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5-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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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无疑都说得非常正确，但泰戈尔很快就意识到，他自己也没有看到某些东西。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和现代文明的扩张倾向相结合，逐渐衍生出一股军国主义思潮，使得泰戈尔感到不能不提醒日本了。他希望日本能够注意西方的人道主义价值，而不要仿效它在自私自利时“以令人作呕的方式显示出庸俗不堪的形象”，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你们从不考虑一下，你们正在损害其他民族。他们没有折磨你们，而你们在自己家园四周正撒播着敌忾的种子，企图用这些种子长成为你们安全的树篱。”〔11〕但日本无动于衷，我行我素，于是泰戈尔的告诫也随之升级了。一九二九年他再次访问日本时，公开呼吁日本要警惕“即将成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的理想的魔鬼”的危险。泰戈尔不幸而言中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泰戈尔写信给一位他熟悉的日本诗人：“我不是以愤怒，而是以忧伤和羞愧之心给你写信。我感到莫大的痛苦，不仅由于中国遭受不幸的消息，它确实撕破了我的心，而且也由于我不能自豪地指出伟大日本的榜样了。的确，今朝任何地方都没有树立起崇高的楷模标准，西方所谓文明的人也被证明是残忍无比，甚至更‘不堪信赖’。如果你们想把他们作为榜样，我就无话可说了。我原先想，把你们的榜样提供给他们……我希望我热爱的贵国人民不会成功，但将会后悔。”〔12〕
泰戈尔这种对西方文明的矛盾态度和坚持全人类友爱的立场，除了在东方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响外，在西方人内部也同时为他招来了朋友和敌人。读到泰戈尔在日本发表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讲演后，罗曼·罗兰马上意识到自己在亚洲有了一位志同道合者，他写信告诉泰戈尔：“我获得了巨大快乐，因为我完全赞同你的思想……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我看到了欧洲滥用自己的力量，它为了自身的利益，给世界带来恐怖……现在，我们觉醒的时刻来到了，这不仅仅是个正义的问题，也是个保卫人性的问题。在这场表明欧洲无耻失败的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欧洲自己已不能保卫自己，这点是很清楚了。它需要亚洲的思维，正如亚洲从欧洲思维中获得了裨益一样。人脑有两个半球，倘若一个僵死，那么整个身子会衰弱下去的。必须重新联结两个半球，促使身体健康发展。”〔13〕但是，认为自己完全健康，压根儿用不着别人来告诉他们什么的西方人也大有人在。英国著名小说家劳伦斯无法抑制自己对那位来自落后民族而又假冒文明的诗人的厌恶，他提醒自己的同胞：“我们欧洲的文明实际上比东方、印度或波斯的理想还要崇高。这个事实使我不胜惊讶。一个人会高兴地发现，这些印度教徒是多么可怕的颓废，他们用各种丑恶的方式返回到原始野蛮状态中去。那时我们感到自己脚底下的土地是多么坚实而具体。但是，以虔诚观点看待泰戈尔的这种邪说，这种低卑——这种对泰戈尔立场的可怜崇拜——是令人作呕的。‘欧洲的五十年’比它高明得多，不管为什么是那样。理性的崇拜在今天完全是可恶的、衰落的，正如它永远是半文明的那样。”〔14〕
劳伦斯说不清自己反感的原委，其实，在他之前的尼采和在他之后的希特勒，倒是把这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的。泰戈尔是否听到劳伦斯这些话不得而知，但他在一次讲演中对此已作出了他的答复。他深信，社会归根结底是通过道德价值来抚育的，因而决不能把希望寄托于因暴力所产生的力量和威严的短暂光彩上，“那些仰仗它们的国家或者被毁灭，或者回到野蛮时代……”〔15〕恶尽管能显示胜利，但不是永恒的，正如他喜爱的梵文诗句所言：
仰仗恶的帮助的人，建立了繁荣昌盛，
依靠恶的帮助的人，战胜了他的仇敌，
依赖恶的帮助的人，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但是，有朝一日他们将彻底被毁灭。
四、诗歌的危机：衰落的征兆和理想的耗竭
