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能够改变什么-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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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不依不饶，“再来一个，你的故事不至于就这一个吧。一个可过不了关。”
没辙，昌明只得继续回忆童年，看来一时半会儿还长不大了。“我虽然淘气，可我从小就不乏正义感。我们班上有个‘小老头’，经常做一副猴相逗同学们笑，如果不是他的手上脚上长了那么多水泡，用药水涂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同学们一定会喜欢他的。可惜他生下来就患了水泡症，去过好多医院都没治好。他很想和大家一起玩，可同学们一见他过来就四散跑开，像躲瘟神似的。他自己根本就没把病当回事，还准备了剪刀和药水，铰破水泡涂药时还说‘我就不信治不了你’。霍老师看到他这么坚强，很受感动，就在班上表扬他，还引导我们认识他的这种意志。我们对他心生敬意，也更懂得爱护同学了，大家真成了一个家庭。霍老师带他看好了病，他融入集体也更爱学习了。而今也成大人物了，很忙所以今天他没来。我讲他的故事不算揭老底吧。”
天光忙道：“不算不算，不过你还没说你怎么有正义感呢。”
“对不起，说半天还没入正题呢。我们受了霍老师的启发，都有了正义感。一次开队会，辅导员见‘小老头’在用牙撕水泡呢，就说：‘你们家缺肉了是怎么着，看你这样像半年没吃上肉了。’我腾地就站起来了，‘老师，您这样说不对，您伤害了我们同学。您应该向他道歉。’那胆儿真够大的。”
主持人赞许道：“不错，仗义执言才能当个好官。不过这就完了吗，这个故事短了点吧，精彩细节也好。”
“再次对不起，我这还没入正题呢。”昌明陪大家笑笑，“其实这些也都是正题，有关霍老师的故事，有关教育的本质。同学们都服霍老师，不光因为她有学问，耐心教，疼我们；还因为她有办法，不管出了什么问题，总能让你心悦诚服。那时学校的小工厂开始制造各种棋类，我也学会了下象棋，把同学们杀得人仰马翻，挑遍全班无敌手。这更助长了我的‘嚣张气焰’，课间休息便到处叫阵，上课也不专心了，还偷偷看棋谱呢。不巧被霍老师逮了个正着，她并未没收我的棋书，反而提出课外活动要和我杀两盘。我兴奋极了，我这‘常胜将军’怕过谁啊。先是三局两胜，后改五局三胜，我竟然满盘皆输了。气焰消了，只得安心学习了。相安无事过了一段，我心里又开始痒痒了，下午自习课就开溜，偷偷跑到小工厂磨着车间师傅要学开车床。当时里面车、钳、刨、钻，各种机加工都有，还有冲压车间呢。我正开得起劲，突然身后响起一片笑声，还叫着我的名字。停下来转身一瞧，我的天，什么时候霍老师领着同学们都来了。”
大家都笑起来，好像那个尴尬场景今日重演。
“霍老师倒没批评我，却让我教他们开车床。我更不好意思了，羞红着脸和同学们回了教室。从此上课再不开小差了。原来的淘气包就这样逐渐懂事了。孩子们就是接受着霍老师如此棋高一招的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成长。好了好了，这回我总算讲完了，给别人留点空间吧。我只是开了个不算好的头，下面哪位同门兄弟姐妹接着来？”昌明伸展左臂，要交出手里的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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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越短越好，细节就是“干货”。昌明不觉间已然讲述了五个故事，分别是：体育节、小老头、矫师错、下象棋、开车床。这些故事各有启发，霍老师的态度和对待方式各不相同，只待有心人去发现和领会。
再好的故事，其教育价值也得靠互动阅读来实现。霍老师的教育是打破传统和常规定势的，要想深切地领悟教育真谛，使教育行为取得成效，相应地，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得破除定势。当我们具备了精妙的思维和悟性，就能够时时处处获得有益的启示，不光是从书本中，还有从生活和教育实践中。这是教育成功的必由之路。
