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曹禺的《我如何写（雷雨）》……
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中国有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国民党已是百年老店，中国共产党也过八十周年。你《大公报》能在国共之间“不党”么？这不是找“夹板气”受吗？这与今天强调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党性，不是背道而驰吗？
任何报刊都有它的倾向性，或激进、或保守，或革命、或反动，有可能实行“中道而行”吗？
以胡、张、王等为首的《大公报》领导人，几十年来硬是按“二不”社训干了，而且在大陆一直干到1966年。《大公报》以出色的独家政论为最大特点，它还培养出了大量名记者，可谓精英云集，享誉中外。例如：范长江（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杨刚（建国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萧乾（1939年～l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往来于欧战莱茵河前线、柏林和纽伦堡，二战后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见《南德的暮秋》）、彭子冈（发表过访宋庆龄、宋美龄、郭沫若和《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等名人的专稿，号称“重庆百笺”；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曾出访苏联、印度、芬兰和第二届青年联欢节。1954年任《旅行家》杂志主编）。还有诸多名流：徐铸成、李纯青、吕德润、张高峰、梁厚甫、曾敏之、朱启平、黎秀石、费彝民、陆诒、潘际炯、唐纳、梁羽生、唐人，罗承勋、唐振常、戴文葆和陈凡、孔昭恺、徐盈、高集、杨奇、金庸、谭文瑞……真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名家太多，恕不一一。
对《大公报》的褒贬评说，一直是中国新闻史、政治史上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大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如何看待中国各阶级、阶层里的“中间势力”？他们比起国、共两极来，人数多得不可比拟。他们站在哪一边，这才能决定哪一边是赢家。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廓清《大公报》的是非功过，还它一个历史主义的公道评价。
三十年代，在左翼文化工作者中，流传着一句出自王明的名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话是大有来头的——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说：“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然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他还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743页）
中间势力的作用，我可以举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间路线观点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现。今天，由中国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农工民主党，就是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于1947年演变而成的。我还可以举出中国民主同盟（它更是中间势力的有突出代表性的政治组织），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的都是知识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级人物，计有：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
1949年4月末，中共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八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党中央决定，为了及时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辗转到香港，再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同志，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当时，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以及许多作家、演员，还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总共有三百五十人以上。《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当然也在其中。
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不仅是中共在三四十年代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也不仅是要在当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的问题；我认为，从长远看，它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问题，对中国二十一世纪的政治走向，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对这个问题真正进行了理论思考的，我认为是晚年的胡绳。他于1995年3月22日在武汉关于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的谈话中，首先讲到了关于要十分重视“中间势力”的问题。胡绳说：
现在讲这段历史的书，主要讲国民党和共产党，讲它们之间的矛盾斗争；论阶级，这是两极，一个是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其实，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所以我想，除了国、共两个角色外，还应有第三个角色，这就是中间势力。乔木同志一次谈过去的文学时曾说，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第三种人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这本书要着重讲一讲中间力量。
1927年大革命为什么一下子失败了？就是因为中间势力大多数偏向国民党。后来抗日起来了，才发生根本变化。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站到国民党那边的也有，但很少。
中间势力是什么人？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过去说，资产阶级是中间力量，工农、小资产阶级才属于共产党一边，是革命的依靠、基础。实际上工农、小资产阶级只是革命的可能的基础。就阶级论，它们是革命的；但就具体的人来说，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是处于中间状态，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共产党走。要做很多工作，才能使他们跟共产党走。这一部分人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应当说，中间的力量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
社会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没有这个主体，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硬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游民运动。这种看法应当说是触及到了要害问题，在方法上还有点唯物主义味道……在“五四”后的论战中，陈独秀虽然反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的看法，实际上没有驳倒他们。现在来看，粱、张的看法有很多是不对的，革命事实上也胜利了，但他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当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解决，是靠后来的实践才解决的。靠农民来搞革命，是可能变成流寇式的革命。后来古田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流氓无产者、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本来陈独秀等人反驳他们，不外是说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都不行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去实现社会主义，而梁、张认为必须先实现资本主义，然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他们论点虽然不对，但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样跨越资本主义呢？陈独秀等当时当然回答不了，直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上、下篇，只有做了上篇，才能做好下篇；并说中国目前不是资本主义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这种话在此之前恐怕共产党内无人说过。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在解决、回答如何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道路，一直走不通。
国民党在大陆解决不了反帝、反封建两大问题，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所以，农民、中间力量最终只能跟着共产党走。中间力量，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先是右倾的，后来才左倾。蔡元培是个明显的例子，甚至邹韬奋、胡愈之，开始也是要走资本主义的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后来却参加了共产党。就拿胡适说，开始同情蒋介石清党反共，后来又同国民党进行人权斗争，尽管最终屈服了，但始终保持一定的独立，直到晚年在台湾还因批评国民党而受到围攻。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中间力量经历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它形成不了独立的政治力量，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最后总的说是站到共产党一边。中间力量有不少代表性人物，他们影响一大片。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
……
有些事情，就要重点研究，运用切实的材料进行深入分析，弄清楚那些重要的别人没有讲过或未讲清楚的问题。如中间势力，就要抓住一些代表性人物和事件加以分析、说明。发议论也不是说空话，而是结合史实分析来发议论，夹叙夹议（以上所引胡绳谈话，均见2001年第3期《历史研究》）。
胡绳晚年真正做到了“回归自我”，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解放思想，曾经被扣上“新右派”的帽子，受到某些棍棒理论家的讨伐。但吓人战术早已不管用了！理论必须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我认为《大公报》在二、三、四十年代的之所以赢得了那样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声音。我们常说“广大人民”，如果没有中间势力这一大片，何来广大呢？ 1944年春，中外记者组成赴延安参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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