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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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过来四下一看，自信地笑了笑，随即大声说道：“同学们！为了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今晚咱们搞个拉歌比赛，好不好？”“好…………”沉闷的空气顿时活跃起来。“我宣布，高一同学一组，高二同学一组，比赛开始！”
话音刚落，我们高一就抢先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高二也不示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随即响了起来。高二的人少，声势渐处下风。段燕急得圆脸通红，索性一甩大辫子，站到最前面的座位上，指挥高二唱起了在学校得过奖的“红色娘子军”。顿时，高二士气高涨，歌声随着她的手势时高时低，时急时缓，一下就占了上风。高一岂肯示弱，一曲“保卫黄河”充分显示了人多的优势，磅礡的声浪又把高二压了下去。高二又出新招，赵曦随着“北京的金山上”跳起了优美的藏族舞，欧鹏又在“男儿当自强”的雄壮歌声中表演起武术。。。。
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比赛到了白热化程度。大家眼里都闪着兴奋的光彩，满身的疲劳呢一一早不知跑哪儿去了。
走出迷惘期，顿悟在星空下
心理学家说的，随着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现代人类的青春期也在延长，青春期要在青年开始对家庭和社会承担责任的时候才会结束。在高中阶段，婷儿和同学们设想未来生活的频率越来越密集，他们常常在英语课练口语的时候，讨论对各种职业和生活方式的看法，但仍然很少有人对未来有明确的理想和志向，也感觉不到谁有发自内心的社会责任感。婷儿也是这样。
我们从初中就在关注婷儿的立志问题，现在更是越来越多地和婷儿讨论这个话题：你什么时候才会有可以称之为“凌云志”的远大理想？
婷儿也常常为此而苦恼。但她认为这也不能怪她，因为许多同龄人的“凌云志”就是考大学，而考大学对婷儿和她的同学们来说，是手到擒来的事，根本算不上理想。可以说，从他们考入外语学校高中的那一刻起，他们就都等于已经考取了重点大学。而且很多人的“大学梦”只不过是为了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婷儿也看不上这种理想。谈来谈去，婷儿又羡慕起那些早就迷上了文学、美术或音乐的人来了，对他们来说，每天从事自己的爱好，就是在一天天走近自己的理想。
婷儿渴望的就是这种理想，这种让她感到“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价值”的理想。她苦苦寻觅着，直到有一天，一连串偶然的细节，深深触动了婷儿的灵魂，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这代人的历史使命：
顿悟
16岁生日前后，我常常陷入一种陌生的心境。表面上看起来，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勤奋而快乐，每天都忙着和代数符号、英语单词和作文的格于纸打交道，加上班干部和学生会的工作，经常忙得连洗袜子的时间都没有。然而我的心里却不时袭来一阵空虚和迷惘，我弄不清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惯性？还是环境的压力？我究竟想过怎样的一生呢？这些问题久久地困扰着我，直到暑假来临。
从学校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父母去乡下的水果基地参观。我正在巴士上起劲儿地聊着学校的趣事呢，突然，一股恶臭迫使我闭上了嘴巴。探头一看，堵车了，路旁竟是一座黑鸦鸦的垃圾山，足有几百个拣垃圾的农民，正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山上争抢刚从城里运来的垃圾。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乘客们的抱怨声中，那部描写垃圾部落的中篇小说《青城之矢》，闪电似的在我脑海里过起了电影。看起来这些人和小说里的“垃圾虫”一样勤劳，可就是得不到正常人的生活。没想到，纸上的场景活现在眼前的时候，竟会如此令人震惊！爸爸和妈妈也很吃惊，他们小声议论着：沦落为“垃圾虫”的农民越来越多了，每个城币都有几个垃圾部落，每个垃圾部落里，都有一群在垃圾中生长的失学儿童。。。。
是的，眼前就有这样一个儿童，她孤单地站在垃圾山下，用忧郁的目光注视着我，蓬乱的头发里夹着纸屑，手里抱着一个只有一条胳膊的布娃娃。看见被垃圾车堵住的车流又开动起来，她突然咧开嘴灿烂地一笑，并让她的布娃娃用独臂和我再见。
这情景让我难过得想哭。
垃圾山迅速地从视线中消失了，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布娃娃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半年后，我又和父母谈到了这件事。我困惑地问：“他们也是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悲惨的命运呢？”爸爸和妈妈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我想研究，可以参考刚出版的一本书。
我抱着那本厚书足足啃了一周。根据书中提供的统计数字和分析报告，我推导出来的答案是：这些“垃圾虫”只是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小部分。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文化和技术。在低素质劳动力过剩，经济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社会还没有财力来救助他们。在中国真正富起来之前，他们只能在贫困和犯罪中继续挣扎。
这个无奈的结论深深地刺痛了我。希望中国快点富裕起来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上阳台仰望星空，点点繁星中似有小女孩渴望的眼睛。就在这一刻，我心中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我要把我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经济建设。我要以科学文化知识为杠杆，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让贫困的儿童都能上学；让需要救助的人都得到救助。。。。这沉甸甸的使命感把我的心填得满满的，从此以后，我每一天的努力都有了新的价值和意义。
第十章 应邀访美，初露锋芒
婷儿上高中的时候，“WBSE（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把成都纳入了他们的中美中学生交流计划，成都首批到华盛顿参观访问的名额只有一个，并由WBSE的主席拉瑞·席慕思先生亲自到成都外国语学校面谈选拔。
事后来看，这次访美对我们来说从面谈开始就具有多重意义：既是婷儿显示能力的机会，也是婷儿大开眼界的极好机会，更是检验我们多年素质培养成效的难得机会。婷儿访美时的一系列出色表现，使我们不禁欣慰地想：是真金就不怕火炼，不管是中国的火，还是外国的火。
关于这次访美的前前后后，还是让婷儿自己说吧。
婷儿的话：
1997年暑假，我们在青城山军训期间，殷校长（一位德高望重的英语教育专家）从成都打来电话，让我和另外四个同学赶回成都，休息一晚上，以便第二天参加应邀访美的选拔性面谈。
意外的喜讯使我很兴奋，也多少有点儿紧张。
汽车在“成灌公路”上疾驰，我们在车上摇摇晃晃地打盹儿，任7月的熏风使劲拍好着我们的短发。我闭着眼睛，却睡不着。我不知道要和我们面谈的美国人是谁，但我想，他一定是个对中国人友好的“老外”。
