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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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仅是利用曹睿对司马懿的猜疑，稍稍使了那么点儿坏，就把这堂堂的司马大将军给拉下了马！
　　诸葛亮使出的坏点子叫“反间计”。他派人到洛阳等地散布司马懿谋反的谣言，同时又四处张贴司马懿兴师废君的榜文告示。曹睿果然信以为真。而朝中司马懿的那班同僚们，像很多中国人这种时候通常都会表现的那样，纷纷地对他落井下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真正肯替他求情说话的，极少。幸亏大将军曹真可惜他司马懿是个难得人才，上奏力保，司马懿才侥幸捡了一条命。但那显赫的职位自然是保不住的，他便只得回家去养老了。
　　风云变幻，诸葛亮出祁山伐魏，屡败曹军，曹魏全军上上下下，没有人能是诸葛亮的对手。眼看着，曹魏的江山就危险了！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的耐人寻味，国家的危机，对某些人来说，往往却反而倒是好事，是机会。这说法看似荒谬，却被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着。司马懿的复出，就正可做个极好的例子。魏国面临着的严重危机，使魏主决定重新起用司马懿。而那本来已打算着要老死家乡的司马懿，在这曹魏国难当头之际，竟然戏剧性地时来运转了。
　　司马懿是何等样人。经此大起大落，他何尝还不明白，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能临危授命被任命为“平西都督”，在某种意义上讲，竟全靠的是诸葛亮的“功劳”。因为满朝的文武，此时只有他司马懿可在疆场上与诸葛亮去一较高低。有诸葛亮一天在，他司马懿便一天在朝中有用，政敌就奈何他不得。而如果哪天诸葛亮一旦不在了……
　　在“空城”里虚张声势的诸葛亮虽然势单力孤，此时虽正是歼之灭之的大好时机，但老于世故、深谋远虑的司马懿，这时候却不能不去考虑许多战场之外的东西，比如，在一旦魏军大获全胜灭掉蜀国后，自己个人的生死存亡。很显然，一旦抓住了诸葛亮，魏国面临的大敌也就不复存在了。既然魏国不再有致命的死敌，自己也便失去了独特的价值，就很可能会在动不动就激烈地“内耗”的朝廷中，再一次被政敌们置之死地。
　　中国的事儿往往就是这样，很多东西不是干不成的，而是当事人出于各自的某些切身的利害考虑，有意地设置障碍，成心地不愿去干成它！而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内耗”，也向来都是一道异常可怕的“风景”。老于世故的“人精”司马懿，又如何敢无视之？断然地决定不进“空城”，放宿敌诸葛孔明一马，岂不是同时也就为自己留出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我想，这或许才是司马懿最终没有派兵去拿下那唾手可得的“空城”，眼睁睁放走夙敌诸葛亮，那难以向人明言的苦衷吧？朝中残酷的倾轧与“内耗”，或许不能不成为这位“平西都督”作出一项决定时，无法不时时去反复掂量与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些是他的“工作环境与背景”。他司马大将军虽已赶到了“空城”的城下，虽已眼看着胜券在握了，但就在此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书中的司马懿，竟突如其来地下令撤兵了！
　　大凡是读过一点点“三国”的人，对“空城计”的这段情节，当然都肯定是熟知的。这一明显反常的决定，若稍稍去加以思索，你便会发现很多的疑问。正是这种种蹊跷和疑问，引起了我对此进行探究的强烈兴趣。而随着这一探究的逐渐深入，我的目光，也渐渐由那座小小的“空城”，进入到了弥漫着重重迷雾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进入了这一传统中那黑黢黢的深层结构……

　
《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一文正误
　
　
　
　　　　王澍先生的文章《中国近代著名人物败笔拾遗》（载《书屋》2002年第3期）发表后，在读者中颇有反响。近来，李骏、任羽中、袁昕、舒罕等读者来信，就王文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特别是指出该文所列鲁迅四条遗嘱有误。鲁迅的原文是：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以上原文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第六卷中的《且介亭杂文末编》。
