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记-第3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会解释的。你是从这儿出发去巴黎么？”
“从这儿。八点出发。”
“我马上回来给你送行。”
达尔内怀着对自己、对斯特莱佛和大部分其他的人的不安心情，尽快地走到法学会一个安静角落，拆开信读了起来，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巴黎，修道院监狱，
１７９２年６月
前候爵先生，
在长期冒着被村里的人杀死的危险之后我终于被抓住了，遭到了残酷的虐待和侮辱，然后被押着长途步行列了巴黎，沿途备受折磨。这还不够，我的房子也给毁掉了一—夷为平地。
前侯爵先生，他们告诉我，使我受到拘禁、还要受到审判、甚至丢掉性命（若是得不到你的慷慨援救的话）的罪恶，是因为我为一个外逃贵族效劳，反对了人民，背叛了人民的权威。我申辩说，我是按照你的命令为他们办事的，并没有反对他们，可是没有用。我申辩说我早在没收外逃贵族财产之前就已豁免了他们欠纳的捐税，没有再收租，也没有诉诸法律，但仍然没有用。他们唯一的回答是，我既然是为外逃贵族办事的，那么，那外逃贵族在哪儿？
啊，最仁慈的前侯爵先生，那外满贵族在哪儿？我在梦里哭世，他在哪儿？我抬头问天，他会不会来解救我？可是没有回答。啊，前候爵先生，我把我孤苦无告的哀泣送到海外，但愿它能通过名驰巴黎的了不起的台尔森银行到达你的耳里！
看在对上天、对正义、对慷慨无私、对你高贵的姓氏的爱的分上，我恳求你，前侯爵先生，快来帮助我，解救我。我的错误是对你的真诚。啊，前侯爵先生，我祈祷你也以真诚待我！
我从这可怖的监狱里保证为你竭尽我悲惨不幸的绵薄之力，尽管我每一小时都在走向毁灭，前侯爵先生。
你受到摧残的加伯尔
这封信把达尔内隐藏在心里的不安变作了强烈的内疚。一个善良的老家人，唯一的罪过是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忠诚。他所遭到的危险此时似乎正带着怨怼瞪眼望着他。因此，当他在法学会内徘徊踌躇思考着办法时几乎不敢正视过往的行人。
他很明白，尽管他对使得他那古老家族的劣迹和丑名达于顶点的行为深恶痛绝，尽管他满心僧恶地怀疑他的叔父，尽管他的良心使他厌恶那个说来应由他支持的破落家庭，他的做法却并不彻底。他很明白，虽然放弃自己的地位并非当时新出现的想法，但是由于他爱上了露西，行动便不免仓促匆忙，浅涉即止。他明白应当作出系统安排并亲自监督完成，但却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做到。
他所选择的这个英国家庭所带给他的幸福和永远积极工作的需要，还有时代的迅速变化、层出不穷的麻烦——这一周的计划推翻了上一周未成熟的计划，下一周的事件又要求作新的部署，这样的局面使他随波逐流了。这一点他很清楚，也并非没有感到不安，只是没有对它作持续的、不断加强的抵制。他曾关注时局，想找个行动的时机，时局却变化着纠缠着拖了下去。然后贵族们便开始经过法国的阳关大道和偏僻小径大批逃亡。贵族们的财产陆陆续续被没收，被毁灭，连姓氏也快给抹掉了。这一切他都知道，法国的每个可能要追究他的新政权他也都知道。
但他没有压迫过人，没有关押过人。他不但远离了横征暴敛，而且主动放弃了自己那份收入，投入了一个不会偏袒他的世界，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地位，赚来了自己的面包。加伯尔先生按照他的书面指示处理了他那衰败困顿的庄园财产。他要加伯尔体恤百姓，能给的都给他们——冬天给他们还了高利贷后留下的柴禾，夏天给他们还了高利贷后留下的农产品。加伯尔先生为了自己的安全毫无疑问早已提出过这些事实和证据为自己辩护，现在只好把这一切公诸于世了。
这个想法促使查尔斯·达尔内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到巴黎去。