有关拉瑞（LarrySimms）的传奇故事，我是在这次面谈过后，才逐渐知道的。。。。登万里长城，结万里友谊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四位结伴来中国旅游的美国人，爬上了北京附近的八达岭长城。其中一位，个子高高，身材挺拔，长着亚麻色的头发，有一双敏锐又好奇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在蜿蜒起伏的长城上边走边看说说笑笑。他一面猜测，在没有任何像样的机械的2000多年前，中国人是如何完成这项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的，一面观察着那些像他一样，在长城上观光漫游的当代中国人。
他，就是拉瑞·席慕思先生。
拉瑞早年毕业于美国著名的“长春藤联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学院法学院。凭借着过人的才华和勤奋，很快在美国法律界出露头角。1974－1975年期间，他曾任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助手。1976－1985年间，他又担任了美国司法部总检查长助理的要职。1985年之后，拉瑞辞去公职，专心从事律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但是一位出色的律师，还是美国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同时也是世界第六大律师事务所——《格信》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一一老板之一。
由于这次游览长城的偶然契机，他后来建立了一个与许多中国学生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交流组织。
那天在长城上，他遇到了一样跟着老师来爬长城的中学生。这些孩子对英语正学得兴趣盎然，看到四个结伴而行的“老外”，都不愿意放过统口语的好机会。他们微笑，挥手，“哈罗！哈罗！”地主动跟拉瑞他们打招呼，希望跟他们用英语聊几句。拉瑞笑着答应了。没想到，这些孩子们的英语口语都相当流利——他们是北京市西城区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几个美国人面前，你一句，我一句，应对自如。这一谈，就是40多分钟。
拉瑞感到很惊讶，这些中国孩子竟然把英语学得这么好！他们的活力，他们的聪明好学，他们对异国人真诚的友好，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都强烈打动了第一次来中国的拉瑞。
这次邂逅，触发了拉瑞一个大的构想：
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显现出了举世瞩目的活力。中国正在大踏步前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富有聪明才智。。。。
他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关系，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政治关系。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能否拥有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这一关系。
应该让两国的年轻人了解对方的国家和人民，让他们友好相处，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一这就是拉瑞得出的结论。
律师，向来是美国社会的高收入阶层。作为律师行业里的佼佼者，拉瑞可说是早已功成名就了。声望、财富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他都有了。但是拉瑞一直有一个想法—一事业上的成功者，不应该一味从社会索取，而应该把他从社会所获得的东西，以某种方式回馈给社会。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二字，不仅局限于美国。拉瑞把自己看作一个“世界公民”，他关心的是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
为此，拉瑞作出了一个对他来说很不寻常的决定：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做点实事。他要建立一个专为美中两国中学师生交流服务的组织。
美国人习惯于说干就干，拉瑞很快就行动起来了。
回到美国，经过多方努力，在1994年2月，他终于建立了“华盛顿－北京学者交流社团”（Washington…BeijingScholasticExchangeINC，缩写为WBSE），一个非赢利的服务组织，他亲自担任该组织的主席。该组织的宗旨，就是促进美国和中国的中学师生交流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在拉瑞心目中，这是他回报社会的最好方式。
拉瑞的WBSE一经成立，就开始高效运转起来。短短两个多月之后，1994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外语学校的第一批6位学生和4位老师就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国际航班，到美国首都访问两个星期、并住在美国师生家里。
刚开始，参加这个交流活动的，只有北京的西城区外语学校一所学校，后来，上海复旦中学也参加进来。到1998年我访美之前，中国方面共有30多位中学师生，分四批访问了美国。华盛顿的两所名牌中学的美国师生也回访了中国。
拉瑞非常细心地照料着WBSE的方方面面。为了使中国学生的学业和高考尽可能少受访美的影响，光是访美的月份，拉瑞就尝试做过四种不同的安排。最后选定了每年元月到二月的寒假为最佳访美时段。美国学生来到中国中学，也由接待的学校安排他们住到中国学生家中，让他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热情友好的普通中国人，以便他们与中国学生之间建立起更深的友谊。
华盛顿的那两所美国学校——圣安德鲁学校和兰登学校里，随即开设了中文课，由来自中国的老师讲授原汁原味的中国普通话。当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期间，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学生还被专门邀请，出席了白宫盛大的欢迎仪式。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仍然保持了他们对中国的兴趣，把对中国人民的这份友好，融入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本可以过舒适生活的拉瑞，给自己选择了奔波劳碌。他把WBSE的工作，当作自己第一位的工作去做。仅仅到1996年为止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拉瑞为了WBSE，就不辞辛劳地往来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9次之多。
“师姐”也给母校带来好运
WBSE成立两年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拉瑞知道了我就读的成都外国语学校。
北京西城区外语学校和成都外语学校是兄弟学校，同属于由国家教委在全国设立的14所外语学校之列。两校的领导平时有不少交流切磋的机会，关系很好。1996年初，在北京一次友好的聚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