　　　　两相比较，王文所列每条遗嘱中的头一句话，即“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彻底否定关爱”、“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当系作者的“评语”，而非鲁迅的原话。用同样的字体排印造成了混淆。另外，遗嘱第五条中少“空头”二字。
　　　　在此，我们对上述读者的指正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为我们编辑工作中的疏漏向广大读者致歉。
（本刊辑）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的“权力”焦虑
？　何言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领域出现了两种极力书写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的小说潮流，这便是“反腐败小说”和“官场小说”。“反腐败小说”因为对国家意识形态“反腐败”号召的积极响应和对民众呼声的热切表达，加之以大众传媒的着力推介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倡导与鼓励，产生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影响。“官场小说”虽然未能获此殊荣，它的社会处境有时还相当微妙，但却有着同样广泛的读者基础。虽然如此，它们却在学术界遭到了冷遇，文学研究界对于它们的学理性探讨，至今仍是难得一见。实际上，虽然它们在思想艺术的创新方面并无太大的推进，但却以对政治领域的丰富书写和对“权力”焦虑的切实表达而有着相当特别的研究价值，在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历史背景上，中国的政治领域从省级机关的政治生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再到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乡村选举，都在其中有着相当真切的反映。我们正可以通过对这两种小说潮流的研究，深入探讨在九十年代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当中政治领域的基本状况和政治伦理的变迁，并且对政治权力的主要焦虑——即权力建构的正当性和权力基础的合法性进行深入检讨，在此基础上，或许能对政治伦理的现代性重建以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益的思考。
政治伦理的严重关切
　　在“反腐败小说”和“官场小说”当中，九十年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出现了新的变化，一种不讲政治原则的、以实利性为核心准则（即祁智《陈宗辉的故事》中所说的“官场没有是非，只有利益”）的“官场伦理”（即所谓的“不正之风”）已经对国家意识形态所积极倡导的“人民伦理”〔1〕和最为朴素的“民间伦理”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通过对这种威胁的真切书写和对“官场伦理”的严正批判，“反腐败小说”和“官场小说”对当下中国的政治伦理表现了深切而又严峻的忧思。
　　中国共产党所积极倡导的“人民伦理”，主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作为核心的道德准则，其与“官场伦理”间的严重冲突，在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李唯的《中华民谣》和《腐败分子潘长水》、祁智的《陈宗辉的故事》、田东照的《跑官》、《买官》和《卖官》，以及王跃文的《国画》等大量的“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当中，都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在《陈宗辉的故事》当中，初入官场的年轻大学生陈宗辉虽然奉持着“人民伦理”所积极倡导的伦理原则，本着全心全意地为离退休老干部们服务的态度兢兢业业地勤勉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但在日常工作特别是在机关分流中，仍然不免有“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和危如累卵的感觉。