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中期经济史-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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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土铁器也以镢、锄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铲、锛、刀、削、凿、
镰、锥等。1977年于河南登封县告城镇古阳城遗址发现战国时冶铁遗址，
出土大量陶范，其中能看出器形的有镢、锄、镰、斧、刀、削、戈、箭
杆、环等，还出土了残铁锄、残铁镢等铁器①。1964年于河北易县燕下
都22号遗址出土铁器65件，其中有50件是生产工具，计有刀12件、
刮刀2件、凿1件、镢6件、锤1件、锥17件、斧7件、锄1件、镰2
件、铲1件②。1953年于河北兴隆县寿王坟战国冶铁遗址中出土铁范87
件，其中锄范3、镰范2、镢范47、斧范30、凿范2、车具范2，绝大多
数均为生产工具用范③。1957年干扰顺市莲花堡燕国遗址中出土铁器近
80件，均为生产工具，其中镢60多件、锄2、镰2等④。1974年于广西
乐平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181件铁器中，其中170余件为生产工具，
其中有锄89、斧10、锛6、凿6、刮刀59、削9⑤。这些考古发掘出的
材料，充分说明战国时铁器在农业、手工业中普遍使用，已经取代了石
器、木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所以，战国已经进入了铁器普
遍使用时期。
铁器的使用已很普遍，有的学者据1927年至1980年171篇考古发
掘的报道、简报、报告指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出土铁器的
有辽宁、吉林、内蒙、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
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新疆
等21个省 （自治区）的100个县（市），约192个以上的地点①。不仅
冶铁遗址的发现和出土铁器遍及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国统治
区，而且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有铁器出土，说明边疆兄弟民族也使
用了铁器。出土铁器的种类已超出《管子》中《少匡》、《海王》、《轻
重乙》诸篇所述的范围、种类。出土的农具有：镰、臿、锄、铲、耙、
犁等，出土的手工业工具有：斧、锛、凿、钻、锤、削、锥、针及铁范
等；出土的兵器有剑、戟、矛、匕首、刀、杖、镞、弩机、鐏、胄等；
其他用具有：鼎、釜、盘、权、颈锁、脚镣、车具、带钩、环、管、钉
等等。这些用具涉及到了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由于冶铁技术的发展，铁的质量提高，春秋晚期铁已经开始用做兵
器。到了战国，战争次数频繁、规模扩大，铁兵器也日益普遍使用。战
国晚期铁兵器已成为大量使用的重要兵器。文献记载的战国时的铁兵器
有“铁剑”、“铁椎”、“铁釶 （矛）”、“铁甲”、“铁杖”、“铁
钩钜”、“铁殳”、“铁銛”等。宛（今河南南阳），战国时先后为韩、
楚占有，这里冶铁业发达，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商君书·弱民》载：
“楚国之民，……宛钜（钢）铁釶 （矛），利若蜂虿（蝎类毒虫）。”
《荀子·议兵》载：“楚人……宛钜铁釶，惨如蜂虿。”楚国因以产钢
铁制作的矛而闻名，引起别国的恐惧不安。如秦昭王曾说：“吾闻楚之
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
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②韩国也以出产铁兵器而闻名， 《史记·苏
秦列传》载：“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伯、邓师、
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
（射箭时用的皮制臂套）■芮 （楯），无不毕具。”从苏秦的话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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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战国时韩国是个重要的钢铁工业区，并有一些地区以制兵器而闻名，
如棠溪、墨阳、宛、邓、龙渊、太阿。这些地区所铸造的剑戟能“陆断
牛马，水截鹄雁”，能“斩坚甲铁幕”，说明已能把生铁锻造成钢，而
且炼钢的技术水平已达一定高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较普遍地使用。从
考古发掘来看也是铁兵器日渐增多。如 1964至1965年于河南新郑县郑、
韩故城东城内西南部（仑城村南）发现战国铸铁作坊，从发现的陶范器
形看有刀、剑、戟、箭杆等兵器器形①。1952—1956年于湖南长沙东南
郊月亮山等战国晚期楚墓中出土铁器有剑7、戟1②。在湖南“衡阳市公
行山十八座墓出土铁器20件，其中有剑7件，矛4件，戟1件”③。1965
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中出土的铁器79件中有胄1、剑15、矛19、
戟12、鐏（戈柄下端园锥形金属套）11、刀1、匕首4，这几样兵器共
63件。此外，还出土铁廓底坐铜弩机1件，铁铤铜镞19件④。这些考古
出土的材料都说明，战国时期铁器已较普遍地用作兵器。然而，这时铁
兵器还不能代替和完全代替青铜兵器。所以，战国晚期考古出土的铜兵
器数量仍然颇大，尤其是贵族墓葬出土铜兵器较多。由于铁兵器日益普
遍使用统治者就把青铜兵器改铸他用。如公元前235年楚幽王熊悍就把
在战争缴获的青铜兵器改铸为鼎、盘之类的器物。秦王政26年统一六国
后，又“收天下兵”，铸为金人十二。大量铜兵器被销毁，遂使铁兵器
在兵器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生铁冶铸技术、生铁柔化技术、制钢技术的出现和
冶铁业的兴起，使铁制生产工具逐渐普遍地使用于农业、手工业等方面，
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这种状况正反映了科技进步
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2）农业生产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农业生产突飞猛进地向前发
展。这从下述几方面可以看出：
①水利工程的兴修：中国在春秋战国以前没有大型水利工程。由于
铁器的使用，人们征服自然力的提高，春秋末开始出现大型水利工程，
战国时则出现了兴建大型水利工程的高潮。今安微寿县的芍陂蓄水塘相
传是春秋楚庄王时（公元前613—前591年）孙叔敖修建的，修建的目的
是为了引水灌溉。春秋末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运送军粮修建了沟通长
江与淮水的邗沟。《左传》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载：“秋，吴城
邗，沟通江淮”。这一工程从邗（今江苏扬州市境），修沟渠，入淮河。
所以，邗沟是一条沟通长江与淮河的运河。这条运河修成后使两岸收到
了灌溉之利。鸿沟是战国中期魏惠王时修建的一条沟通黄河与淮河的水
道。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在黄河与魏国境内天然湖泊圃田泽（今
河南中牟县境内），开了一条渠道，引黄河水入圃田泽。魏惠王三十一
