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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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和所有相知的朋友都好！　　　
东　平　　　　　　　　　　　　　
十月廿二日
　　胡风原注：叶先生即叶挺。不算“自由”的短篇即《叶挺印象记》，较“自由”的一篇即《善于构筑防御工事的翁照垣》。后一篇虽发表时较“自由”，但我没有发表，因为我不同意对于对象的看法。
　　晓风补注：胡风1937年10月26日日记中记有：“得东平等信”。从济南寄出的短篇，上信胡风原注是《暴风雨的一天》，此信却注为《叶挺印象记》。这里，应是胡风搞错了。因为《叶挺印象记》文后所署日期为10月22日，而下一信中又说明了该文是随此信寄出的。
　　“翁照垣”为东平的一位战友，情况不详；欧阳山（1908～2000），胡风和东平在左联时的朋友，作家。
（三）　1937年10月28日自南京
风兄：
　　廿二日信收到。前信及《七月》二本收到时曾覆上一信，并寄稿二篇——《叶挺印象记》、《善于构筑防御工事的翁照垣》，不知已收到否？《叶挺印象记》恐未收到，兹再寄上底稿，请查收。辛人已到汉口去了，谅已见了面。《七月》你们用全力来支持是很有意义的，现在较有力量的文艺杂志实在太少了。你叫我写的稿子要现实些，是很对的。你大概还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空想的人，有时形容辞、名辞等用得不妥当，希望能负责任改一改。我现在正努力使文句写得平易些。
　　我还在南京住一住。此次在济南逛了一块钱的窑子，病又来了，很糟，好在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医手！祝你和许多在念中的朋友都好！　　　
东　平　　　　　　　　　　　　　　
廿八日
　　胡风原注：这里提到的劝他“要现实些”，大概是对记翁照垣那一篇说的，因为他主观地把对象夸张了。
　　晓风补注：胡风1937年10月31日日记中记：“得东平信”，指的应是此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胡风对东平的作品多数评价很高，但他对东平的创作从来都是严格要求，容不得一点“不现实”之处。
　　对于东平在生活上的不检点，胡风感到十分痛心。五十年代初，他在长诗《时间开始了》第三乐篇《英雄谱》中怀念东平时写了以下一段：
　　终于有一天
　　我接到了你一封信
　　好像夸耀似的告诉了我：
　　“最近
　　逛了一块钱的窑子
　　淋病又发了！”
　　我拿着信纸
　　有一股冷冰冰的东西
　　从手指头窜进了我的心里
　　亲爱的亲爱的
　　你发了什么昏？
　　　你做了什么事？
　　　我记得回了你的信
　　但没有法子触到这件事
　　…………
　　你把创作和生活分成了两半
　　一半想要忠诚地去拥抱
　　在历史重压下面痛苦着的人民
　　另一半却放纵成了一个动物
　　把劳苦人类的悲哀和羞耻
　　当作了你这一团血肉的祭品！
（四）　1937年11月19日自武汉
风兄：
　　近来好吗？念念。我搬来大和街二六号和辛人一起了，电话是二四六八六。因为要完成一个长篇，每日在桌子上钉根，没有来看你。《七月》出版了，我看到广告了。为了我的弟弟在南翔打仗受了重伤，又失了踪，非常悲痛，情绪非常激动，好在还能坐下来写文章。大约这长篇（是欧阳山，草明，于逢，邵子南和我五人的集体创作）日间就可以完稿，打算自费出版。这边出版界我很生疏，我想日间来和你商量关于此书出版的计划，来之前必定有信先和你约定一个时间。
　　祝健！你父亲病怎样了？
　　　聂兄及田间兄的地方请告我。　　　
弟东平　　　　　　　　　　　　　　　　
十一月十九日
　　胡风原注：大和街二十六号即新四军办事处。失踪的弟弟即《第七连》的连长丘俊。长篇即《给予者》。
　　晓风补注：这年的11月8日至11月11日，胡风去了老家蕲春。11日回汉当天的日记中记有：“我不在时，东平，辛人来过。”东平当是11月上旬来到武汉的。后又有以下记载：“11月13日，东平来，谈了一会，他同意了把记叶挺的一篇再写一下，明天交来”；“11月14日，东平来，送来了记叶挺的文章。”《叶挺印象记》后发表于11月16日出版的《七月》第3期上。　（待续）

　
我看电影（二）
？　王　怡
　
　
《斯巴达克斯》
