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4-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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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那些纳粹战犯依然是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她们极力美化纳粹的所作所为，对纳粹的愚忠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这些纳粹女人的共同特点之一是与权力结盟，同权力做伴。她们中不乏有相当杰出的才华者。德国著名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就是其中之一。她首次执导的电影《蓝光》在1932年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银奖。后来她到柏林体育宫去听了一次希特勒的演讲，就被这个天才煽动家征服了。她给希特勒写信请求见面，很快收到希特勒的回信。她与希特勒会面后，经常出席纳粹高官的各种宴会和社交活动。希特勒一眼就看中了里芬施塔尔的才华，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也频频对她进行拉拢。1933年，她为纳粹党拍的第一部影片名为《信仰的胜利》，是表现纳粹党第五届全国党代会的纪录片。1934年，希特勒又请她为纽伦堡纳粹党全国党代会拍摄艺术性纪录片，并亲自为这部影片命名《意志的胜利》。里芬施塔尔当即将她的电影公司更名为“党代会电影公司”。她在拍摄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特技摄影技巧，这些技巧后来成了几乎所有纪录片的制作标准操作模式。她把才华献给了纳粹事业，使这部影片成了宣扬纳粹党成就的名片和广告。继《意志的胜利》之后，她又拍摄了宣扬纳粹国防军成就的《自由之日》和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二战爆发后她虽曾一度受挫，但对希特勒的迷恋仍然照旧不变。德军攻占巴黎，这位女导演立即给“元首”拍电报表示祝贺，无耻地吹捧希特勒说：“您以非凡的想象力采取的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该怎么感谢您呢？仅仅向您表示祝贺，这太不足以表达我心中的感受了。”1944年3月她与一名德军上尉结了婚，希特勒还特地接见了这对新婚夫妇。然而，直到战后被捕受审，里芬施塔尔这个纳粹运动的御用艺术家仍然强调自己当时拍摄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艺术才华替一个残暴的法西斯政权做宣传，帮助美化了这一血腥政权。
汉娜·赖奇是德国著名女飞行员，也是世界上首飞直升机、喷气机和火箭推进式飞机的女飞行员，创造过数项女子飞行世界纪录，她还是世界上首位女机长。希特勒曾先后两次授予她二级铁十字勋章和一级铁十字勋章，表彰她舍生忘死为研制空军装备做出的特殊贡献。她在德国空军中担任了极其危险的飞机试飞任务。尤其是一次在测试梅塞施米特公司生产的Me—163B型火箭飞机时，起落架卡住了，操作系统失灵，飞机坠地翻起跟头，汉娜满脸淌血仍挣扎着用笔记下事故原因，画下坠落过程的草图，还怕营救人员看到自己这副模样吓一跳，用一块手绢绑在头上蒙住脸，随后便失去了知觉。这使她成为纳粹宣扬的“民族英雄”。她的飞行技术十分娴熟，但政治头脑极其幼稚简单。1939年9月1日拂晓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汉娜对战争爆发虽然表示遗憾，但她出于狭隘、粗鄙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对整个西里西亚地区又在“大德国的范围内统一为一个德意志民族保护区”表示欢迎，心甘情愿地继续为纳粹政权从事十分危险的试飞工作。她虽然不赞成纳粹疯狂的反犹太主义，当有人告诉她在德国有灭绝营，她便跑去见党卫军头头希姆莱。希姆莱声称所有的传闻都是恶意诽谤，汉娜便信以为真。她不仅敬佩希特勒，也敬佩希姆莱，她甚至请求希姆莱将他的讲话稿寄给自己，要把这份讲话稿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当海军军官的弟弟。1944年，德军前线军事失利，汉娜主张开发一种由人操纵的飞弹（类似日本法西斯“神风敢死队”），以便准确地摧毁敌方阵地。她亲自参加试飞，并训练一群平均年龄才十七岁的敢死队员。