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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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引导出版社 1944年6月初版。这是一本从多棱角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文选，长达五百余页。书前有阿瑟·魏礼写的一篇短序。他写道：“中国早期的《昭明文选》和《玉台新咏》确实曾把许多佚作或不经见之作保存了下来。”他认为萧乾这本《千弦琴》的选编是做了件好事，并举书中的《孙中山伦敦遇难记》为例。序言最后说：“在中国，为人作序首先是友情的表示。此序虽不敢与中国古代那些优美的序言相比，但这也是发自友情的由衷之举。”全书共分六卷。第一卷是《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分作诗歌、散文、随笔、传记及书简等项。诗歌从湖畔诗人柯勒律治做了一场梦后所写的《忽必烈汗》，选到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威廉·燕卜荪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校赴内地时写的《南岳的秋天》。第二卷是《欧洲旅行家笔下的中国》，从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一直选到英国诗人奥斯伯特·斯特威尔民国初年访华时所写的《北京的声与色》。第三卷是《人物画廊》，从以东汉的焦仲卿为男主角的古诗《孔雀东南飞》，沈复的《浮生六记》，一直选到四十年代项美丽所写的《宋氏三姐妹》。第四卷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五卷是有关中国文化及艺术的。哲学方面选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第六卷是民间文学，内分民歌、格言、儿歌等。
英国《观察家》报（1945年11月11日）上刊载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书评《评萧乾编的〈千弦琴〉》，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
（五）《吐丝者》（Spinners of Silk）是萧乾自选自译的散文小说集，乔治·艾伦与恩德公司，1944年初版，1945年第二次印刷；有瑞士苏黎士德译本，出版者：布尔—弗拉格社，1947年版。收有《雨夕》、《蚕》、《篱下》、《雁荡行》、《栗子》、《矮檐》、《俘虏》、《破车上》、《印子车的命运》、《上海》、《邮票》及《花子与老黄》等十二篇。
英国杂志《今日之生活与文学》（1944年10月）上刊载了印度旅英学者穆尔克·拉贾拉南的书评《评〈吐丝者〉》，有左丹译文（见《萧乾研究资料》）。
三、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以后，萧乾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1951年初，萧乾参加了湖南省岳阳县筻口乡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全过程是四十二天，其间他跟农民同吃同住十来天，根据对外宣传的需要，用英文写下了《土地回老家》，曾连载于第3卷第8期至第4卷第 3期的英文版《人民中国》。当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英文单行本。萧乾本人把此作译成中文，由平明出版社于1951年11月出版，后收入《萧乾文集》第3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此书有宫崎世民日译本（鸠书房，1993年7月版）以及俄、德、法、印尼、缅甸等十一种译本。
1952年萧乾还曾把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译成英文，在英文版《人民中国》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
1953年，他被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译文》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这之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为止，主要从事英译文的工作（《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好兵帅克》、《里柯克小品选》、《培尔·金特》等；与人合译的有《屠场》、《战争风云》、《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等）。
进入思想开放的时代后，萧乾重新拿起笔来。他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中写道：“可惜我的日记统统毁于‘文革’中，否则我本可以专就在英国演讲的经历写一本书，那不会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2〕“如今，太平日子来了，想写点回忆录，搞点研究，可旧时的书籍、笔记、日记、卡片，早就统统化为灰烬。”〔3〕
二十二年不正常的年月损害了他的健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接下了南京译林出版社社长李景端上门约的《尤利西斯》一书的翻译工作。合译《尤利西斯》的那四年（1990至1994），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成果的一段岁月。1998年11月20日，他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写了一篇《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病房里，在连字典都拿不动的情况下，他还坚持将《夜幕降临》初稿译完。我在这个基础上定稿，作为合译，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于 1998年12月出版。这是莱斯·马丁所著美国新科技探案小说中的一种。关于住了将近两年医院的萧乾，我屡次听主任和大夫们说：“真是个奇迹。”我知道他们指的是他神采奕奕，完全不像是个病人。耳聪眼明，不断地读书看报写文章。其实我知道，是对文字工作的执著和热爱化为精神力量在支撑他。他走后，我马不停蹄地整理他的遗著，《萧乾英文作品选》和《萧乾作品精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最后，向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呕心沥血的阎纯德、鲁健骥、余心乐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注释：
〔1〕见《萧乾文学回忆录》第164页，华艺出版社1992年4月版。此书收入《萧乾文集》第7卷。
〔2〕〔3〕见《未带地图的旅人》第136、第17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此书收入《萧乾文集》第7卷。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对“新文人”的整体透视
？ 祝 勇
一