　　　　令人着迷的义军领袖。张承志说，义军领袖和牧羊人，是最自由的两种人生。与李自成、洪秀全毫无共同之处。伟大的项羽或可比乎？
　　影片中的元老院首脑谈到兵权在握、有独裁倾向的克拉苏，有一段话实在是妙不可言。说：罗马就像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寡妇，大多数罗马人敬她如母，而克拉苏却想要娶这位老小姐为妻。
　　照这个比喻讲下去，当一个人僭取了公共权力后，无疑就将所有民众当作情敌，将那不受制衡的权力看作情妇，忍不住要翻云覆雨。古人云：“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早点明了女人和权力之于男性的相似性：一曰征服、二曰独占。因此对于任何胆敢挑战公共权力的企图，肉食者便会像勇敢的情人一般拔出剑来，大喝一声：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
　　电影中让斯巴达克斯和克拉苏爱上同一个女人，正是这个绝妙比喻的一种延续。这个套路后来的《勇敢的心》也来了个如法炮制。
　　而在相对民主的政体下，就不用当真和独裁者争风吃醋了。公共权力从掌权者藏娇的金屋走出来，走向广场、议会和法庭，走向乡村、街道和民众，终于成为人尽可夫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像美国总统，在自家人里，连床笫之欢也要拿出来奇文共赏，差不多和他手中的权力一样人尽可夫了，但一涉及国际问题，克林顿、小布什们还是道貌岸然，俨然就成了克拉苏。把那个抽象意义上的“American”，当作是他的“罗马”，他的情妇和禁脔。
　　斯巴达克斯和克拉苏，仿佛离我们都太远。我愿用中国几千年的起义者，去换一个斯巴达克斯，让皇帝都要对他的女人垂涎三尺。
《以父亲的名义》
　　保护“好人”的权利，总是从保护“坏人”的权利开始。
　　我曾对学生说：假如有一桩无头公案，侦破不了。警察要抓人逼供，绝不会来找我。并非我有权势，而是绝不讨好，过不了关。你们会说：王老师怎么可能杀人呢？他们要找，便是找隔壁街上那个夜不归宿、吃喝嫖赌、常常进出于局子里的张三娃。大家会说：原来是他，难怪不得！
　　当爱尔兰激进分子在伦敦再三制造公共场所爆炸案，民众的恐惧、愤怒和激昂的民族情绪，把警方的气温不断拉高。“血债血偿”，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呐喊。于是这几个来自爱尔兰、又行为放荡的小混混便成了替罪羔羊。接下来的内容，就是持之以恒的上诉，以及社会在血压平缓、危机过后，对此案的不断反思和回顾。民众再次聚集街头，为释放“六君子（中文版的翻译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而摇旗呐喊。
　　那几个爱尔兰“二流子”越是在道德上一无所取，这部片子才越是有意味。丧钟到底为谁而鸣？好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他们的权利一般而言在现代社会都有较好的保障。最容易被漠视的恰恰是少数派，是我们不大喜欢的家伙。对隔壁张三娃的权利侵害，构成了法治大堤的一处管涌。你知道洪水会在什么时候破堤而出，降落到任意一个人的头上吗？
　　1956年，刘少奇强调说：“要保护反革命分子的法律权利。”他说：“当案件不是依据合法程序处理时，即使被捕的人实际上是一个特务，逮捕也是非法的。”
　　这些话石破天惊，昙花一现。即使拿刘少奇本人做了验证，到今天也还是有许多人不服气。
　　为什么呢？是否因为我们凡事总是“以人民的名义”，人家却是“以父亲的名义”。
　　还记得阿甘的名言吗，“我妈妈告诉我，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
　　不是总统、不是老师、更不是民主党，而是他妈妈告诉他的。
《巧克力》
　　什么样的人会对巧克力充满仇恨？
　　对巧克力浓厚的可可味、黄金般的色彩、粘稠的姿态，或者对她少女般的甜蜜、对可可因诱发的开始低烧的欲念，充满了仇恨和畏惧？
　　并不是那个每个周末向村民们宣讲圣谕的年轻教父，那个年轻的教父在扫地时都忍不住要扭起著名的“埃尔维斯·普林斯特（猫王）的胯部”。那个背后长胡子的、精通历史的、给教父批改弥撒词的镇长，才是小镇上惟一对巧克力充满了仇恨的人。
