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我的似水流年-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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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脆先教完习题课再说。我空着肚子去了教室。课上我一直担心学生们能听见我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偏偏后天有一场小测验,学生们有一堆问题,让人应接不暇。其中一个女生头发有股怪味,也许是几天忙于学习,忘了洗澡。她问的问题虽然简单,但我怎么解释她也不懂,她就不停地再问。
下了习题课,我冲下楼去餐厅买pizza和咖啡。
“你先等十分钟,”做pizza的人说,“刚才做的都凉了,得先热热。”
我耐心等着,不经意看见S教授在水果蔬菜专柜选色拉。我要转头躲开,他刚好也转过头,惊喜地说:“啊,小明,这下可抓住你了!你看过我的email没有?”
我只顾点头。
“你那个论文真不错,只是结构上稍有问题,另外有两个引理证得不够仔细。马上修补修补,给我看看,我还想在马德里大学的那个会议上谈谈你的研究成果。好好干!噢,对了,最近一期的O杂志上有篇动力系统方向的论文,你好好读一读。”
我答应着,又说了两句闲话,匆匆赶回办公室,开始写论文。写了几行才记起忘了拿pizza了。
肚子空空的,脑袋昏昏的,我边写论文边听见studentslounge里几个人在闲聊。一个说:“瞧我们系的沙发,真是老掉牙了!秘书们也不张罗买几个新的。”
另一个说:“就是!瞧我坐的这个!瞧这两大团黑渍,不知多少年积下来的。”
又一个说:“也可能是泼上了咖啡。”
“图书馆里的书也老掉牙了。”
“复印机三天两头出毛病,也老掉牙了!”
教授们也老掉牙了!我正想着,不小心把论文里刚写的一大段删了,顿时一头冷汗。可惜,可惜!不过,幸亏反应及时,只删了一段;要是把整个论文全删了,我就只能撞墙了。不行,现在头脑不清醒,容易出错。算了,忙够了,先歇歇,到哪儿吃点饭,回家洗个澡再接着干活。
我想去风味亭吃饭。今天虽然没做什么有用的事,还差点删了论文,可毕竟忙了一天,还是要慰劳慰劳自己。从后门出了A系,眼前是个大土坑,土坑边上是座小土山,还有起重机、挖土机之类——一开学这里就大兴土木。我看了一眼行人止步的牌子,拍了拍后脑勺,转身绕道走。在MaxwellDworkin(计算机系的大楼)旁边,赵荣正迈着大步赶路。
“赵荣,你去哪里?”
“哎呀!忙了一天,饿死了,我正要去风味亭吃点好的。”
赵荣神色疲惫。看见我,他摘下眼镜,抹了抹脸。
风味亭是哈佛附近最好的中餐馆,以四川菜闻名。餐馆里面的装饰有些意思。一般餐馆墙上贴着“生意兴旺”、“岁寒三友”之类的字画,这里的墙上却挂着几张照片,大概是美国旅客在中国拍的:一张是一个人临街在大盆里洗衣服,街面脏乱不堪,好像是武汉的某个地方;一张是北京天安门前的一个交通岗亭,交警正指挥车辆,背景里的人们摩肩接踵;还有一张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驾驶执照,照片上的司机贼眉鼠眼,满脸苦相。
我和赵荣靠墙坐下,点了水煮牛肉和辣子鸡丁,两人吃得满头大汗。
“赵荣,”我忍不住抱怨,“这几天真累——上课、教习题课、做研究。刚来的时候事也挺多的,为什么不觉得呢?”
“是啊,这几天一直忙论文,”赵荣大口吃着,“闲了还有杂事,这日子过的!”
赵荣也搬出了宿舍。本来我们准备合租地方住,后来没协调好,我和系里的两个同学一起住,他和计算机系的一个同学一起住。
“还是住宿舍好,有熟人能聊天,”赵荣说,“我那室友是美国人,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见面问个好,晚上说晚安,跟陌生人一样。美国人的人际关系好像挺淡的。”
“赵荣,”我笑笑说,“你觉得孤单了?”