当泰戈尔的第一本英文诗集《吉檀迦利》问世时，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对这本书的出版表示欢迎。英国文坛权威刊物《时代文学增刊》写道：“我们读了这些诗歌后感到，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外国心灵的珍品，而且它们也是一个缪斯的预言：如果我们的诗人能够达到情感与思想如此水乳交融的程度，这类诗在英国也是能够被写出来的。”〔16〕这是既有真诚自省而又不失微妙自尊的说法。《伯明翰邮报》的架子则不免大得有点离谱，它宣称：“泰戈尔先生的胜利主要意味着，英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已获得了成熟发展。”〔17〕各种说法的背后都包含着同一种遗憾：这部优美的英文诗集毕竟不是出于一个英国诗人之手。
这是评论家的说法，而当时的英国和欧洲诗人们，特别是其中的佼佼者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叶芝说：“当我坐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餐厅里读着它们时，我不得不经常阖上本子，掩住自己的脸，以免不相识的人看见我是如何激动……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18〕庞德亦有同感：“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是平稳地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当我向泰戈尔先生告辞时，我确实有那么一种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19〕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则写信告诉泰戈尔：“我想说的是，不管我是否能再次听到那些优美诗歌的朗诵，而那些诗歌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可磨灭的……你用如此尽善尽美的东西（即在英语或其他西欧语言里已无望见到的那些优美的东西）丰富了明澈的英语。”〔20〕
《吉檀迦利》是否能完全当得起这些称赞另当别论，但从中不难感到当时一批西方最优秀的艺术家们对自身创造力的真诚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所属的文学传统的现状和前途隐含的忧虑。是什么使得这些有识之士们变得忧心忡忡呢？当他们突然遇见泰戈尔——这一卓越的而又非西方的文学现象时，在自愧不如背后的那些难言之隐究竟又是什么呢？
他们继承的是一个光辉灿烂的传统。这个传统由古希腊人点燃第一支火炬，古罗马人跑完了它的第二棒，从文艺复兴开始，近代欧洲各主要民族都先后加入了这场壮丽的接力赛。最先苏醒过来的意大利人奉献出了他们的“文艺复兴三杰”，西班牙民族诞生了塞万提斯、维伽、卡尔德隆，接着莎士比亚的名字成了英格兰的骄傲。十七、十八世纪则主要是法兰西人的世纪，早在大革命爆发前，古典主义和启蒙文学的群星已使她成为欧洲瞩目的中心。在欧洲的心脏，长期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终于通过她的文学、哲学和音乐巨人，表明自己也有资格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到十九世纪初，西欧各大民族都已为这个伟大的传统献出了自己大脑和心灵的热情，输送了自己最优秀的血液，接下来他们把期待的目光转向了东欧，特别是那片辽阔而又静穆的俄罗斯原野，仿佛在问：“你又将提供些什么呢？”作为回答，十九世纪最奇伟的精神景观就是俄罗斯文学的异军突起，创造了全欧洲乃至全世界最痛苦也最崇高的文学。至此，欧洲文学波澜壮阔的画卷终于添上了完整的一页。
然而，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什么能逃得过盛极而衰的法则。文学固然随社会演变而演变，但一种悠久的文学传统，既已自具内在的生命流程，也必如任何有机体一样，有其生发、鼎盛、衰微再因转化而获新生的全过程。十九世纪，可谓欧洲文学的鼎盛时期，群星璀璨，万籁和鸣，但衰微的苗头同时却已初露端倪。进入二十世纪，走下坡路的趋势便暴露无遗，各种新兴的文学思潮，不再能起到上升时期鼓舞人心的作用，倒因其徒劳的挣扎而呈现出种种回光返照般的凄美。当时的西方文艺家们或多或少感觉到这种非人力所能挽回的颓势，有的便索性放肆地破坏，如达达主义者们，用荒唐的旗号和宣言以逞其最后的疯狂，而其他尚有理性和尊严的人们也只能竭力保持镇定，不让自己被绝望彻底压倒罢了。一个文化系统一旦出现这种危机，往往也是它最需要从外部吸取新鲜养份的时候，对于日后的再生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这种时候，这个系统往往能对各种异己事物表现出最大的谦逊。