1945年4月26日，柏林被苏军包围即将发起总攻击前夕，汉娜冒着猛烈的炮火驾机送一位德军将领飞柏林面见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里，汉娜见到了希特勒和他身边仅剩的几个侍臣，向希特勒建议驾机突围，但遭到希特勒拒绝。汉娜于是决心为元首殉葬。4月28日晚，传来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答应西方盟军将率德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暴跳如雷的希特勒命令汉娜驾机送一名陆军元帅立即离开柏林，查明希姆莱下落并将他逮捕，汉娜才得以有机会死里逃生。后来当她见到希姆莱时，还当面谴责希姆莱在最后关头的背叛行为。她被美军俘获后，美国人问她怎么愿意为这么一个罪恶的政权服务，并给她看了一些刚刚解放的达豪集中营里堆积如山的尸体的照片，集中营里还发现了毒气室，而汉娜却顽固地认为这是天方夜谭和美国人的恶意宣传。尽管由于汉娜未加入纳粹党，也未加入其他纳粹组织，战后非纳粹化法庭把她列入“非涉案人”行列，然而汉娜却认为这纸判决使自己在所有“被无辜判定有罪的朋友”面前感到惭愧，她在日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因为我和他们所有人以及千百万德国人一样，仅仅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职责而已。”直到晚年，她仍在为自己对第三帝国的愚忠辩护，因此理所当然地遭到德国人民的鄙视和唾弃。
纳粹名媛中有一些自身即是纳粹高官的妻子，她们与纳粹政权更是生死与共的血肉关系。这群人中最典型的当数戈培尔的妻子玛格达。玛格达对纳粹主义极其狂热，对希特勒充满崇敬之心。她说：“我当然也爱我丈夫，但我对希特勒的爱更强烈，为了他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平时，她完全按照纳粹理想女性的标准履行女人的职责。甚至连她生六个孩子（此外还曾流产两次）也是按照纳粹主义的妇女观行事的模范行为。由于生了一大群日耳曼血统的孩子“赠与元首”，1938年玛格达·戈培尔成为首位获得“德国母亲荣誉十字勋章”的妇女。该年11月9日戈培尔策划了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帝国水晶之夜”，接着又采取一系列越来越极端的反犹步骤，包括强迫犹太人必须佩戴犹太标志“大卫之星”等，加紧推行种族清洗活动。对此玛格达对女友说：“约瑟夫（戈培尔）给我的解释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第三帝国既然反对犹太人，他只能去完成交给他的任务，通过报纸和电台对付犹太人。元首想这样，约瑟夫只能照办。”后来当苏联红军包围柏林，纳粹政权即将灭亡之时，玛格达仍然忠心耿耿追随希特勒，和丈夫一起带着六个孩子住进希特勒的总理府地下室。母爱可以说是天下所有女人的天性，但在玛格达这个女人身上，母性也要服从纳粹党性。身临绝境之时，她没有为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流泪，然而当希特勒在地下室里从西服翻领上摘下自己的金质纳粹党徽给她戴上时，她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1945年4月28日，玛格达在总理府地下室给她与前夫的儿子写下一封诀别信，交给德军女飞行员汉娜·赖奇捎出，信中依然充满了可怕的狂热：“……上个星期天元首还想帮我离开这里。你了解你的母亲，我们有同样的性格，我没有丝毫犹豫。我们美好的理想破灭了，我所知道的一切美好、值得钦佩、高尚、优秀的事物也随之而去了。在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之后到来的世界，不值得我们为之生存，所以我把孩子们也带来了，让他们在我们身后的世界上活着，可惜他们了。我亲自给他们解脱的时候，仁慈的上帝会理解我的。”“孩子们是好样的。……他们在这里还算是一件好事，他们还能时不时地让元首露出笑容。”她在信中还向儿子发出告诫：“要忠诚，对自己，对别人，对你的国家都要忠诚，在一切一切时候！……要为我们感到骄傲，要尽量努力自豪、高兴地怀念我们。人总归要死，生命虽然短暂，但活得光荣、活得勇敢，不比在可耻的境遇里苟且偷生更好吗？”5月1日，戈培尔夫妇决定自杀。希特勒的女秘书和爱娃的女佣请求把孩子们交给她们设法带出去，戈培尔不同意。所有的女人、炊事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都进来向玛格达下跪，为孩子们求情，但玛格达冷酷地拒绝了。六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四岁）喝下安眠药后，由一名医生给他们注射毒剂而死。随后，戈培尔开枪自杀，玛格达服毒自尽。直到死亡，玛格达都认为自己有权决定他人的命运，剥夺他人的生命，包括自己孩子的生命。这本身即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玛格达彻底接受了纳粹思想，狂热地用纳粹思想毒害他人，而最终使自己和孩子也成为纳粹思想的受害者。
