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第5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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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微软公司在近半年内遇到的第二件尴尬事件。半年前，该公司向因特网用户提供电子邮件服务的Hotmail也曾经被黑客入侵，并窃取了数以千计用户的个人资料。随后，微软公司曾经宣布，已经安装好因特网上最安全的密码，来对付黑客的捣乱。谁知，这一次黑客竟公然把黑手伸到了微软公司大老板的钱袋中来了。
黑客的活动当然令人厌烦。但是，在少数黑客恶作剧背后，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美国青少年熟练应用电脑的能力和自如地驰骋于因特网上的扎实功底。这种深厚的潜力，对美国未来发展，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
不合格就关门一一美国也要搞“教改”
美国人对他们的教育，并不觉得满意。首先是对那些位于大城币低收入阶层居住区的公立学校，就经常可以听到抱怨和批评。这类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校园风气，从最近发生的一位美国母亲为自己3个女儿转学的事里可见一斑。
2000年2月，美国著名汽车城底特律的《底特律新闻报》登了这样一则报道：
有一位44岁的美国妇女，名叫蜜莤，戴莉，她的三个女儿，分别在底特律市区三所不同的公立学校读书。大女儿，16岁的詹妮在亨利·福特中学上高中；12岁的女儿狄娜，在同一城市的卡菲中学读书、九岁的小女儿梅赛德斯，在当地的艾莫森小学读书。前不久，由于对这几所公立学校校风和教学质量忍无可忍，这位境况并不富裕的戴莉，把自己的大女儿转到了底特律郊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索斯菲尔德救世军学校读书，这样在她微薄的工资中，一年要花掉一万多美元的学费。另外两个女儿也分别转入了底特律郊区富裕地区的公立学校，这些地方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比城市里明显好得多。
这位烦恼的母亲抱怨说：“我现在简直被这套公立学校的教育体制搞得焦头烂额了！我的女儿们一点也没有受到合适的教育。她们在这些学校里，除了玩，还是玩，分心的事太多了”
戴莉是当地一所社区学院的一名职员，为了让自己不至于被淘汰，她同时还在学院里读书。这次三个孩子的转学，使这位可怜的母亲损失惨重。除去为大女儿花掉的高额学费之外，她还不得不放弃了对心爱的二女儿和三女儿的监护权。她含着眼泪向法院申请，由自己的姐姐当孩子们的监护人，以便让孩子们有机会到城郊富人居住区比较像样的公立学校上学。为了让孩子们上学，她还不得不起早贪黑，开着她那辆老掉牙的破旧的汽车，奔波于自己工作的社区学院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那份滋味真是令人伤感而无奈。
即便是这样，这位当妈妈的也丝毫不感到后悔。看到女儿们已经在学习方面明显比原来努力了，她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不光是她再这样看，就连女儿的老师们也都支持她这样作。
据了解，大中城币低收入区的这类公立学校数量，大约占整个美国公立学校总数的一半左右。即使状况较好的中小学，也存在着自己形形色色的问题，造成教学效果达不到预期标准。
有人说，从六十年代起，美国的教育实际上走了一条轻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弯路。使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落后于欧洲和日本。这种状况和美国教育的其他弊病，已经引起了美国社会广泛的关注，也正在采取改革的措施。
2000年元月，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报道说，有近半数的美国州长和企业界、教育界的领袖级的人物共114人，最近达成了在全国下一阶段进行教育改革的计划。他们在这次最高级别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呼吁各州把重点放在“提高教师素质、为所有学生创造平等的提高机会，和使学校对教育结果负起责任来”等计划上。
对美国的学校来说，这些重要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财神爷”，因为他们所领导的政府、公司和组织为公立学校提供了90％以上的经费、教师及行政管理人员。他们的看法和举措，也就对美国的公立学校有着举足轻重的份量。而他们对美国教育最强烈的看法，就是现有的标准定得太低了！
