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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明亡清兴六十年(下) 作者:阎崇年-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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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类邓桢、梁稷、傅于亮等。他们出身平民,熟习经史,粗通武略,投身袁崇焕麾下为幕客。其中,邓桢,袁崇焕做辽东巡抚时即为幕客,后再次追随袁崇焕到辽东,曾受袁托返粤募修罗浮名胜。梁稷;后出塞为袁崇焕幕客,袁死后参与复社活动,与黄宗羲结为至交。傅于亮,也做过袁崇焕幕客。

  第五类释通炯(光孝寺主持)、释通岸、释超逸,均为广州光孝寺高僧。他们虽身为禅师,却积极参与世俗事务,主动结交广州宦绅,使光孝寺成为晚明广东士子名流吟唱和议论国事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广东士人抗清失败后,避世入佛的重要寺庙。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是自己的镜子。在光孝寺为袁崇焕饯行的都是他的同乡、朋友,都受到他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的感染。他们与袁崇焕有许多的共同点:都有热血报国的激情,也都有知识分子的自豪与轻狂。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袁崇焕的影子。

  《袁崇焕督辽饯别图诗》上的题诗,其主旨是:

  第一,望他建功立业。以陈子壮“此去中兴麟阁待,燕然新勒更何辞”、释通炯“勋业岂归萧相后,壮图应占祖生先”为代表。

  第二,咏他豪爽性格。陈子壮说他“高谈”、傅于亮说他“笑谈”、邝瑞露说他“谈锋”,都道出袁崇焕的豪爽性格。

  第三,劝他知进知退。诗中有6人11次提到黄石公、赤松子、素书等,如邝瑞露的“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的隐诫。这个典故是说张良功成隐退,才避免被刘邦所杀。他们预见朝政昏暗、党争激烈,而对袁督师劝以良言。

  在这次饯行宴会上,袁崇焕慷慨赋诗:“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著足空王地,多悔从前学杀人。”

  袁崇焕辞别饯送的文友、法师等,乘舟登车,急奔北京。二、平台奏对

  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十四日,崇祯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对朝廷大臣和蓟辽督师袁崇焕。

  紫禁城一侧;这里是明代的平台有的书或电视剧说:平台是一座依宫而建半边向阳的阁台,凭栏处日可观花看景,夜可邀风赏月云云。这都是艺术家们的想象。我们在前面曾经讲到过,皇宫建极殿(今保和殿)以北居中为云台门,其两侧为云台左右门,又名平台。这里没有一泓池水,也没有可赏之花。明朝皇帝“召对”群臣制度,从万历中期怠政便中断。泰昌、天启两朝,没有进行“平台召对”。崇祯帝继位以后,崇祯元年(1628年)从正月到八月,崇祯帝在平台频繁召对群臣,商讨国事。因在平台召对廷臣,所以叫“平台召对”。而袁崇焕是在平台召见时,“奏对”崇祯帝,所以我称作“平台奏对”。

  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在北京紫禁城平台,召对大学士刘鸿训、李标、钱龙锡等和蓟辽督师袁崇焕。崇祯帝这时登极还不到一年,就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可见他对辽东战局和袁崇焕本人的重视。

  袁崇焕的“平台奏对”展现了他的豪情和悲慨。《崇祯长编》记载:“召廷臣及督师袁崇焕于平台。帝慰劳崇焕甚至。崇焕锐然以五年复辽成功自许,慷慨请兵械、转饷,凡吏部用人、兵部指挥、户部措饷、言路持论,俱与边臣相呼应,始可成功。帝是之。命即出关,纾辽民之望。”(《崇祯长编》崇祯元年七月癸酉十四日)《明史·袁崇焕传》也记载,袁崇焕向崇祯皇帝表态说:“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而且具体阐述了复辽的策略:“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崇祯帝谕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崇祯帝同袁崇焕对答完之后,稍事休息。

  崇祯刻本《经世挈要》之“钦授兵部恭谋”

  休息之后,崇祯帝又回到平台,继续议事。袁督师即再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就是说,辽东的事情很难,实现五年复辽的目标,需要户部、工部、吏部、兵部给予支持和配合。崇祯帝当即“饬(chì)四部臣,如其言”。就是当即指示户、工、吏、兵四部,在粮饷、器械、用人、兵将方面,都要事事给予支持。

  袁崇焕又提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就是担心有人进谗言,从中掣肘。

  崇祯帝倾听袁崇焕的讲话。然后,谕袁崇焕曰:“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崇祯帝优诏慰答袁崇焕。

  这次崇祯帝平台召见袁督师,主要内容是:

  第一,崇祯帝对袁崇焕示慰劳,赐尚方剑,以示重用。

  第二,袁崇焕向崇祯帝表示:五年时间,恢复辽东。

  第三,袁崇焕为五年复辽,提出五项具体请求——户部粮饷、工部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言官舆论,特别是兵械与粮饷方面,要给予支持、配合。崇祯帝答应了袁督师的上述请求。

  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受命后带着尚方宝剑,乘骑出关。其《再出关》诗云:“马自趋风去,戈应指日挥。臣心期报国,誓唱凯歌归。”