“是有点孤单。”
“孤单了干什么?找丁宜圆呀。”
“丁宜圆——”赵荣叹了口气。
我问他和丁宜圆有什么摩擦,赵荣说:“没什么。那天说好了和她一起去听音乐会,我生怕忘了,一直小心记着呢!谁知临时偏偏有篇论文要交差,我光顾忙论文,一不注意晚了二十分钟,跟她吵了起来,音乐会也没去成。听音乐不是为了放松吗?结果反而搞得更紧张了。”
“和好了就行,”我安慰道,“她也是为你好。”
看来赵荣的处境和我差不多,我心想,大家都烦着呢。
吃完饭,服务员递上了两块“幸运饼干”——中餐馆都供应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并不是从中国引进的,而是美籍华人自己发明的。饼干中空,内藏一张小纸条,写一句俗语箴言之类的。打开我的小纸条,只见上面写的是:
“你的个性青春而有激情,只是过分高傲。”
我怎么高傲了?我不满地想,又去看赵荣的,只见上面写着:
“善待自己,人生才会美丽。”
“这句话有点意思!”赵荣说。
我们付了帐,离开风味亭就分手了。
二、嗯,这就是生活
我赶回住所。门口放鞋的架子旁边有三封我的信,一封兜售信用卡,一封要电话费,还有一封来自学校的财政办公室。
亲爱的同学:
在完善学校的工资制度,也就是说把工资单改为计算机控制的过程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财政办公室正竭力解决这些问题……经过核算,您夏天的工资发多了。请写一张一千三百零七美元的支票付给哈佛大学。
我把信往屋里随便一扔,倒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另外一个室友出去了,只有彼得罗夫开着房门,坐在书桌旁。彼得罗夫是俄罗斯人,个子高,身体壮,瘦长的脸,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喜欢穿整齐的外套和黑皮鞋。他是五年级学生,马上要毕业。每天在系里都能看见他坐在studentslounge门口处的那台计算机旁,心无旁鹜地写博士论文。彼得罗夫当助教很认真。跟学生讲解时,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字一句。礼貌一点的学生问问题,常说:“这可能是个愚蠢的问题,请别介意。”他就一字一顿地回答:“没有愚蠢的问题,只可能有愚蠢的答案。”
不过,私下彼得罗夫有不少牢骚。他抱怨学生笨得要命,一个小概念要解释好多遍,而且动不动就问同样的问题,愚蠢的问题!他还抱怨钱不够用。刚来时,助教的工资低,波士顿的房租却正好开始猛涨,每个月的工资除了付房租只够吃饭。
“但你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导师,一个加拿大人,有时开玩笑说,“你应该习惯没有金钱的生活。”
听到这话,彼得罗夫脸色黯淡,但也不急于表明自己是不是共产主义者。有一次听他讲,俄罗斯刚搞资本主义的时候,人们都兴高采烈,展望未来;如今倒有不少人怀念过去。
彼得罗夫的嗜好之一是吃甜食。助教们有时能去餐馆吃顿饭,学校付钱。如果彼得罗夫在场,点菜时总有人开玩笑:“不知今天有什么好甜点……真馋,馋得要命……太好吃了……”
彼得罗夫毫不介意,自在地点一份喜欢的甜点,慢慢吃。
今天彼得罗夫神色挺轻松,看我回来,就敲了敲门,问我要不要吃糖——他的一个朋友从瑞士回来,带了几盒巧克力糖。
“谢谢,”我接过彼得罗夫递来的糖,叹了口气,“Youmademyday(要不是你,这一天算是白过了)。”
糖纸上画着些丰满的女郎,令人联想起屠格涅夫或托尔斯泰小说里的少女。糖的外面有层巧克力壳,裹着黏稠的椰子奶。
“改了太多的作业?写了太多的论文?学生和教授都找麻烦?”彼得罗夫问。
他每问一下我就点一下头。他怜悯地看着我:“嗯,这就是生活。再见。”
听他的口气,我知道他又要去写博士论文了。
我走进洗澡间,边洗澡边想着要给家里打电话,要洗衣服,要交电话费……都别忘了。然后我一直改论文,晚上十一点,终于告一段落。这时另一个室友回来了。此人是中国人,叫萧斌,三年级学生,性子豪爽。他什么样的运动都喜欢,房间里乒乓球拍、羽毛球拍、网球拍、哑铃、象棋、军棋应有尽有。不过他最喜欢抱怨哈佛小气,还给哈佛起外号叫“哈扒皮”——九月份开学,七月底就催你交学费;助教的工资还没发,就有校友会的信如雪片般飞来,每封信都热情地问你打算给母校捐多少钱——五千还是二十万。
“萧斌,你从体育馆回来吗?”我问。
“哪里,从办公室回来的,”萧斌恼火地说,“不知谁在系里的服务器上运行一个很大的程序,服务器刚刚出了问题,我的程序也报废了——已经运行了两天!这个破服务器,天天出问题!”
