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诞生-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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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神智慧之象征；神话把现象界引到它的极限，直到它否定自己，而竭力再度投奔真正唯一
的实在之怀抱，于是它象绮瑟那样，似乎要高唱它的超脱的辞世曲了：
在欢乐之海的
澎湃波涛中，
在大气之流的
宏亮回声里，
在宇宙呼吸的
吹拂的一切，
沉溺了，淹没了。
无常识的，最高的狂喜！
所以，我们从真正审美观众的自身经验，可以想象出悲剧艺术家本身：他象一个多产的
个性化之神，塑造出他的人物形象，在这意义上，他的作品就很难说是“模仿自然”了；另
一方面，他的强大的醉境冲动吸取了整个现象界，以便预示在现象的彼岸，因现象的毁灭，
将出现太一怀抱中之艺术根源的最高快感。当然，关于梦神和酒神亲如兄弟的关系，他们如
何重返故乡，以及观众的梦境的或醉境的兴奋，我们的美学家不能撰一词，可是他们却不厌
其烦地缕述英雄与命运的斗争，道德世界的秩序之胜利，悲剧所起的感情净化作用，而视之
为真正的悲壮。这种老生常谈，使我想到他们可能是毫无美感的人，他们在听悲剧时，堪称
为卫道之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没有人提出一种关于悲剧效果的解释，根据艺术实况，
根据审美活动，以推断观众的心理。有时，人们认为“怜悯与恐惧”是庄严剧情所促使的，
减轻痛苦的感情渲泄；有时，认为我们看到良善高尚的道义的胜利，看到英雄为道德的世界
观而牺牲，便感到扬举和兴奋。固然，我深信，对于大多数人，悲剧的效果正是这点，而且
仅仅是这点；但是，由此可见，这些人，连同对他们解释的美学家，并没有把悲剧作为最高
的艺术来欣赏。所谓病理的渲泄，亚里斯多德的catharsis－，——语文学家不知应该把它
归入医学的，还是道德的现象，——使人想起歌德那有名的猜断。他说：“我对于病理学不
大感兴趣，我也从未成功地写出任何一种悲剧场面，所以我与其探讨，毋宁避免这个问题。
也许这是古代人的另一优点吧：在他们最高的感染力不过是一种审美的游戏；在我们，就必
须借助于逼真的描写，始能产生这样的作品？”就歌乐悲剧而论，我们往往发现最深的感染
力其实只是审美的游戏。现在根据我们这辉煌的经验，就可以肯定歌德的意味深长的问题，
现在根据我们这辉煌的经验，就可以肯定歌德的意味深长的问题，所以我们颇有理由相信：
现在我们可以初步成功地描述悲剧的原始现象。现在，如果还有人总是高谈那些在美感领域
以外的代替的效果，觉得自己不能超过病理学道德学的解释，他定必对自己的审美能力感到
失望；那末，我们就劝告他依照格尔维诺斯（Gerinus）的方法解释莎士比亚，努力去探讨
诗的正义，这是无伤大雅的。
所以，随着悲剧的再生，审美观众也复活了。以前，代替他们坐在剧场里的观众，往往
是道貌岸然自命博学的quid pro quo（鱼目混珠）的怪人，即所谓“批评家”。以前，在
他的范围内，一切都是矫揉粉饰的生活假象。演剧的艺术家真不知如何对付这样吹毛求疵的
观众；所以演员，以及鼓舞他的剧作家或曲作家，都要煞费苦心地在这样无聊、自负、不识
鉴赏的观众身上，寻找一点残余的情趣。然而，向来就是这类“批评家”构成观众：中学
生，小学生，甚至最无害的妇女，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教育和刊物养成这样的艺术观。艺术家
中的优秀份子，对付这样观众，唯有指望唤起他们的道德宗教情操；在其实应该以强烈艺术
感染力使真正观众心荡神驰的场合，剧作家反而要乞援于道德世界的秩序，或则要鲜明地刻
划一些重大的，至少是激动人心的，当代政治社会倾向，例如，爱国运动或战争时代，国会
辩论或犯罪裁判，使观众忘记了挑剔而被这类感情吸引；——这已经去艺术的真正目的甚