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纳粹思想毒害了整整一代德国人。纳粹上台是德国民族的大灾难，而动荡时代的德国女性的命运更是和整个民族的悲剧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纳粹独裁政权出于统治需要，必然要精心培育出玛格达、汉娜、里芬施塔尔等这样的纳粹女人，这不只是她们个人命运的结果；她们的性格和信仰的形成，也不单是她们个人经历与命运的一种发展，更重要的是纳粹独裁专制和法西斯思想对她们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其实，纳粹的妇女观是十分混乱而矛盾的混合物。究其实质，在德国政坛上纳粹党推行的是轻视妇女的纲领。“把妇女从妇女解放运动中解放出来”是纳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振兴德意志被认为是“男人的事情”，妇女被看作“炉边蟋蟀”。希特勒说：“党的任何基层组织中，哪怕是最不起眼的职位，也不能让女人担任……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的讨论议题都是男人的事务，女人是没这份儿判断力的。”他在纳粹党代会上说：“德意志妇女总的来说还是想做妻子和母亲。她们并不想当同志，而那些赤色的为人民造福者却试图使自己和她们都相信这一点。她们并不盼望去工厂当工人，并不盼望担任公职或者做议员，而是更愿意有一个舒适的家、一个可爱的男人，还有一群幸福的孩子。”他多次把女人等同于弱智者，但私下里又说：“人们常说女人没有创造力，但也有很伟大的女人，男人们在这一点上有失公正，让我很生气。”当时的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代妇女就有选举权，妇女解放运动的口号开始深入人心。即使玛格达这样的铁杆纳粹女性，也常常因妇女问题同丈夫戈培尔发生激烈的争吵。为了适应竞选需要，拉妇女的选票，纳粹党调整策略，宣扬“男人是生活的组织者，女人是他的帮手和执行者”。待纳粹上台后，戈培尔又宣布：“议会民主的阴谋诡计左右了德国政治，我们让妇女远远避开，不是因为我们不尊重妇女，而是因为我们太尊重她们了！”１９３６年纳粹党出版的《国家社会主义启蒙》一书说：“我们要重新拥有真正的女人，而不是打扮得华而不实的玩偶……德意志女人如葡萄美酒。爱她们，大地将鲜花盛开。德意志女人如家庭里的阳光。她们应该保持体面，不与异族嬉戏。我们的民族应该保持纯洁，这是元首的崇高目标。”纳粹的妇女观和其反动的种族主义始终是密切联系的，十分强调“种族纯洁”，一再告诫德国妇女不要“没有种族观地空谈全人类”。希姆莱曾推行一个被称为“生命之源”的北欧－日耳曼人种养育计划。１９４３年纳粹政权还曾计划采取所谓大众生育计划，所有妇女在三十五岁以前都必须与纯种德意志男性至少生四个孩子，达到这个数字后，做丈夫的就有义务随时准备将她另派“它用”。只是随着二战结束，纳粹政权被摧毁，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这么一种反动、落后、混乱、极其损害妇女利益的妇女观，德国妇女怎么会接受的呢？这真是一种悖论。纳粹无疑采用了欺骗和高压的两手，一方面用反动的种族主义和虚伪的口号蛊惑妇女，利用妇女更关注家庭和孩子的特点，赐予一些小恩小惠；另一方面对头脑清醒、心怀不满、反对纳粹政权者一律残酷镇压。在《纳粹女人》一书中这些名媛典型，是被纳粹精心塑造而成的，有的则是在纳粹法西斯体系的小天地里长大成人的。那么除了这些纳粹名媛之外，德国大量的底层寻常女性究竟如何呢？仅从这本书还无法窥见当时整个德国底层女性普遍的生存境遇与生存选择，但从当时德国民众的多数人对希特勒和纳粹寄予幻想，进而耽于迷信，以为就此可以振兴德意志，掀起一股全国性的狂热来看，也能分析出德国女性总体上对纳粹是完全丧失警惕，乃至衷心拥戴的。当然她们是上当受骗者，和书中的那些纳粹女人是性质不同的。希特勒也特别善于和女性打交道，懂得如何巧妙地利用女性追随者对他的好感。早在１９２６年，纳粹党濒临破产，希特勒急得要寻短见，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