泰戈尔的出现可谓适逢其时。他的东方风味，他的中古情调，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气息，无一不让当时的西方人感到新鲜。这就像一群焦虑不安的人中突然走出一位神态安详的陌生人，单凭他从容不迫的风度就足以引人注目了。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在回想自己少年时代《吉檀迦利》对其影响时说道：“一个令人敬慕的上帝，泰戈尔上帝：伟大的朋友，世界的情人，洁白的莲花，坐在河心中摇晃着的小舟上吹着横笛的陌生人！与泰戈尔上帝类似的上帝可以在地中海犹太人的《圣经》诗里找到，你也可以在中国的《道德经》里见到。但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恐怕没有他的任何代表。”这段话非常典型地说明了泰戈尔诗歌带给当时西方人的新鲜感觉。散文诗的形式并非泰戈尔首创，但《吉檀迦利》的推动，使得对于散文诗的尝试在西方一时间成了一股热潮，拉克斯奈斯少年时代就是其中热心的一员。
但外来影响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某个庞大的异质文化整体带来的全面而持久的冲击，一种则是异质文化中的某些卓越的个人带来的特殊而偶然的刺激。前者由于两种文化展开全面的对话而影响深远，并往往能促使本土文化在吸取和抗拒的双向运动中产生质的更新，佛教传入中国和近代西学东渐都属于这种情形。相形之下，泰戈尔则显得太过孤立了，别说他背靠的印度传统此时还谈不上重新复活，就是他置身其中的现代印度文化，除甘地外，也没有其他什么名字引起外界的注意。独木不成林，泰戈尔在本世纪初对西方的文学进军，尽管名噪一时，但不仅说不上东方文学的崛起，甚至和十九世纪下半叶涌入西欧的俄罗斯文学洪流也远不能相提并论。这不是泰戈尔的悲哀，而是现代西方文学的悲哀，它本来想迎接一股强大的新鲜血液，好补充自己日渐贫血的躯体，但命运却只给它送来了几滴甘霖，一时舒畅后又是长久的饥渴。
文学的危机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它和外部世界，和整个文明进程的关系何在？社会演变和文化创造有一个共同的推动因素，即那个时代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观念，亦即理想。欧洲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危机，就是其理想资源不断耗竭的危机。曾几何时，西方在理想资源的充沛和生生不息上还令世人为之惊叹。单就近代而言，取代宗教理想而兴起的人道理想，就经历了其波澜壮阔的诸多发展阶段。社会在这理想光辉的鼓舞下满怀信心地向前发展，而它一旦偏离轨道又受到这理想的批判和规范。进入十九世纪，尽管社会已露出恶性发展的苗头，但尚保持着理想力量的文化对此组织了强有力的反击，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席卷全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潮流。英、法等西欧主要民族再一次产生了自己的巨匠大师，并孕育了新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此时兴起的俄罗斯文学成了人道理想的最后的坚强的堡垒，它不像西欧文学已多少被“理性王国”的破产削弱了信心，而是以新鲜的充沛的活力大无畏地走上重新探求信仰的道路，最后通过社会革命暂时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可以说，社会对理想的背叛和理想发起的全力的反抗，构成了十九世纪欧洲人文历史最主要的景观。欧洲文学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捍卫了理想的尊严，树立了不朽的丰碑，但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巨人倒下了，侏儒和小丑们的时代来临，这就是尚有自知之明的叶芝们内心感到的痛苦。
五、超越与融合：全人类在真理面前相遇
既然人类的新希望——欧洲文明，如此迅速地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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