感谢北青
费力地提着两个重达42公斤的大行囊，走出长春站，多亏有个大学生帮我拎了一段。我先住进了旁边一个铁路部门的招待所，为省钱选了最偏僻的小间，仅能容下一张窄床。第二天又搬进了地下浴池，这里宿费便宜些，每天10块钱。出去找工作的时候，遇见一位好心的乔哥，介绍到他租住的工人宿舍，四五个人住一间楼房，每月才60元。宿舍管理人员挺照顾的，头一个月我独自住在211室。总算安顿下来，身在异乡，独对夜雨敲窗，这种奇怪的滋味变成一篇《寻梦春城》，寄给省电台一个真情节目。在列车上，我曾回思以往，前方人生路长。伴随车轮滚滚，我的人生也在伸展吗。
青春年华，我曾拥有什么？屈辱岁月，苦涩生活，重逢的朋友，都说瘦了很多。
灿烂季节，我也曾经度过。校园风光，尘世风浪，这冷暖滋味，谁人与我共尝。
远离了忧伤，重拾起梦想。千里之遥，向往心中地方。
寻梦春城，随梦飞翔。北国之春，花儿开放。寻梦春城，随梦飞翔。我的故乡，已在远方。
行程中心间流淌而出的这首歌谣，融入了我的文章。节目由小雨姐姐播出后，我收到26位听友的来信，给我莫大的鼓励和温情，之后的晚上我都一一回信。也结识了其中几位朋友，演绎了一些故事。
在长春街头，也曾被骗子坑过。那种幸运转盘，上标各种奖品，25块钱转一把，将我仅有的百余元和借朋友的200块钱都转进去了，只转来一堆劣质洗发水。两位大婶、一位大姐极力劝阻，将我推离了现场。我用了一点洗发水，幸好头发还没脱落，但手上却烧掉了一层皮。后来才知道那转盘是可以红外线遥控的，那婶子、大姐是闲来无事给人做托的，只是实在看不下去了。身无分文，只得写信向家乡的小井同学借四百块钱，不几日他给汇来才解了燃眉。
我在一个刚创刊报纸的发行站，找到了一份工作，无非就是卖报纸吧。卖报也是有学问的，走街串巷或者到长途汽车客运站，新报纸别人不认可，全靠自己的叫卖吸引人。几个小时下来，也能卖掉五六十份，挣个二三十块，可以糊口了。后来乔哥丢了原先的工作，也开始卖报了。
忽然有一天，到长春快两个月了，我坐在大公汽上望着街上渐深的秋意，想起该给家里写封信了。北国春城的秋天来得特别早，春天却到得异常晚，春与秋只如一个影子闪过，一年当中约半都是寒冬。“儿行千里母担忧”，孤身在外，却不理解父母的心思，太不成熟了。理解父母才是成长的标志呀。寻梦的少年啊，不管你在何方流浪，不管处境如何困窘，都不该瞒着父母，要让他们时刻知道真相，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着些什么。父母不会在乎你的成败，只会牵挂你还好吗？这封久违的信，才算解开母亲心头的结，要不都有点精神恍惚了。赶集的时候一辆汽车驶过，母亲好像听到车上有我的声音在叫她。这是思儿的幻觉呀，做儿女的如果有良心有孝心，怎能不体谅父母的苦心呢。幸亏没有再现二姐失踪时的悲剧。
工作之余，我开始构思长篇小说，名字就叫《寻梦春城》。宿舍里陆续住进几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在异乡艰难创业，同时准备考研。我们成为患难之交，这样一个小集体，也是笑声与惆怅相连，情谊与矛盾不断。有人会遭逢更好的机会，离开这间宿舍，去往新的城市。聚散离合，悲喜交加，太多的故事不能一一叙说了。
中秋正值秋收，我随乔哥去他家帮忙收割。东北农家的土地可真多，我在家时并没干过什么活，这次真是累了个半死。第一次收割水稻，我们家乡都是夏天收割的小麦。东北只能种一季，苞米稻子一块儿收，地段也零碎，这丘陵地带有斜斜的梯田，没有机井，靠天吃饭。农人住着只有一米来高的窝棚，是半地下的便于保暖，进到里面还能伸展开腰肢，火炕烧得热热的，围拢炕桌盘腿吃饭。这里的农业和生活都非常原始，人与环境都年复一年，需要外来的契机引导它的改变。这里比我的家乡绝不止落后十年，所以东北再也等不得了，也不能再以别人原来的速度去追赶，十年的差距不能再用十年甚至更多时间。如果老是这种蜗牛速度，则只能被别人甩得更远，谈何振兴东北。振兴，需要的是现在，而不是等待，时机只能在创造中悄然而生。就如一个人的成功，你付出了才有资格耐心等待，若不主动寻求改变，只会错失良机，坐等就是无望。
