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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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50〕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我们的冲突？》，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第9页。
　　　　〔52〕希利斯·米勒（Miller；J。Hillis）：《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
　　　　〔53〕《文艺研究》2000年版，第5期。
　　　　　　说明：本文曾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之“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学术研讨会（2001年8月23－25日）上宣读。　　

　
“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　傅国涌
　
　
一
　　　　1958年，毛泽东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张季鸾这些人办报很有一些办法。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1〕。　　　
　　　　《大公报》有什么“好经验”？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传统？1931年5月，胡适为《大公报》一万号纪念刊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2〕。一句话就准确抓住了《大公报》的命脉。　　　
　　　　自1902年6月17　日英敛之在天津租界创办《大公报》，中经1926年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三人联手开创《大公报》新局面，提出“四不”方针，为百年报业开辟出一条“新路径”，到1941年5月获得世界性的荣誉，《大公报》把中国民间报纸“文人论政”的传统推向了峰巅，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胡适语）、舆论界的“一根柱石”（范旭东语）。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状中说：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该报自于1902年创办以来，始终能坚守自由进步之政策；在长期作报期间，始终能坚执其积极性新闻之传统；虽曾遇经济上之困难、机会上之不便以及外来之威胁，仍能增其威望……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3〕　　　
　　　　“中国报纸获得国际荣誉奖章只此一家，只此一次。”〔4〕此前东方获此殊荣的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张季鸾面对巨大的荣誉，发表了《本社同人的声明》社评：“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5〕　　　
　　　　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大公报》始终“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力图“用舆论的力量纠正这个时代的错误、黑暗与罪恶”，不断地“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是王韬、梁启超以来文人办报的传统，也是《大公报》的传统，是新记《大公报》风靡乱世中国几十年的关键，在整个百年报业史上还没有另一家报纸曾经攀上这样的高度。百年回首，我们依然为此感到骄傲、激动、悲伤，甚至沮丧。
二
　　　　一百年前，英敛之初创《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的宗旨，标揭“大公”的旗帜，在腐朽、黑暗的皇朝末世以无党无偏、直言敢谏而著称。熊少豪在《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中指出：“《大公报》创办之始，宗旨纯正，言论激切，一时声誉鹊起，惜锋芒太露，致遭官府之忌，而惹政客之注意，卒为某党所收买，坐是营业日散，销路日减。”〔6〕但它　“敢言”　的精神长久地被人们所记诵。　　　
　　　　“办报非难，持久斯难，而百折不移卒能发扬光大者，斯尤难之难也。”〔7〕在中国报业史上能历经风云变幻、几度易主坚持下来并发扬光大，影响了几个时代的应首推《大公报》。1926年9月1日，《大公报》中断了一年之后终于续刊，发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署名“新记公司大公报记者”），提出前无古人的“四不”方针：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8〕
　　　　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年头，在邵飘萍、林白水惨遭杀害之后不久，有了这样的“四不”承诺，人们才有可能了解“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这是不幸之中的一幸，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呈现出的亮色。也正是因为这样，《大公报》才迅速从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胡适）。自近代报纸产生以来，无论上海的《申报》、《时报》、《新闻报》，还是北京的《晨报》等都没有像《大公报》那样持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公报》作为同人经营的民间报纸，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常说，他们是“文人论政”、“为民请命”，言论始终是它的生命线，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它的言论之所以享誉海内外是因为：　　　
　　　　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竭力将“我”撇开，尽到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重视对政治的言责，与对社会扶助匡道的责任。〔9〕　　　