为了让美国的学生们能达到更高的标准，“财神爷”们挥舞着钱袋子，提出了一项又一项具体要求和具体措施：
首先是进行高级别的统考。美国的大部分学校除了在学生升大学时，要参加ETS等考试机构举办的SAT等标准稍高的全国统一考试以外，其他各年级的考试都缺乏统一标准，有时不免失之于宽松，误人子弟。这次教改会议认为，各州应当通过州一级的考试来确定学生和学校是否达到标准，而不能只由各校自定标准，造成良莠不齐。按我们的习惯来表述，美国人是打算以省一级的统考为标准，来推动学生曾遍达标。
其次是对学校的主体—一教师，加大“物质刺激”的力度。为了提高教师素质，他们主张建立“工资竞争机制”，对优秀教师给予额外的报酬。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达到所需的成绩水准，他们主张采取以下行动：要求在中学以前教授代数和几何；确保学生学习过州级测试要求的科目；
还有一条是给差生“开小灶”，对需要特别帮助的孩子提供业余辅导，帮他们学习达标。如果教师不足，就动员志愿人员来帮忙，还要拿出钱来，为志愿辅导教师提供交通便利。
实行“分数与经济效益挂钩”，也是一条重要的措施。为了加强“成绩责任制”（就是根据学生考试的分数，来决定学校基金分配数额及教师工资高低）的效果，财神爷们还主张对成绩突出的学校给予经济或其他奖励。
那些成绩差的学校，教职工们面临的不光是经济损失，甚至可能丢掉饭碗、如果成绩不能达标，对那些差生人数“超标”的学校就会采取“介入教学”，让忍无可忍的学生父母们出面干涉学校的教学。再不行，就干脆把学校关掉，让那些屡屡误人子弟的老师和学校官员们尝尝失业的滋味。
美国的教育改革计划，使我不禁思索起中国教改的一些问题：
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是应该“跟踪”国外某些现存的（同时也许是不完善的）教育模式，还是应该博采各国之长而避其短，跨越式地建立起先进适用的中国教育模式？
分数，是衡量掌握了多少知识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学生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需要革除的应该是光讲分数不重其他素质的倾向，还是分数本身？我们究竟应该把分数当成多重的珐码，才能使教育的天平保持平衡？
竞争，是调动学校、老师和学生前进的一根重要杠杆。我们需要防止的，究竟是过度的不良竞争，还是竞争本身？我们应该在中小学的校园里设置哪些必要的竞争，才能使我们的校园里充满活力，张驰有度，却不会为那些微不足道的锱铢之利而疲于奔命？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问题不少，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也有自身某些长处。我们的中小学校园里需要怎样的制度和措施，才能保证中国教育原有的长处得以保持，原有的不足确实能够克服，而不致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各地那些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的著名重点中小学，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雄风依旧，培养出功底依然扎实，素质优异的英才，使他们足以与伊顿公学和哈罗德公学这类世界名牌学校的学生比个高低？同时广大普通中小学也能培养出无数德、智、体真正均衡发展的、充满生机的未来中国公民
兰登：奖励的“万花筒”
在兰登学校的校刊《兰登新闻》上，我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学生委员会主席丹尼尔·斯蒂芬斯获得了一年一度的校级《杰出成就奖》，这是由校长布莱德利先生亲自决定的。。。”
丹尼尔是全校上下公认的好学生，他品学兼优，有着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多种其他才能，在兰登学校的学生中很有威望。这使我对兰登学校设的各种奖有了兴趣。我兴致勃勃地查阅了学生自办的校刊《兰登新闻》，看到了一串得奖名单：
莫迪维与亨特，获得了哈佛大学与达特茅斯学院荣誉少年奖状。这是一项与学生综合素质有关的很有份量的奖，达特茅斯学院是与哈佛相接近的美国“长春藤”大学。
查普曼获得了《增进协调者奖》，这是一项表彰协调人际关系能力的奖，兰登校方认为，能使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是有领导才能的表现，这样的孩子，说不定将来能做大事。
克莉斯·莱恩获得了《公民奖》，这是一项表彰社会责任心的奖，与学习成绩也无关。
亚当·马尔克斯获得了《活动奖》，这是一项表彰课外活动成绩的奖。
查普曼和弗拉休两人，还共同获得了《道德规范奖》。这是一项与学习成绩无关，只与道德表现有关的奖。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能当个好人，也值得鼓励。