是的，正如在古老故事里的老水手一样，海风和洋流已把他送进了磁礁的磁力圈，那礁石正把他不容抗拒地吸引过去。他心里出现的每一并事都在越来越迅速有力地把他推向那可怕的磁力。他心里隐藏的不安是：在他自己不幸的国土上某些坏人正在追求邪恶的目标。他明知自己比他们强，却并不在那几努力制止流血、坚持仁爱和人道的要求。他一半是压抑这种不安，一半又受这种不安的谴责，禁不住把自己跟那个责任感很强的勇敢老人作了个尖锐的对比。这种不利的对比立即令他感到侯爵大人在冷笑，那冷笑今他无地自容。他也感到斯特莱佛在冷笑，他那根据陈旧的理由所发出的冷笑尤其粗野、令人难堪。何况还有加伯尔的信：一个无辜的囚徒，有了生命危险，要求他给予正义、荣誉和切实的名分。
他下定了决心：他必须到巴黎去。
是的，磁力礁吸引着他，他必须扬帆前进，直至触礁为止。他并不守道有礁石，也看不出有什么危险。他已做过的事虽说不上完美，意图却根明显，因而他感到，若是他在法国露面承认有那种意图，他是会受到感激的。于是，他面前升起了种种行善光荣的幻想，那是多少志士仁人的乐观的海市蜃楼。他甚至有了，一种幻觉：自己能产生某种影响，把目前肆无忌惮的革命引上轨道，
虽然下了决心，他还在那儿徘徊。他觉得在他离开之前这事既不能让露西知道，也不能让她爸爸知道。他不能让露西承受离别之苦，而往事对她父亲又是个讳莫如深的危险问题，因此只能让他接受既成事实，而不必让他承受提心吊胆、迟疑不决的痛苦。至于对自己处境的不利因索究竟应当让她的父亲知道多少，他也没有多加考虑，因为他吃力地避免着在老人心里唤起法国的旧事。这也是他不辞而别的原因之一。
他来回地踱着步，匆忙地思考着，直到应当回银行跟罗瑞先生告别的时候。他打算一到巴黎就去见这位老朋友，可现在对自己的打算却只能只字不提。
银行门口有一辆马车，马已备好，杰瑞也已穿好皮靴，一切齐备。
“那封信我已经交到了，”查尔斯·达尔内告诉罗瑞。“我不同意让你带书面的答复去，不过，请你带个口信也汾是可以的吧？”
“可以，我很乐意，”罗瑞先生说，“要是没有危险的话。”
“一点危险也没有，虽然是带给修道院监狱一个囚犯的。”
“他叫什么名字？”罗瑞先生拿着打开的笔记本说。
“加伯尔。”
“加伯尔。要我给关在牢里的不幸的加伯尔带什么口信？”
“很简单：‘信己收到，他立即赶来。’”
“他告诉了你时候么？”
“他明天晚上就出发。”
“提到什么人没有？”
“没有。”
他帮助罗瑞先生穿上好几层短衣和外套，裹得厚厚的，陪着他从古老的银行温暖的空气里走了出来，进入舰队街的薄雾里。“向露臣和小露西转达我的爱，”老罗瑞在分手时说，“好好照顾她们，等我回来。”查尔斯·达尔内在马车离开时摇摇头，意义不明地笑了笑。
八月十四日晚他熬夜写了两封热情洋溢的信。一封给露西，说明他有重大任务必须去巴黎一趟，并向她详细解释了他深信在那儿不会有危险的理由。另一封信是给医生的，请他代为照顾露西和他们亲爱的孩子，也谈了上面的问题，并竭力保证不会出意外。对两人他都答应一到巴黎立即来信报告平安。
那一天好难熬一一他跟父女俩在一起，心里却保留了共同生活以来的第一次秘密。要对坦诚相待、毫无芥蒂的他们进行清白的欺骗，确实今人难受。他满怀柔情地望着快活地忙碌着的妻子，心里更认定了不能把即将发生的事告沂她（他曾几乎想对她和盘托出，因为没有她无言的帮助，他做任何事都感到别扭）。这一天匆匆过去了。黄昏时他拥抱了她，也拥抱了跟她同名也同样可爱的宝宝，装作马上就会回来的样子（他借口有约会外出，导巴收拾了一箱衣物偷存在外面）。他便这样进入了沉重街道的沉重的雾里，带着一颗比那雾还要沉重的心。
那看不见的力量正吸引着他迅速前去，而漫天的怒潮与狂飙也都往那儿飞卷。他把两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的看门人，要他晚上十一点半送去，不能更早些，这才骑上去多佛的马，开始了旅行。“看在对上天、对正义、对慷慨无私、对你高贵姓氏的爱的分上！”这是那可怜的囚徒的呼唤。他就是用这呼唤鼓起勇气，抛开了他在这世上所爱的一切，向那磁礁漂流而去的。