“应该给山姆打电话,叫他赶快把服务器恢复过来。”
“昨天他说他的手机刚刚坏了,只能收email——”萧斌说,“Sprint手机质量真够差的,小明你千万别买。”
山姆是系里的计算机系统管理员。我上学期在系里见过一次,他正在厨房仔细地洗咖啡勺;这学期也见过一次,他正在studentslounge那个鱼缸旁边扔面包屑喂金鱼。
“我给他发过email了,”彼得罗夫从房间走出来说,“只是他有时几天都不检查email,没办法。”
“我不信,咱们就不能另找个负责点的系统管理员嘛!”萧斌在客厅打开电视。
“换过几个人,山姆算是好的了,”彼得罗夫说。
接着萧斌又抱怨,说电视上尽是广告,要不就是粗制滥造的动作片和脱口秀。大家没心思再读书了,干脆坐在客厅瞎聊。
“A教授和S教授好像有什么过节,从来不大说话,”萧斌说。
A教授是萧斌的导师,英国人,须发全白,讲课的声音极小。通常他课上没几个学生。A教授和S教授的隔膜是近年的事。据说二十年前,两人还合作发论文。S教授那时没什么影响,鼓捣出篇论文来必定先给A教授看,请他提意见。他还自称是A教授的门徒,单独发表论文时要向A教授致谢。A教授对S教授则大加鼓励,称赞他是罕见的精力旺盛的研究者。
“可能他们的研究方向有了分歧,”我说,“所以不再合作论文了。”
“哪里,”彼得罗夫说,“他们的研究方向算是接近的了。”
彼得罗夫认为两位教授是竞争对手,闹翻了。学术界跟政界、商界是一样的,大家斗来斗去,不得安宁。比方说,C大学政治系,每隔几年因为系内斗争,一半教授集体辞职。学生们可倒霉了——有人专门看准一个导师去的C大学,结果一下子导师就没了……
“导师之间的斗争,学生也经常卷进去,”萧斌说,“S教授的一个学生还在一篇论文里宣称A教授的研究方向是死胡同。学生们也都不选A教授当导师,纷纷选S教授。”
“我不明白为什么学生不喜欢A教授的课,”我说,“S教授虽然两眼放光,其实根本不在乎本科生学得是好是坏;A教授挺关心本科生的,他们却都不喜欢他。”
“A教授讲课东拉西扯,谁听得懂!”萧斌说。
“这是个讲课风格问题,”彼得罗夫说,“两人都很难懂。”
“看他们彼此不理不睬,我真是如履薄冰,怕我过分巴结A教授,S教授会不高兴。要是S教授对我有什么不满,毕业时麻烦就来了!”萧斌说。
“没办法,你最好两个都巴结一下。”
他们说得我心里发慌。S教授是我的导师,可到目前为止,我只顾躲着他,从来没主动去巴结。我皱着眉问两位室友:“我还不太会巴结人,以后怎么办?”
两人沉默了片刻。彼得罗夫笑笑说:“小明你担心什么?你的研究做得这么好,所有的大学都会要你的,导师的推荐信倒无所谓。巴结导师,不就是指望他能写封好推荐信,帮你找个好工作吗?”
“是啊,小明,”萧斌说,“你的日子还长呢,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们也只能安慰安慰我——巴结人的艺术可不容易学,我哪能不担心?
三、无家可归的人
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学问不足,只好拼命学习,争取早点出成果。学习累,第二学年尤其累,因为学年底有博士生资格考试。因为没时间,我很少去Widener图书馆,也不常去燕京图书馆看中文书。去查尔斯河边散步更成了一种奢侈……其实我想去,也不是完全没时间。可精神上有压力,总想着功课和研究,去河边散步也无心享受蓝天、白云、绿草、清水的浪漫,就干脆不去了。
和爱丽丝在一起,是我唯一的快乐。爱丽丝不住RHall了,改住PHall,我常去宿舍看她。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平稳阶段——见面嘘寒问暖,一起散步、看书,特殊的日子送点小礼物。
但我们的感情再也不像我初次吻她时那么热烈了。上学期出了和方晴的那件事之后,我见到爱丽丝总是内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