后来，我在兰登获得校级奖励的名单上，还看到过下列各种奖项：
《兰登学校父亲俱乐部公民奖》，是一项鼓励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奖项。
《威廉·哈里森三重奖》，是一项奖励学生综合素质的奖。
《哈夫·里德伯格毕业生学术成就奖》，这是为了奖励学习成绩而设的奖，这样的奖项在兰登学校只占少数。
《达特茅斯读书俱乐部奖》，这是专为鼓励学生多读好书而设的奖。
《哈佛大学普利策读书奖》，“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励，兰登学校设立这项奖，也是为鼓励学生们多读好书。
《威廉·利姆斯中学运动奖》，设立它，是为了鼓励学生发展体育才能。
《威廉姆斯·维斯低年级运动精神奖》。低年级的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跑不快，跳不高，有的学生还胆子特小。为了鼓励他们在运动场上放开胆子，重在参与，特地设立了这样的奖。
以上这些，通通是学校一级的奖励，获奖者大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6％以上。如果算上在班级和年级得奖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定非常大。
我很快就发现，兰登学校，当然还有圣安德鲁学校设立的各种奖项，跟我国中小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多元化的丰富色彩和大比例的覆盖面。而直接指向学业成就的奖项，占的比例却相当小。据说美国的绝大多数学校，也是这样。
这样奖，那样奖，只要是能推动学生们努力向上的奖，校方都在变着花样地推出来。看来在兰登，不论你在哪方面有点小本事，又愿意比别人多努一把力，就总能找到得奖的机会，只要是有价值的才能和行为，总能受到赞赏和激励、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失败体验的孩子，一定少得多，相当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棒。怪不得美国学生做起事来，一个个总是显得那样自信。
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也没关系，兰登学校获奖人数最多的一种奖，是《加里·马奎尔道德规范奖》，它的得主往往能在每年的校级奖励获奖者名单里占上一半。即使上帝没给你任何才能，认认真真当个有道德的好人，也一样会赢得赞誉。
看来，兰登学校（和美国很多学校）的奖励方法，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我品味着设立这项奖的用意，不禁拍手叫好。
对比起来，我国中小学的奖励体系，对学生素质的激励作用，过于狭窄地集中于分数方面，而对其他素质的激励却重视得太少了。
一个中国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只知道努力学习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是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虽说有三项衡量标准，可是由于身体好和思想好都缺少“硬指标”来衡量，实际上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学习成绩。一般情况下，只要分数高，别的方面还过得去，就能当上三好学生。所以，三好学生的荣誉评价系统，发挥着以各门功课的分数高低为中心的导向作用。
其他经常使用的荣誉评价手段，不是在加强“分数就是素质”的倾向（例如各科目的竞赛获奖），就是难以与三好学生系列奖项相抗衡（例如道德品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较好表现，就难以获得真正有份量的奖项）。这种奖励体系单一化的倾向，实际上限制了多数学生其他素质的全面发展。这就相当于让猫和狗都以捉耗子的数量来论成绩，只照顾了大花猫的成就，却埋没了小黄狗的才能。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的中小学校不妨也打破常规试一试。从校级到班级，设上一连串的奖项。想方设法让那些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孩子们，也能从老师或校长手中屡次接过那郑重颁发的大红奖状。让全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体验过成功的喜悦与荣耀。这样的孩子们，今后的人生之路一定会走得更自信，更有光彩。
法语课与《欧洲之旅》
兰登学校上外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