第一章 密号
一千七百九十二年秋，那从英格兰去法兰西的旅客在途中缓缓前进。即使在现己被推翻的不幸的法王还高踞宝座的全盛时期，旅客们也会遇到太多的麻烦阻碍他们的行程：糟糕的道路、糟糕的没备、糟糕的马匹，何况此时势易时移，还有了新的障碍：每一个市镇的大门和乡村税务所都有一群爱国公民，他们手中那国民军的毛瑟枪早以最大的爆炸力准备好了发射。他们挡住过往行人进行盘问，查验证件，在自己的名单上找寻他们的名字，然后或放行、或挡回、或扣押，一切取决于他们那反复无常的判断或想象，一切为了那还在曙光中的共和国的最大利益——那统—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
查尔斯·达尔内刚在法国走了不到几法里便开始明白，除非自己在巴黎被宣布为良好公民，否则，便再也没有通过这些乡村公路回家的希望。现在他已是无论如何非到巴黎不可了。他明白，每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在他身后关上的大门、每一道落下的普通的路障都是一道横亘在他和英格兰之间的铁闸。他从四面八方所受到的极其严密的监视使他感到，即使被收在网里或关在笼里送往巴黎，自己所失去的自由也不会比这更彻底。
这种无所不在的监视，不但在—段旅程上要阻拦他二十次，而且在一天之内还要耽误他二十次。有时是骑马赶来把他追了回去，有时是赶到前面挡住他的去路，有时又是骑马同行看管着他。那天他在公路上一个小镇筋疲力竭地躺下时，已只身在法国旅行了许多日子，可距离巴黎还是很远。
若不是随时想到受难的加伯尔从修道院监狱发出的信，他是再也没有力量继续前进深入重地的。他在这个小地方的警卫室所遇到的严重麻烦使他感到自己的旅途上已出现了危机。因此当他半夜三更从被指定过夜的小客找叫醒的时候，并不太惊惶失措。
叫醒他的是一个畏畏缩缩的地方官员，还有三个戴着粗糙的红便帽、衔着烟斗的武装爱国者。他们在床边坐了下来。
“外逃分子，”那官员说，“我要把你送到巴黎去，还派人护送。”
“公民，我没有别的愿望，只想去巴黎，护送倒可不必。”
“住口！”一个红帽子用毛瑟抢枪托敲打着被子吼道。“别吵，贵族分子。”
“正如这位好心的爱国者所说，”那怯生生的官员说道，“你是个贵族公子，因此必须有人护送——还必须交护送费。”
“我别无选择，”查尔斯·达尔内说。
“选择！你听他说些什么！”刚才那凶狠的红帽子说，“护送你，不让你吊在路灯杆上，这难道还不好么！”
“这位好心的爱国者说的话总是对的，”那官员说。“起来，穿上衣服，外逃分子。”
达尔内照办了，然后被带回了警卫室。那儿还有些戴粗糙的红便帽的爱国者。他们正守在篝火旁吸烟、喝酒、睡觉。他在那儿付了一大笔保护费，便在凌晨三时跟护送人一起踏上了泥泞不堪的道路。
护送人是两个骑着马的爱国者，戴着缀有三色徽章的红便帽，背着国民军的毛瑟抢，挎着马刀，一边一个陪着他走着。被护送者控制着自己的马，但他的缰绳上却松松地系了另一根绳子，那一头挽在一个爱国者的手腕上。他们就像这样冒着打在面颊上的急雨出发了。马蹄踏着龙骑兵式的沉重步伐在市镇的凹凸不平的街道上和市外深深的泥泞里吧哒吧哒走着。就这样走完了通向首都的泥泞的路，除了马匹要换、速度不一之外再没有什么变化。
他们在夜里走路，破晓后一两个小时便休息睡觉，黄昏又再出发。护送人穿得极破烂，用干草裹着赤裸裸的双腿，也用它披在褴褛的肩上挡雨。这样叫人押着旅行，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有一个爱国者又常喝得醉醺醺的，粗心大意地提着枪，也使他随时感到威胁。除此之外查尔斯·达尔内并没让种种不便在胸中唤起过任何严重的恐惧。因为他经过了反复思考，认定这种情况跟一桩还不曾审理的案子的是非无关。到他提出申辩时，那修道院监狱的囚犯可以证实。
但是等到他们黄昏来到波维城发现街上挤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