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_宋书-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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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宫东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东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礼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义也。《尚书大传》，迎日之词曰：「维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维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吴时郎陈融奏《东郊颂》，吴时亦行此礼也。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旧车驾朝日，寒温未适，可不亲出。」诏曰：「礼仪宜有常；如所奏，与故太尉所撰不同，复为无定制。间者方难未平，故每从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为大。」案此诏，帝复为亲朝日也。此后废。
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之。致斋之日，御太极殿幄坐，著绛纱袍，黑介帻，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车驾出，百官应斋从驾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宣摄从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龙衮之服，升金根车，到庙北门讫。治礼、谒者各引太乐、太常、光禄勋、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车入庙，脱舄盥，及洗爵，讫，升殿。初献，奠爵，乐奏。太祝令跪读祝文，讫，进奠神座前，皇帝还本位。博士引太尉亚献，讫，谒者又引光禄勋终献。凡禘祫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晋氏又有阴室四殇，治礼引阴室以次奠爵于馔前。其功臣配飨者，设坐于庭，谒者奠爵于馔前。皇帝不亲祠，则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献，太常亚献，光禄勋终献也。四时祭祀，亦皆于将祭必先夕牲，其仪如郊。
晋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将亲祠，车驾夕牲，而仪注还不拜。诏问其故。博士奏：「历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庙之礼也。」于是实拜而还，遂以为制。太康中，有司奏议，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诏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择上旬他日。」案此则武帝夕牲必躬临拜，而江左以来复止也。晋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晋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礼，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应烝祠。中书侍郎范宁奏：「案《丧服》传，有死宫中者，三月不举祭，不别长幼之与贵贱也。皇女虽在婴孩，臣窃以为疑。」于是尚书奏使三公行事。昔汉灵帝世，立春尚斋迎气东郊，尚书左丞殴杀陌使于南书寺，于是诏书曰：「议郎蔡邕、博士任敏，问可斋祠不？得无不宜？」邕等对曰：「按上帝之祠，无所为废。宫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宽，可斋无疑。」宁非不知有此议，然不从也。魏及晋初，祭仪虽不具存，江左则备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社、太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进熟，如郊庙仪。司空、太常、大司农三献也。官有其注。周礼王亲祭，汉以来，有司行事。汉安帝元初六年，立六宗祠于国西北戌城地，祠仪比泰社。日月将交会，太史上合朔。尚书先事三日，宣摄内外，戒严。挚虞《决疑》曰：「凡救蚀者，皆著赤帻，以助阳也。日将蚀，天子素服避正殿，内外严警，太史登灵台，伺候日变。更伐鼓于门，闻鼓音，侍臣皆著赤帻，带剑入侍。三台令史以上，皆各持剑立其户前。卫尉卿驰绕宫，伺察守备，周而复始。日复常，乃皆罢。」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蚀之。祝史请所由，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伐鼓于社；诸侯用敝于社，伐鼓于朝，礼也。」又以赤丝为绳系社，祝史陈辞以责之。社，勾龙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责之。合朔，官有其注。
昔汉建安中，将王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不。共诣尚书令荀文若谘之，时广平计吏刘劭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礼》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文若及众人咸喜而从之，遂朝会如旧，日亦不蚀。劭由此显名，魏史美而书之。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蚀而不蚀。晋文王时为大将军，大推史官不验之负。史官答曰；「合朔之时，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则蔽障日体，使光景有亏，故谓之日蚀；日掩月，则日于月上过，谓之阴不侵阳，虽交无变。日月相掩必食之理，无术以知，是以尝禘郊社，日蚀则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审蚀也。自汉故事，以为日蚀必当于交。每至其时，申警百官，以备日变。故《甲寅诏》有备蚀之制，无考负之法。古来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六历，皆无推日蚀法，但有考课疏密而已。负坐之条，由本无术可课，非司事之罪。」乃止。
晋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伐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劭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劭为不得礼意，荀文若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劭论灾消异伏，又以慎、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今史官言当蚀，亦安知其不蚀乎？夫子、老聃豫行见星之防，而劭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退惧未已，故废宗庙之祭；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别此，可谓失其义指。刘劭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谬。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劭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相承至今。
耕籍之礼尚矣，汉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即大位，耕于钩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于怀县。魏三祖皆亲耕籍。晋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农，可令有司行事。诏曰：「夫民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先天下。主者详具其制，并下河南处田地于东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无官田，随宜便换，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后，其事便废，史注载多有阙。止元、哀二帝，将修耕籍，贺循等所上注，及裴宪为胡中所定仪，又未详允。
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夫辍耕，饥者必及。仓廪既实，礼节以兴。自顷在所贫耗，家无宿积，阴阳暂偏，则人怀愁垫；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诚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广，地利多遗。宰守微化导之方，氓庶忘勤分之义。永言弘济，明发载怀。虽制令亟下，终莫惩劝，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核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处千亩，考卜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于是斟酌众条，造定图注。先立春九日，尚书宣摄内外，各使随局从事。司空、大农、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亩，开阡陌。立先农坛于中阡西陌南，御耕坛于中阡东陌北。将耕，宿设青幕于耕坛之上。皇后帅六宫之人出种穜之种，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农，悉如祠帝社之仪。孟春之月，择上辛后吉亥日，御乘耕根三盖车，驾苍驷，青旗，著通天冠，青帻，朝服青衮，带佩苍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台武卫不耕，不改服章。车驾出，众事如郊庙之仪。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尊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于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櫌，礼毕。魏氏虽天子耕籍，其蕃镇诸侯，并阙百亩之礼。晋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庙，以劝率农功。今诸王治国，宜修耕籍之义。」然未施行。宋太祖东耕后，乃班下州郡县，悉备其礼焉。
周礼，王后帅内外命妇，蚕于北郊。汉则东郊，非古也。魏则北郊，依周礼也。晋则西郊，宜是与籍田对其方也。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命中宫蚕于北郊。按韦诞《后蚕颂》，则于时汉注已亡，更考撰其仪也。及至晋氏，先蚕多采魏法。晋武帝太康六年，散骑常侍华峤奏：「先王之制，天子诸侯亲耕千亩，后夫人躬蚕桑。今陛下以圣明至仁，修先王之绪，皇后体资生之德，合配乾之义，而教道未先，蚕礼尚阙。以为宜依古式，备斯盛典。」诏曰：「古者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修。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使侍中袁粲草定其仪。皇后采桑坛在蚕室西，帷宫中门之外，桑林在其东，先蚕坛在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取民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盖云母安车，驾六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桑前一日，蚕官生蚕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蚕。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设飨赐绢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礼。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鄴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齐王正始中，刘馥上疏曰：「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成者盖寡。由博士选轻，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虽有其名，而无其实；虽设其教，而无其功。宜高选博士，取行为人表，经任人师者，掌教国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明制黜陟，陈荣辱之路。」不从。晋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学生七千余人，才任四品，听留。」诏：「已试经者留之，其余遣还郡国。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学。」咸宁二年，起国子学。盖《周礼》国之贵游子弟所谓国子，受教于师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灵台。孙休永安元年，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导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以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弃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按旧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史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淳王化，以隆风俗。」于是立学。
元帝为晋王，建武初，骠骑将军王导上疏：
夫治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庠序设而五教明，则德化洽通，彝伦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顺，而君臣之义固矣。《易》所谓正家而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