　　朱丽叶就像是一条蛇，来到这个法国乡间的“伊甸”，再一次拿着花样百出的巧克力，对夏娃亚当们说：吃吧吃吧，“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越来越多的市民爱上了那浓浓的可可味，爱上了那种开始低烧的欲望。巧克力成为了将人们从拘谨的生活状态下搭救出来的白衣骑士，成为沟通亲情与隔阂的润滑油，甚至成为了改变婚后性冷淡的壮阳药。人们开始跳舞、欢笑，七旬老人也勇敢追求梦想多年的黄昏恋了。巧克力，伟大的巧克力。像伟大的凯撒一样莅临，“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在色香味之间，竟是如此轻易的破去了意识形态的守身如玉。
　　在一个像当年加尔文主政的日内瓦城一样的小镇，在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眼里，为什么巧克力会构成对于“以德治镇”的威胁？巧克力仅仅是情欲的某种象征吗？一个迷恋在巧克力当中的女人，也许就是天生的荡妇？一个像麦当娜在T恤上所标榜的“material　girl”。而男人们居然喜欢上了巧克力，更加是放开闸门的洪水猛兽。巧克力让道德开始自渎，让统治者在深宅大院对大众的欢笑充满戒心。
　　不由得想起我曾呆过的某所学校。那位校长只要一看见两位教职工在一起窃窃私语，忽然间又爆出一声大笑，他便感到莫名的惊慌，和一种局面已不受控制的挫败感。就像影片中的每一个人借助了巧克力的神秘力量，越来越能够把握自己的生活时，惟有那个精通历史的镇长，对于自己的全能统治，却开始丧失去信心。
《哈里之战》
　　枪支泛滥，是我们常常诟病的美式民主几乎最不可救药的地方。
　　热兵器时代与冷兵器时代相比，有一个区别，就是政府对于武力的垄断。冷兵器是垄断不了的，即使秦始皇融天下兵刀，铸成十二铜人。但菜刀镰刀与青龙偃月刀、铁木棍子与丈八蛇矛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太大。一进入热兵器时代，当政府拥有了导弹、坦克和战斗机，基本上可以说，民众这才从此丧失了起义或是作乱的能力。所以现代社会中，我们只听闻世界处处都是部队叛乱和军事政变，但绝对不可能再有市民暴动。
　　这部美国老片便描写了一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一个普通市民哈里，面临警察局非法强加的无妄之灾，为保卫自己的房子不被拆毁，哈先生求告无门之后，以宪法为根据，拿起来复枪，开始对抗暴力机构。哈里的保卫战持续了数天，通过传媒的力量，最终真相大白。哈先生上了电视，成为令人人敬仰的“社会英雄”（令人想起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罗伯特·德尼罗饰演的那个《出租汽车司机》），因为他体现和捍卫了美式民主的一个闪光点，并形象地诠释了一句格言：“枪是最好的平等器。”尽管这种事即使在美国，也只是一个好莱坞缔造的乌托邦，却可以从中彰显持枪自由的政治寓意。
　　这种政治寓意在美国有着历史的路径，不是可以照搬的东西。美国《人权法案》之所以赋予或说保留了公民拥有枪支的自由，根源于独立战争。人民拿起武器赶走了一个暴君，如果说这是正义和合法的举动，是革命而不是叛乱，那么顺理成章的，人民自然就有拿起武器赶走另一个未来暴君的权利。建国之初，大家认识到政府作为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拥有巨大公共权力的统治者，是极易膨胀、极易蜕变为暴虐的工具的。而武器不仅是一种平等的象征，更是在特殊时期一种可以反击政府越位的实际力量。
　　这种持枪传统的代价我们当然一清二楚。但我最关心的一点是，哈里先生算不算一个革命者？哈里先生犯罪了吗？
《毒太阳》
　　主人公密迪亚的音乐老师波里，在临终前充满沮丧地说：“真气人！我度过了如此多姿多彩的一生，但死之前居然看见了什么？载满鹅的火车！真气人，我看见的竟然是载满鹅的火车！老天！”
　　载满鹅的火车有什么不对吗？载满鹅的火车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够让一个音乐家死不瞑目。政治警察密迪亚逮捕了高托夫上校后，坐在汽车里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他在阴郁中重复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