他的全部的工作努力以及建立其上的自尊与优越，在“学生会副主席”林和平的后台与背景之前简直不堪一击：“他把林和平当对手，并且曾经认为这个对手不堪一击，实在是庸人自扰、不自量力。他垂头丧气，内心深处受了重伤似的……很久才从思想的深处浮出来。”遭受了现实重击的陈宗辉，最后也不得不放弃原所奉持的“人民伦理”，臣服于旋涡一般强劲有力的“官场伦理”之下，开始寻找自己的后台以保持和谋求自己的权力与利益。《陈宗辉的故事》充分揭示出“官场伦理”是怎样吞没和改造着一个奉行“人民伦理”的单纯而热情的年轻“干部”，将一出灵魂的悲剧令人震惊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李唯的《中华民谣》所着力书写的，实际上正是“人民伦理”的尴尬与“官场伦理”的凯旋。小说以老徐作为中心，形成了省委书记——老徐——机关群众这样的伦理关系。老徐的尴尬主要在于，他是以“大公无私”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人民伦理”处理其与上级领导以及机关群众间的伦理关系的。老徐是机关里“最没有权势”的政宣处长，这对机关里的人们不能带来丝毫的实际利益。“单位的人只有在发学习材料的时候才想到还有个政宣处”，所以，他这个“不值钱”且“含金量低”的处长，起初在机关里备受冷落，而其在后来被群众拥戴为书记，也出于机关在权益分配上的等级关系所导致的群众逆反心理。然而，老徐在担任了书记之后，奉行的却是“人民伦理”。他对单位纪律的整肃、他在人际关系上的缺乏变通以及他对集体财物的一尘不染，甚至他对群众疾苦的真诚关怀和他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时时刻刻保持清醒的共产党员意识”的自觉倡导，这些无疑属于“人民伦理”之表率的积极行动，竟都被群众讥讽为“三座大山”而敬而远之，并且被群众借机“推翻”。群众在后来对老徐的又一次推举，也无非认为他“代表大家到省委出头”，可以“为群众办事”，并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这里所奉持的，仍然是实利性的“官场伦理”。
　　虽然在《陈宗辉的故事》和《中华民谣》之中，“人民伦理”　处境严峻，但在当下中国的政治领域当中，实利性的、不讲政治原则的“官场伦理”并不能够处处得逞。在向本贵《栗坡纪事》当中，我们所目睹的，就是这种令人振奋的政治局面。《栗坡纪事》的整个叙事进程，就是“人民伦理”的坚持和“官场伦理”的溃败。
　　在“反腐败”及“官场小说”当中，诚实守信、知恩图报以及乡亲、血亲和友谊等最为基本的“民间伦理”，也与“官场伦理”间产生了严峻的冲突，从而也产生了“官场小说”中一种特有的、正面书写这种冲突的叙事模式。何申的《村民钱旺的从政生涯》、贾兴安的《一张白纸》和王梓夫的《死谜》等小说，集中书写了来自民间、奉行“民间伦理”的钱旺、国二辉和李小毛等人进入官场之后而与“官场伦理”间的严重冲突，表达了他们在冲突中的困惑与焦虑，以及对“民间伦理”的坚持。何申笔下的钱旺在“海选”中被选为葫芦裕村的民主理财领导小组组长后，极力以乡规民约作为自己的行事依据，奉行着公开公正的基本原则，因此也与奉行着“官场伦理”的乡村领导不断叫板；而在《一张白纸》中，“民间伦理”与“官场伦理”间的冲突，不仅是其基本的叙事模式，更是其最为突出的主题话语。《一张白纸》所书写的，主要是农民国二辉在“民主选举”中被选为村长进入官场后的尴尬与不适，文本的叙事进程，实际上就是像“一张白纸”般的奉行“民间伦理”的国二辉不断被“官场伦理”所涂抹的过程。在当选村长之前，国二辉与村民们之间不过是奉行着“民间伦理”的乡亲关系，而在其当选之后，这种关系却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其与村组织内部的其他成员之间，以及他与所有的乡亲甚至包括其兄嫂之间的关系，均都按照“官场伦理”建立了全新的伦理秩序。这种伦理秩序的建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乡亲们对其态度的陡然变化：“个个见了他点头哈腰，一口一个村长地叫”，“一贯势强霸道”、前一天还要与其争水的有财立即对其俯首帖耳，连他的兄嫂也是小心翼翼地将其奉若上宾、以礼相待，原来嫌弃他的小翠家也主动地来谈婚论嫁。更让其惊奇的，是他在原来为乡亲们所做的义务修理，也被后者换算成金钱；另一方面，是他与乡亲之间基于“民间伦理”之上所建立的辈分及长幼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此方面，小说中有两段相当有趣的且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对话，一次发生于国二辉与村支书之间：
　　……刘支书一开口，就冲着国二辉发火。
　　国二辉吓得连忙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