远，而必然直接陷于对这种倾向的迷信。然而，向来一切假艺术所遭遇的命运，在这里发生
了：这些倾向非常迅速地衰落了，譬如，使用戏剧为民众教育的手段，这种倾向，在席勒时
代是严肃对待的，现在已落于不足为训的古风废习之列。当批评家雄霸于剧场和音乐厅，当
新闻记者控制了学校，报纸支配了社会，那时艺术便沦为茶余酒后的闲谈，审美批评被目为
结团虚荣、狂乱、自私、加以毫无创见的可怜虫之手段。叔本毕曾用豪猪来比喻这种人的性
格；其结果，是艺术从来没有被人谈论这么多，但受人敬重这么少。然而，我们还能够交上
一个懂得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的朋友吗？让每个人照自己的感想答复这个问题吧：他无论
如何会用他的答案表示他对“文化”的认识，要是他至少肯尝试解答这问题，而不是瞠目结
舌，哑口无言的话。
另一方面，许多得天独厚的人，虽则已经逐渐变成批评的蛮子，有如上述，但他们也许
还会谈谈例如“罗恩格林”①的成功表演对他们产生那料想不到莫明其妙的影响：不过这也
许因为没有任何人的手在指点他，提携他，所以当时使他激动的种种不可思议，无可比拟的
感觉，始终是独立的，宛若一颗神秘的星光，在刹间一闪之后，便熄灭了。然而，唯有那
时，他才揣摩到审美观众的心情。
①罗恩格林（Lohengrin）是德国中古时代一种传奇中之男主角，瓦格纳著有歌剧
“天鹅骑士”（Schwanenritter）传世，其主角即为罗恩格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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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谁想严格地考验自己是不是类似真正的审美观众，抑或属于苏格拉底式批评家之列，只
须抚心自问，他欣赏舞台上表演的奇迹时的感触如何：他是否觉得他那坚持严格心理因果律
的历史意识受到侮辱呢，他是否善意地承认这些奇迹是儿童所喜闻乐见，但对他格格不入的
现象呢，抑或他能从其中取得一些别的经验？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测量他了解神话的能力毕
竟有多少。神话是集中的世界画景，作为现象的缩写来说，是不能缺少奇迹的。然而，很有
可能，几乎每个人在严格检查之下，总觉得自己被现代文化的历史批判精神腐蚀得这么深，
以致只有在学术上，通过间接的抽象，才相信昔日也许有神话存在。但是，没有神话，则任
何一种文化都会失掉它的健康的、天然的创造力，正是神话的视野，约束着全部文化运动，
使之成为一个体系。正是依赖神话的救济，一切想象力，一切梦境的幻想，才得免于漫无目
的的彷徨。神话的形象，必须是肉眼不见，但无所不在的护守神灵：在神鬼的庇佑下，年轻
的心灵逐渐长成；凭鬼神的指点，成年人明白了自己的生存和斗争的意义；甚至国家也承
认，最有力的不成文法莫过于神话的根据，它保证国家与宗教的联系，证明国家从神话观念
长成。
另一方面，我们试设想不靠神话指导的抽象的的人，抽象的教育，抽象的道德，抽象的
正义，抽象的国家；我们试设想，不受本国神话约制的艺术想象力如何想入非非；我们试设
想这样一种文化：它没有固定的神圣的发祥地，而命定要耗尽它的一切潜能，要依靠一切外
来文化艰苦度日，——这就是今日的时代，苏格拉底主义因为铲除神话而招致的恶果。今
日，丧失神话的人们，总是饥肠辘辘，徘徊在过去时代中，竭力去探寻，去掘发一些根苗，
哪怕是必须向最遥远的古代探掘。我们如饥如渴的现代文化的强烈的历史兴趣，我们集无数
其它文化之大成，我们如火如荼的求知欲；——这一切表示甚么呢，可不是表示丧失了神
话，丧失了神话的故乡，丧失了神话的母怀吗？试问这种文化的狂热不安的兴奋，不是像饥
者贫得无厌，饥不择食，还像甚么呢？这样一种狼吞虎咽，不知餍足的文化，即使接触到最
滋补最有益的东西，也往往把它化为“历史与批评”，试问谁愿意给它更多一些营养呢？