记得八十年代，校园里很多人都为一本名叫《第四代人》的论著激动过。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第一本专门评述六十年代出生者的学术著作。在当时语境下，这群身份平凡、没有任何特殊履历的年轻人竟然因没有经历过苦难而成为稀有品种，他们的一帆风顺既令人羡慕又为人诟病，他们成为代际更迭的一个异数。在今天看来，这代人不过是一个过渡，是中国由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蜕变过程中的临时景观，是历史街景中的匆匆过客。他们的代际文化刚刚浮现出轮廓，就“让那些被命名为‘长江后浪’的新品牌所取代”，尽管那些更年轻的面孔甚至还没来得及证明自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和耐心，但不管怎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代际更迭正在以加速度进行，即使“第四代人”还正处于嗷嗷待哺的发育状态，他们就已经被后来者迫不及待地当成文化老人了。
时间显得过于匆促，仿佛任何事物都没有充分成长的时间，包括塑料暖棚里的蔬菜、猪圈里的肉猪，以及那些由人脑奔向电脑的学术。科技改变着人们的计时方式。人们不再滞留于古老的时间中，因而发现了时间巨大的修改力量，它使人们在走过同一年龄刻度时留下迥然不同的表情。时间斩断了事物的连续性，新生事物大量涌入，势如破竹。它们来路不明、身份难辨又无法躲避，它们日益成为敷衍、肤浅、浮躁的借口。
“第四代人”的特别之处主要来自与时间的错位。这代人既没享受计划经济的好处，也没捞到市场经济的实惠。他们试图以精神的纯度，与杂芜的世界划清界限。这不仅成了他们写作的最初动机，而且在这批后来被定义为“新文人”的创作群体的写作文本中得到证实。这些人目前分布于各学术单位、报刊媒体和以书斋命名的车间中，在驳杂世界的一角享用自己的早餐。他们停留于自己的时间，当然，有时也难免异想天开地企图使其成为格林尼治时间。在充满缺口与间隙的时间轨道上，他们坚持着自身的连续性，有如“五四”一代，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心里还在惦记古希腊城邦制度。“新文人”显示了他们的固执，这种固执使其内心与外界的差异日益明显。不知这两种相反的力量，会使他们最终断裂，还是像冰炭相激的淬火一样，把他们炼成钢铁。
有人把他们称为“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对现实永远持一种挑剔的态度，理想主义者只想成为天国的臣民而不在乎俗世的绿卡。应了周晓枫一句戏言：“理想主义就是让自己始终过得不理想的那种主义。”他们可能对变幻莫测的现实游戏抱有惊奇，对情节的复杂推进怀有期待，但是他们永远不是游戏中的一员，这保证了他们的观察角度。当股票、期货、旅游、出国、IT、IC……成为时代的主要内容，当师弟师妹们对知识的索取仅限于将自己变成某种行业的一位熟练操作者，当被人文大师们揭露过的历史场景重新浮现，“新文人”们却在隐匿于时光背后的河流上持续着古老的旅行，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那里的山林河谷的神秘和离奇。
他们获得理想主义者的身份有些身不由己，他们是被革命时代抛入世俗时代的陨石，带着往昔岁月的巨大惯性。他们坚硬的裸露使他们格外显眼。他们对物质的横行持有尖锐的批判立场，却又试图避免颐指气使、横扫一切的嚣张，这使他们陷入尴尬和矛盾。他们最初是以叛逆的身份出现的，谨慎地防止父辈的旧病在自己身上复发。绝对化的理想和暴力常常是孪生兄弟。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人”身上又带有反理想主义色彩。在他们身上居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因素，这使他们在单纯的同时，又显得极为复杂。
二
固然，“新左派”多出自六十年代一群，有些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诸如《鞍钢宪法》的合理性这类难度系数颇高的证明题情有独钟。应当承认，他们是学术上的八级工，但是，总体上讲，这群自幼在革命传统下长大的红孩子，却大多成了自由主义的私生子。长成以后才发现，他们的面容与父辈们大相径庭，却与“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精神传统有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缘关系，不知那个主义有何等魔力，竟可借腹怀胎。当积极自由主义和消极自由主义之争出现的时候，“新文人”中大体都站到消极自由主义一边，把老伏尔泰的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当成座右铭。他们趋同于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的立场：“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1〕毕竟，人们的理想纷纭复杂，很难相互比较高下，更难于排出次序。有一些价值是无法比较的。由于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对于世界的认识，版本越多，就越有利于了解真相，而不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人类只有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并把价值冲突看成不完美的标志。鲁迅先生就对“以众虐独”的现象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孔多塞在谈论古希腊城邦时也曾满怀忧伤地想到，“当时哪怕是最完美的政体结合，最多也只是以人类半数的自由或幸福为其目标的”〔2〕。因而，个人空间的最大化和社会对个人进行干预的最小化，始终是缠绕着人类文明史的重要主题。“新文人”如同“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更多地从启蒙时代思想家那里获取精神资源，把宽容视为对人类理解力局限的一种补救。约翰· 格雷说：“正义并不只是以一种声音说话。”〔3〕“新文人”对知识分子的自我圣化持怀疑态度，他们造话语霸权的反，也绝对不是为了自己体验拥有霸权的快感。他们深深感到了一元化的危险，因而他们并不因自己的自由而影响他人的自由。
体现在“新文人”身上的最主要的文化特征，就是在理想的坚守中，对一元主义、对绝对理想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敬文东在他的著作的一开始就说：“这本小书充满了偏见、呓语和胡说八道——这是首先要提醒读者注意的。这说明作者本人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更不知道何处有真理；他只相信：真理大于凡人，它不是凡人能够掌握的，真理最多只存在于人间的少数尤物手中，而像他这样渺小的凡夫俗子所能拥有的，不过是些无聊的偏见罢了……既然如此，读者就不得以真理和正义去要求这些文字排泄物了。”这段话并非虚假的谦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新文人”对他人的宽容和对自身的省察。
“新文人”在叛逃上代和上上代的绝对精神的同时，却低估了更年轻一族的“逃逸速度”，仅仅几年之后，后者便集体开始“胜利大逃亡”。他们惊讶地发现，八六级和九○级有着巨大的差异。相对于前辈，“新文人”是反理想主义者，而相对于后生，他们却成为精神家园的守护者，而且，随着市场化的一代逐渐成为时代主流，“新文人”的理想主义者身份也愈发凸显。他们独守时间深处的孤灯，志在接续文化的香火，对物质时代的简单法则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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