  从袁崇焕的平台奏对可以看出,他有舍身报国、恢复辽东的豪情,也有忧谗畏讥的顾虑,豪迈中带着悲慨。而对袁崇焕提出的“五年复辽”的规划,历来存在争议,下面作简要分析。三、五年复辽

  袁崇焕的“五年复辽”四个字,是否大话、空话?是否失言、谀言?从当时,到现在,有不同声音、不同评说,下面作简要分析。

  有人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漫对”,是“自失”,是袁崇焕“聊以是相慰”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这段话出自《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wǔ)然自失。”怎样看待这段记载与论断?有加以考据与分析的必要。

  第一,仔细一查,事有出入。《崇祯长编》、《今史》都没有记载这件事;《明史·袁崇焕传》说事情发生在“召对”休息时间;《崇祯实录》又说此事是在“召对”后袁崇焕出了午门发生的对话。因此,这段记载是实是虚,值得再考证。

  第二,事属推论,证据不足。有人认为:“事已到此,还有话说”云云。袁崇焕以前任熊廷弼、孙承宗都遭到朝廷小人、奸人、阉人、庸人的嫉妒,遭人排斥与陷害,而不得竟其志,甚至于被杀害。于是,袁崇焕再上言:“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长编》将此事记于平台召对后的两天,即十六日,而不是奏对的当日。

  第三,时差两天,移花接木。有人认为袁崇焕奏对时又沉重地说:“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这条也是七月十六日的上疏,而不是平台召对的话。《明史·袁崇焕传》却将这件事记载于平台奏对。这或有“移花接木”之嫌,需要进一步考证。

  《经世挈要》之“御览筹兵药言序”

  第四,早有准备,态度认真。其实,袁崇焕的平台奏对,态度应当是认真的,酝酿应当是很久的,设想应当是慎重的,计划应当是可行的。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为兵部尚书兼督师蓟辽,到七月十四日平台奏对,中间98天;三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在来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复辽”的问题。袁崇焕受召后,扶病兼程,疏陈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报中崇祯帝对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认为,“五年复辽”不是“漫对”;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满足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而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第五,五年复辽,为其追求。正如后来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奏疏中所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至于后来“五年复辽”的事实成为泡影,于是就有“事后诸葛亮”者以“失败”来推论“当初”。

  应当指出:当时明朝人对于辽东形势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分析。悲观派如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护卫关城;乐观派如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袁崇焕是乐观派,他对“彼”与“己”的分析是:

  对“己”——

  (1)皇帝英睿(对他超乎寻常信任);

  (2)内阁新东林内阁;

  (3)七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主要是东林党人;

  (4)统帅自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

  (5)户部供应粮饷;

  (6)工部供应器械;

  (7)吏部遴选官员;

  (8)兵部作战协调;

  (9)言官不乱弹劾;

  (10)兵略有宁远、宁锦两次大捷的经验。

  对“彼”——

  (1)老汗努尔哈赤败死在自己手下;

  (2)后金汗位交替,内部不稳;

  (3)皇太极在宁锦也曾败在自己手下;

  (4)辽民对后金普遍不满与反抗。

  对“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约支持明朝;

  (2)朝鲜李朝国王李倧(zōnɡ)也对后金不满。

  以上16条因素,如果最佳组合,“五年复辽”是可能的。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斗胆在君前‘戏言’”的论断,缺乏史据,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焕的悲剧在于,他对“己”、“彼”、“友”关系的变数考虑不周,对明朝痼疾认识不够,对后金新政估计不足,对政治与军事全局判断失误,从而留下隙缺——皇太极的“天聪新政”出了一个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脏”——突然袭击,攻打北京。于是,整个一盘棋全被搅局了,酿成了袁崇焕“五年复辽”化作泡影的悲剧。


第二十七讲 天聪新政

  在明朝与后金对弈的棋盘上,明朝政局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崇祯帝采取重大措施,强化皇权;后金政局也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天聪汗皇太极调整治国政策,固本鼎新——这些对袁崇焕督师蓟辽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因为袁崇焕的主要对手是皇太极,而皇太极又是袁崇焕的克星,所以要进一步了解袁崇焕必须了解皇太极,而了解皇太极要从其人其政入手。一、天聪其人

  天聪汗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努尔哈赤共有16个儿子,其中杰出的有: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四子多尔衮;还有两个侄子(舒尔哈齐之子)——阿敏和济尔哈朗也较出色。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清太祖努尔哈赤死。努尔哈赤的死和天启皇帝的死,只差一年;同样,崇祯帝继位和天聪汗继位,也只差一年。

  天聪汗皇太极像

  努尔哈赤死后的汗位继承,实行的是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的制度。在努尔哈赤的子侄中,褚英已死,多尔衮太小,以四大贝勒权势最大,最有希望继承汗位。他们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但阿敏的父亲舒尔哈齐因罪被圈禁至死,他本身也犯过大错,实际已经没有资格争夺汗位。三贝勒莽古尔泰的生母富察氏,因夫君战死而改嫁给努尔哈赤。富察氏有过错,莽古尔泰便亲手杀死他的生身母亲。这件事虽博得他父亲的信任,但使他在兄弟、大臣中威望下降。所以,莽古尔泰在汗位争夺中也没有什么竞争力。

  最有希望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在汗位争夺中,也败给了皇太极。《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五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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