年 （公元前340年）又从圃田泽修了一条渠道，引圃田水通淮河。这就
是鸿沟。鸿沟的开凿不仅有灌溉之利。而且，邗沟沟通了江淮，鸿沟又
沟通了黄淮，两条运河沟通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对后来中国经济、
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战国时期为防止黄河泛滥，齐国与赵、魏两
国在黄河两岸修建防洪提防。齐国先在距黄河25里的地方修了一条提
防，使“河水东抵齐堤”，而后冲向赵、魏两国。赵、魏两国为防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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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冲刷也在距河25里的地方修了一条长堤。从此，河水在两堤之间流
来流去。所以，两道堤防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黄河泛滥成灾。战
国时秦昭王后期蜀郡太守李冰在四川成都平原修建了著名的水利灌溉工
程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水经注》卷33引《风俗通》说李冰“开成
都两江，溉田万顷”。 《华阳国志》卷3说都江堰修成后“灌溉三郡，
开稻田，于是沃野千里，号为 ‘陸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
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都江堰不仅有巨大经济效益，而且技
术水平高，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古代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约在秦王
政六年 （公元前246年）修建了郑国渠。《史记·河渠书》说郑国渠修
成之后，溉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6石4斗）”。上述大型水利工
程的兴修，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②农田灌溉的进步。 《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禹“尽力于沟洫（灌
溉用的田间水道）”，可见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田间用的灌溉渠道已为习
见事物。《周礼·冬官·考工记》载：每个农夫百亩耕田之间有约合今
尺宽一尺四寸、深一尺四的渠道叫遂；每井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天宽二尺
八、深二尺八的渠道叫沟，方十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五尺六、深
五尺六的渠道叫洫；方百里的耕地之间有约合今尺宽1。28丈，深0。98
丈的渠道叫浍。《周礼·地官·遂人》载：凡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
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这都说明在农业灌区有称之为遂、沟、洫、
浍大大小小的渠道构成的灌溉纲络浇灌着农田。与遂、沟、洫、浍的相
应，渠上则有叫径、畛、涂、道的交通道路。 《周礼》一书一般认为成
书于战国时期，反映了春秋末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当无疑。《周礼》上述
记载反映了春秋至战国时，农田灌区已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系统灌
溉工程。由于水利灌溉系统出现并对农业生产有重大作用，所以设立了
专门负责水利工程的官员管理其事。《荀子·王制》说：“修堤梁，通
沟浍，行水潦，安水臧 （不使水漏溢），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
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春秋末到战国时，农田灌区出现了由大、小渠道构成的灌溉系统工
程，是中国农田水利事业的巨大进步，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桔槔灌田是利用杠杆原理灌田的一种方法。春秋末年用桔槔田日益
普遍。《庄子·天地篇》和刘向的《说苑·反质篇》对此都有记载。用
桔槔灌田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据说原来用“抱甕”、“负击（瓦罐）”
的方法灌田仅能日灌一畦或一区。而用桔槔灌田则一天能灌百畦或百
区。桔槔灌田主要用之于园圃业方面，至于大田作的灌溉当然无法全赖
于此。
③耕作方式与耕作制度的变化。从用人力进行耦耕到使用畜力进行
犁耕是春秋战国时耕作方式的重大变化。春秋时关于耦耕的记载还很
多。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耦耕是一人用耜耕地起土、一人用耰碎土和平
整土地，二人协作就是耦耕。犁耕春秋多见， 《论语·雍也》载“犁牛
之子，骍 （赤色牛）且角”。此处“犁牛”二字相连，说明牛已用于拖
曳犁地了。春秋时期山西侯马东周遗址中出土的铁犁铧，说明当时出现
了铁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叫
牛子耕。牛与耕相连，说明牛耕已是习见的事物。战国时牛耕已相当普
遍。这时马耕也出现了， 《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古者，庶人之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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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这里说古时用马拉
车、拉犁，所说的古当指春秋战国时期。用牛耕、马耕比用人力耦耕，
效率可提高2至3倍。春秋战国时从耦耕到犁耕的转变是耕作方式的一
次大变化。
西周和春秋时期除少数上等地可年年耕作外，主要实行休耕制，有
的是二年轮耕一次的二圃制，有的是三年轮耕一次。战国时期是中国耕
作制度由休耕制向多年耕作，年年耕转变的重要时期。战国时，由于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施肥、灌溉等条件好的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连续多
年耕作，年年耕作。如魏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汉书·食货志》载李
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时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居邑
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
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
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
这一记载在计算方百里耕地收获粮食的增减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计算
一个男劳力耕田百亩的收获量时也是按年年耕作计算的。这正说明魏国
大面积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