　　　　《大公报》的作为，实际上就是中国报纸要成为“第四种权力”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在他们看来这是“现代报纸应尽之职务”，体现了他们“服务社会”的志趣。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深怀文章报国之志”〔10〕，而没有个人私利的追求。张季鸾《无我与无私》一文说得很清楚：“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11〕他不仅身体力行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大公报》人，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三
　　　　张季鸾的三“骂”，他对屠杀青年的抗议，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明确反对这些就不必说了。“九一八”　之后，他发表《望军政各方大觉悟》社评疾言厉色——“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凡过去现在政治上负责任的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人！”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当局被迫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两天后《大公报》发表的《愿国民清夜自问》社评直接指出“皆上层社会之罪”，“今执政之人，固昔年不从事革命者，其能凛然反省，与民众共同奋斗，幸也。不然，惟有望大多数民众之自为……真正救国大业，最后必由民众自己完成之。至于现在社会优越地位之人，不从速努力，必尽遭淘汰无疑耳”。　　　
　　　　1944年以后王芸生开始在重庆《大公报》严厉批评时政。12月4日即日寇占领独山前一天，他发表社评强烈批评国民党政府，反对“以空间换时间”，主张彻底革新政治：（一）、“凡国人皆曰可去的人尽量去之……容纳党外人参加国务及政策……”；（二）、“在民主统一团结抗战的大原则上宣布党派问题解决了”；（三）、“宣布与热诚助我的盟邦更进一步合作”〔12〕。同时呼吁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在12月22日的社评《晁错与马谡》中，他提出“除权相”、“戮败将”的主张，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　　　
　　　　二十多年间，《大公报》从来没有放弃舆论监督的自觉，保持了“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即使是1935年12月起天津《大公报》发表青年范长江轰动一时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女记者彭子冈为桂林《大公报》写的通讯“重庆百笺”，都生动地披露了社会黑暗、官场黑幕等。早在1930年4月11日、6月6日和1931年3月12日，《大公报》就客观报道了红军的消息，并配发短评赞美红军纪律严明。1945年9月2日，《大公报》记者采访米苏里号上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报道也与其他报纸不一样。仪式结束，虽然笼罩在胜利的狂热气氛之中，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却“语气沉重”、感慨地对记者说：“今天无论是投降的日本还是受降的各国，都应该忏悔。”〔13〕　　　
　　　　1945年11月22日，复刊不久的上海《大公报》如实报道了李健吾、金仲华、周建人、徐伯昕、马叙伦、唐彛�、许广平、傅雷等知识分子签署的文化界宣言，要求即日废止新闻检查制度，禁止一切非法没收取缔书刊行为，恢复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1948年7月8日，国民党悍然查封有二十年历史的民间报纸南京《新民报》。1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社评。随后又发表毛健吾、曹聚仁、胡道静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在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大动荡中，《大公报》对那些侵犯人权、鱼肉人民的恶劣行径，几乎都进行了报道，并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等评论）。
四
　　　　这样的言论、报道决定了不仅常常会得罪权贵、朝廷，而且也遭到过共产党的猛烈批判。　　　
　　　　1930年，《大公报》因为客观报道中原大战，不见容于南、北军阀，在蒋介石的南方被扣（4月7日全文刊出冯、阎系将领鹿钟麟领衔劝蒋介石下野电，有“论者谓善言为先生说完，恶行为先生作尽”句），在阎锡山控制的平津受到“警告”。《大公报》为此在4月24日公开发表启事，公布“警告”内容，并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地方政令虽愿遵守，至于官厅谅解与否，只有听其自然。”〔14〕第二天又发表社评《诉之公众》，再次强调“不卖”的主旨，一时名声大震，不到半年，发行量就由三万上升到五万。　　　
　　　　1935年12月3日，张季鸾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对宋哲元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激怒了这位手握大权的平津头号人物，遭到停邮处分。南京、上海报界纷纷发表评论声援，到12月12日才解除。
　　　　1943年2月，王芸生发表催人泪下的《看重庆，念中原》社评，蒋介石勃然大怒，下令《大公报》停刊三日。　　　
　　　　1946年6月23日，“下关惨案”中《大公报》记者高集遭殴打受伤。　　　
　　　　1947年，《大公报》重庆版8名记者及家属、上海版记者唐振常、驻广州特派记者陈凡先后被捕。　　
　　　　同年，在国民党上海党部宣传指导会议上，特务头子方治甚至指着上海《大公报》经理曹谷冰威胁他：“《大公报》如果不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　　　
　　　　这是《大公报》坚持“文人论政”，报道“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的必然结局。最后连王芸生也因发表同情学生运动的社评，1947年12月30日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对他破口大骂。1948年7月，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王芸生之第三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