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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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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阅读的方法,从专门的文章中获得写作方法。这实际上就是在传授语言文字的运用规律。

还有一点,在关于考试上,叶老所说“须使与试者表出他平时所用的方法”,这一点在我们的考试中已经无法得见了。不是因为难以出题,而是现在的语文教学中的“方法”已经失传了。

中文系——致教师书之八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接到您的来信,承您问及关于中文系有什么意见。很觉惭愧,我虽然当过中文系的教员,感到的全属于消极的方面,中文系仿佛不是那么一回事;要我说说积极的方面,该怎么办才象个中文系,至少在此刻还想不大透。不敢辜负您的好意,就把消极方面的向您说说吧。

中文系是个简称,说完全叫做中国文学系。看了名称就知道学习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是咱们中国的文学。但是向来就少有人仔细辫认过,到如今似乎还没有多大改变,把中文系学习研究的对象认作国学国故之类去了。国学,国故,多么庞大而含胡的名称啊忿凡是咱们中国从前的学间,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以至声音训话,阳湖桐城,全都包括在这个名称里面,而中文系的学生就得学习研究那些东西。且不说旁的,单说范围的广泛,已经够教人摇头了。短短的四年工夫,把那些东西搞通当然不可能,就是普遍地去摸一摸门径,又哪里办得到了即使办到了,又何尝就是学习研究了中国文学。

教学那些科目的,各有各的师承,各有各的家法。说到经学,不管他们主张古文还是今文,总之把经学看成一种特别的学问。《三百篇》算是一望而知的文学了,可是他们说《三百篇》是经学,治经学自有治经学的法度。说到考据跟小学,远一点,他们抬出z。}‘L嘉诸儒来,近一点就抬出章先生黄先生跟王先生。乾嘉诸濡以至章黄王三先生的劳绩,谁也不容菲薄,是当然的,可是他们做考据跟小学的工夫并不就是做中国文学的工夫,这一点却往往忽略了。说到文学批评,他们一致推举《文心雕龙》,带着骄傲的颜色提起这部宝典。除了标明“文学批评”的课程采用它以外,专籍选读也选到它,大一国文也选到它。既然刘彦和的理论无可移易,研读它自然只须做些疏解阐明的工夫罢了。于是写黑板,付油印,《文心雕龙》的笔记割记越来越多,使学生应接不暇。

不知道您有没有与我同样的感想,我觉得在中文系里,教经籍的巴望学生成为经学家,教考据的巴望学生成为考据家,教小学的巴望学生成为小学家,偏偏忘了学生学习研究的对象是中国文学。捧住《文心雕龙》的似乎不忽略中国文学了,可是认《文心雕龙》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未免缺少了开拓新天地的勇气,中国文学这样搞下去,恐怕只有日渐趋向萎缩的路子。我也不敢武断地说,经籍跟考据跟小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学习研究全没有关系,可以不必去搞。我只想说,必须把主从关系先搞清楚。既然中国文学是主,搞这些东西就不必走经学家考据家小学家的路,学生知道了那些东西的最近的比较正确的结论,也就够了。我也不敢武断地说,中文系可以不要《文心雕龙》。我只想说,《文心雕龙》到底是刘彦和那时代的东西,在他以后,咱们中国人又想了许多心思,写了许多文学,所以不宜把《文心雕龙》作为唯一的规范。

再说要搞清楚主从关系,就得把国学国故那些含胡概念完全丢开,中国文学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学。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主要的中国文学,该归必读之列,哪些专书哪些篇章是次要的,该归参看之列,又按照四年的时间分配,宁可精而少,使学生担负得起。这样的定出课程来,或许可以收些实效。若照如今模样,教师的意思是最好《三礼》、《三传》、《尔雅》、《说文》,以至《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九通》、《正续经解》等等,学生都读个遍。学生听见那些书籍的卷数就吓坏了,索性一本也不翻,于是教师叹息道,“你们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话一半是解嘲,一半是卸责,而中文系搞不出个名堂来依然如故。

中国文学,就材料而言,当然指中国以往的文学。所谓以往,有远有近,若说近的,只要在今天以前,都是以往。但是中文系所学习研究的,往往上自皇古,下迄明清,民国以来的东西不谈。有少数中文系开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就成为嘲讽的资料,好象文学史到了明清可以永远绝笔了似的。依我想来,退一步说,断到明清也可以,就是专究某一时期也未始不可以,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必须随时警惕。是中国四十年代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不是中国以往的人在学习研究中国以往的文学。把这一点记住了,学习研究就不至于取抱残守阔的态度,虽然搞的是以往的文学,也可以发掘出一些新东西来。进一步说,咱们固然要知道以往,但是尤其要开创将来。中国文学以后的路子全靠咱们用自己的脚掌一步步地踏出来。怎么个踏法,须要大家来学习研究。如今大学里多的是文学研究社文艺座谈会,都是学生自动的组织,他们热切地盼望开路有路。开几个正式的课程,满足他们的要求,不正是中文系应尽的责任吗?—在嘲讽“新文学研究”的环境里,我这话当然又是个嘲讽的资料,一笑。

依一般的看法,中文系只读中文好了。读外文不过应个景儿,符合功令。把工夫多花在外文上,实在没有意思。但是另外有人说,你守定中文搞中国文学,希望不落在抱残守阔的陷坑里,几乎不大可能。必须与他国的文学相提并论,才可以放宽眼界,触发心机,不同于以往的人搞中国文学。要接触他国的文学固然可以看译本,但是文学不比说明文字,能看原文尤其好,这就得通晓外文了。然而咱们知道,十个中文系的教师,反对学生读外文的至少有七个,鼓励学生读外文的不一定有一个,看见学生手里捧一本外文读本或是翻译作品,就情不自禁,露出吃醋的眼光来。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

希望中文系搞好,先得整个教育改好,希望整个教育改好,还得靠其他广大的因素。这些且不谈。单就中文系本身而言,必待主持者把对象认清,把态度改正,不把知识向学生死灌,只是站在辅助的地位,引导学生往学习研究的路子走去,才有比较象个样儿的日子。可是如今尚非其时。您以为我的话太丧气了吗?

写信说不畅,哪天咱们会了面,再来细谈吧。

札记:

我没有从这篇文章中摘录,因为毕竟离中学教育教学的内容远了一些。而且从叶老表述的内容上看,那个时代的中文系似乎和现在的中文系是两个极端了。不光是内容上,还是态度上。叶老说“这种见解,与主张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又高贵又堂皇,他国文学算得什么?阿Q精神是表现得很充分了,可惜脱不了个抱残守阙。”。在这句话里其实前半句是对的即“中国自有特别国情的人是一脉相承的,以为中国文学自有特别情形”,只要我们守住这前半句对的内容就行了,警惕或抛弃后面“又高贵又……”的情况,就当不了阿Q了。更何况现在的中文系教育,当“阿Q”的人少,当假洋鬼子的人却很多。

另外,中文系是搞研究工作的而不是教知识的。这样依赖其实师范的中文系尤其要加强“教学”这一应用方面的训练。因为一般中文系所针对的其实是有学术意识的读者,而师范生要注重的是传授技能的训练。相对与一般中文系的学生而言,师范生的能力要求其实更高一些,更全面一些。

关于叶老对传统经籍的态度其实也是时代使然。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经典来说,受其益而知其弊,所以总想着去弊。而后人见其有弊,马上敬而远之。这样一来,固然躲开了“弊”,然而也就没有“受其益”的机会了。于今之时,不固守前人,不轻信他人,征之以理,验之以行,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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