十五这夜，大家分食了几小块月饼。乔哥的外甥女也过来了，她上初二，缠着乔哥给她写学校布置的秋假作文，题目竟然是“怎样查字典”。天哪，这种题目是我们小学三年级就写过的呀，一个初二学生自己还写不了。东北的农村教育简直太落后了，也和它的经济基础一样。我想起初三时秀香的同桌，也是我的前桌，那女孩的成绩在班里只是中游。下学期她移民回吉林老家，名次稳居榜首。渐渐中考不成问题了，后来成风的高考移民的确是对落后地区考生的极大冲击。在全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极不均衡的条件下，统一录取分数线是不公平也不现实的。有些地方的大人和孩子，都活得太难太苦了，他们迫切需要改变，需要更多的机会。生活的艰难比录取线的苛刻更加难以忍受，我们不能再人为加剧这种命运的不公了。在足以改变他们命运的分数线上调低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在现状之下保持各地区相当的升学比例才是公平所在。生活和命运对他们的给予，已经太吝啬了，我们不能再去侵占他们的机会了。当然正常的移民碰巧高考则另当别论。
东北人据说多半老家都是山东，为人厚道，我也没受什么亏待。我这也算闯了一回关东。这一年的春节，我和一位山西的小梁兄弟没有回家。我们炒了一个花菜，一盘鸡蛋，就当年夜饭了。我们没有喝酒，因为没有心情。我们谈论起多年以后，会和下一代讲述我们患难与共的故事。
九个月之后，我告别朋友离开春城。回家两月，再赴京城。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一切从头开始。在这里同样遭遇了一些磨难，得到过一些帮助。我被迫省吃俭用，严重营养不良。夏末秋初，在公共汽车上我突然耳鸣眼花，近乎晕厥，四肢麻木，耳边是风声，眼前一片迷蒙。虚弱地向售票员求救，不作理会，只让我下车。勉强摸索着下车，我已完全不能走动，站着摇晃。这时有人扶住了我的右边臂膀，搀我到路边的医院，我什么都看不见，只是一路跟着他艰难迈步。是到了急诊室吧，我被扶坐下来测量血压，那位恩人去给我挂号。是血压和血糖都太低了，躺在床上吸了会儿氧，又喝了点糖水，总算缓过劲来了。好险哪！如果不是好心人相助，我就一命呜呼了。救命恩人比我大不了几岁，临走时怕我还有危险，就给了张名片，有事再找他。他是李志国。
“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我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租住的平房，吃了碗方便面，就躺下了。当晚，门被砸得猛烈，我以为是碰上歹徒了，强撑着开门看去，原来是派出所查暂住证的。我刚到北京，还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东西呢，在长春就没有。不由分说我被抓上了面包车，我哀求说有病在身呀，可人家不管这么多。到了派出所，和一帮人被罚站，幸好坚持了好长时间又罚蹲，不然我就晕倒了。最后有钱的交罚款，没钱的就要被送到郊区的收容站，那儿跟劳教差不多，“扒沙子”卖苦力挣足了路费才能被遣送回老家呢。多亏我上车前拎了手提包，里面有当天刚从邮局取出的五百块钱，是三姐汇过来的。真是好险哪，要是身上没带钱，以我当时的病体可能就被折腾死了。这一个日子，我记得清清楚楚，终身难忘。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不可以给予弱势群体更多救助，而常常雪上加霜呢。他们活得已经够难够苦的了。既然社会没有爱心，我用以回报社会的应该是什么。
毕竟还是有爱可寻的，《北京青年报》的“打工北京”版给了我一次机会。经历上次磨难，我才知道人最不能亏的是身体，事业和梦想都是次要的。养好身体后，我给报纸的这个版面写过一封信，不几天收到了张嘉编辑的传呼。传呼机是来北京前买的，也是三姐的资助。电话采访了我一番，下一个周日，我的传呼就响个不停，都是关于工作的事。我意识到了什么，赶忙去买了份北青报，原来为我免费刊发了一封求职短信。短短不足200字竟为我赢得了数十个面试机会，我的人生从此发生转折。当时这个版是由张嘉和陈春彦主持的。我因此结识了一家影视公司的张振远主任，进入这家公司工作。接受着新的工作环境的熏染，我的进步令振远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