我们也定必为德国民族性惨然感到失望，如果它已经陷入这种文化的樊笼而不能自拔，
甚或与之同化，像我们触目惊心地见到文明的法兰西就是这样情况。长久以来，法国的最大
优点和巨大优越性的原因，在于人民与文化之一致，但是今日我们见到这点，反而不禁为自
己庆幸：我们那颇成问题的文化，向来与我们民族性的高贵心灵，毫无相同之处。反之，我
们的一切希望，都无限眷恋地寄托在一点认识：即，在忐忑不安的文化生活和痛苦挣扎的教
育制度下面，隐藏着一种壮丽的、精力充沛的原始力量，当然它仅在伟大时代偶或有力地骚
动起来，然后再度陷入梦中，梦想着未来的苏醒。德国的宗教改革，就是从这深渊里成长起
来的，在它的赞美诗中，第一次听到德国音乐的未来旋律。路德的赞美诗的音调，是这样深
刻、勇敢、感情丰富，非常温柔美好，宛若在阳春已临近时，从茂密的丛林里，传出酒神祭
第一声迷人的呼唤，酒神信徒的热情磅礴的行列，就以赛过它的回响答复这呼唤，我们为德
国音乐感激他们，我们为德国神话的再生也将感激他们。
我想，我现在必须带引乐意追随的朋友到一所高处，让他独自静观。那儿他只有三数伴
侣，我将鼓励他喊道：我们必须紧紧跟住我们的辉煌的引路者古希腊人呀！为了澄清我们的
美学知识，我们事前向他们借用两个神灵形象，每个统辖着一个独立的艺术领域。由于他们
彼此接触，相得益彰，我们从希腊悲剧上获得一个概念。由于这两种原始艺术冲动的显然缺
裂，希腊悲剧的崩溃过程似乎是势所难免的，希腊民族性的衰落及其变质，同悲剧的崩溃过
程如响斯应，这就唤起我们严肃的深思：艺术与人民，神话与风俗，悲剧与国家，在根基深
入必然紧密地同根连理。悲剧的崩溃同时也是神话的崩溃。在崩溃之前，希腊人不由自主
地，必须把他们的一切经历，立刻同他们的神话联系起来；真的，只有通过这联系，他们才
能了解往事；所以，在他们看来，甚至当前的事件也必然是subspecie aeterni（属于永恒
范畴），就某种意义来说，是超时间的。然而，国家乃至艺术，也投入这超时间的洪流中，
以便解除目前的负荷和热望，以便憩息一下。甚至一个民族，——何况是一个人，——究有
多少价值，也全视乎它能在自己的经验上打下多少永垂不朽的印记；因为，仿佛是这样，它
才能超凡脱俗，这样，它才显出它对时间之相对性，对人生之真谛，对人生之哲理的无意识
的内心信仰。如果一个民族开始从历史上认识自己，并且摧毁它周围的神话堡垒，那就会发
生相反的情况：这往往带来一种断然的世俗倾向，使它背弃了往昔生活的无意识的哲理，及
其一切道德结论。希腊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首先阻止了神话的毁灭；所以必须毁灭了这
两者，才能脱离故土，在思想、习俗、行为的荒漠中无拘无束地生活。甚到那时，这种超脱
的冲动，还努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崇拜，即便是衰弱的崇拜：那是力求生存的科学苏格拉底主
义；但是，在其较低阶段，这种冲动只能引向热烈的探索，而逐渐消失在各处积累的神话和
迷信之地狱中：希腊人端坐在这地狱中央，依依不舍，直至他晓得，象格里库卢斯
（Griculus）那样，以希腊的乐观和希腊的无忧来掩饰自己的狂热，或者以某些阴森的东方
迷信来完全麻醉自己。
自从亚历山德里亚—罗马古学，在难以说明的长期中断之后，终于在十五世纪复兴以
来，我们今日触目惊心地接近了这种情况。同样盛旺的求知欲，同样不知餍足的发明之乐
趣，同样急剧的世俗倾向，已经达到了高峰；加以一种无家可归的彷徨，一种挤入别人宴席
的贪馋，一种对现在的轻浮崇拜，或者对当代，对一切sub specie saeculi（属于世俗范
围）事物的麻木不仁的疏远；——这些朕兆，使人想到这种文化之核心中有同样的缺点，想
到神话的毁灭。移植一种外国神话，不断成功，而不致无可挽回地伤害树木，似乎是绝不可
能的；这颗树有时也许是相当壮健，靠惨淡斗争足以再度排除一切异己因素，可是在惯常的
情况下，它定必萎弱不振，或者根枯叶茂。我们十分看重德国民族性的纯粹而强健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