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 作者:柏杨-第3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年代和一十年代对照，史学家称赞此四十年黄老政治的成绩为“文景之治”（刘恒号称文帝，刘启号称景帝）。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发动一连串御侮和开拓战争，大部分军费都依靠这些年累积下来的丰富储藏。
不过黄老政治最大的缺点是使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尤其到了后来，人口渐繁，耕地渐少时，贵族和富农在政府不干涉的保护政策下，大量兼并自耕农，造成一个庞大的地主阶层。富人的田地一望无际，穷人却连立一个锥子的地方都没有。
三 七国之乱黄老政治之际，发生七国之乱。
西汉王朝行政区域的划分，采取“郡”、“国”并存制度。当时人们的看法，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有皇族据点，陈胜、吴广星星之火，便不会燎原。西汉王朝则采取折衷办法，一方面仍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度，一方面也恢复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我们用下表说明——王爵封国统辖数县或十数县，地位高于郡，侯爵封国只统辖一县或数乡，与县相等。
刘邦当了皇帝后，原则上皇族子弟封王，非皇族的功臣封侯。刘邦对封侯不太注意，但因“封王”拥有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军队，所以十分重视。他特地杀了一匹白马，厚着脸皮命大臣向天老爷盟誓：“不姓刘而当王的，天下人共同攻击他。”
但刘邦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战国时代苏秦、张仪的遗风仍在，知识分子和聪明才智之士，在中央政府不能施展抱负，往往投奔封国。
封国既有实力，又有理论指导，欲望遂一天天提高，离心力逐日增加。
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其中之一就是刘启的宰相晁错。晁错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刘启赞成这种做法，但那些已经够大的封王，当然不愿意接受。所以在雷厉风行削小了三个封国之后，前一五四年，东方的七个封国，送联合叛变。这七个封国是：
七国封王跟皇帝的关系，用下表说明：
从表上可看出，除刘濞、刘戊之外，其他五个封王，都是皇族近亲。这至少显示一点，政权的安危，与分封与否无关，封国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制造问题。
当七国联合叛变时，半壁河山，全都陷入叛军掌握。刘启大为震恐，他想不到他的对手如此强大，懊悔自己孟浪。七国提出的两个口号，一是杀掉晁错；一是退还削去的土地。刘启全部接受，那个忠心为国的晁错在上朝途中，在街头被武士摔下腰斩，而且屠灭三族。
七国联军并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动，刘濞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他的军队已迫近洛阳，但他只信任他的儿子，而不相信他手下几位有谋略的将领：田禄伯、桓将军、周丘。中央政府方面，刘启却明智地选出周亚夫当大将。
短兵相接的战场上，胜负决定于统帅，只两个月工夫，周亚夫切断吴楚联军粮道，吴楚联军饥疲撤退，周亚夫衔尾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既败，吴楚二国即灭，其他各封王或自杀或被杀，来势汹涌的七国之乱，转瞬平息。
七国之乱是一个重大转换点，如果七国胜利，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并吞，战争不休。七国失败，使西汉王朝顺利的通过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刘启乘机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有能力作更多的贡献。
四 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儒家学派自从孔丘于纪元前五世纪建立，三百年来，受到很多轻视和打击，但门徒们并不放弃他们的努力，而且借着聚集学生讲学的方法，使他们的学说，继续传播。陈胜、吴广引起全国性混乱时，除了参加战争的军人，天下最忙碌的，莫过于儒家学派人士了。孔丘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四处投奔那些叛军首领。他们受到的待遇也很可怜，刘邦就是第一个厌恶儒家学派的人，他见了儒家学者——儒生，就把他们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面撒尿。但儒家学者仍苦守着不去，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处境的尴尬和内心的痛苦。因为别的首领还不如刘邦，刘邦总算还收留他们。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
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二○○），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
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纪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的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的向前平视——必须爬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囗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的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把部长），赏黄金五百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他稍为对李耳、庄周表示不满，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没有送掉老命。后来，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赵绾自杀。但窦太后逝世（前一三五年）后，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
刘启的儿子刘彻于纪元前一四一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纪元前一四○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作主。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
“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着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着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
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纪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作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
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比道家思想时代——黄老政治，更多出五十倍的时间，直到纪元后二十世纪，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潮的冲击，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
五 对匈奴汗国的反击黄老政治带给当时中国空前的繁荣，虽然黄老政治终止，但繁荣仍在。仅以马匹而言，○○年代时，宰相只能坐牛车，皇帝当然有马车，但想要四匹颜色相同的马，都找不到。可是五十年代时，中央政府仅养在首都长安的马，就有四十万匹。
民间大街小巷，处处是马，而且竞争着只骑雄马。对不可一世的匈奴汗国，反击的时候已到。
中匈两国之间，由于和亲的缘故，边境久久没有大的冲突。当中国反击行动于六十年代开始时，采用的是诱敌先发的策略。前一三三年，大将（将屯将军）王恢统军三十余万，埋伏马邑（山西朔州）左右山谷之中。马邑豪民聂壹，跟匈奴一向有商业上密切的往来，他把两个死囚的人头悬挂在马邑城门上，告诉匈奴间谍说，他已把马邑首长杀死，请匈奴乘虚进击。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自率领十万骑兵，从武州塞（山西左云）入境，直指马邑。行军一百余公里，距马邑尚有不到一百公里时，只见牛羊遍野，不见牧人，感觉到有点异样。于是攻陷附近一个塞亭（降望台），俘虏了一位雁门郡（山西右玉）的官员，要杀他时，那官员泄露了全部机密，军臣单于大惊说：“是天老爷把你赐给我们。”把那官员封为天王，急令撤退。中国毫无所获。
这一场阴谋奇计，虽然落了空，但中匈两国五十年之久的和睦邦交，从此破裂。
匈奴汗国又恢复从前那种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可是，形势已不是从前，中国的反应十分严厉，立即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
马邑之谋四年后（前一二九年），大将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分别出上谷（河北怀来）、代郡（河北蔚县）、云中（内蒙古托克托）、雁门（山西右玉）四路进击。明年（前一二八），卫青与另一大将李息分别出雁门、代郡进击。又明年（前一二七），卫青、李息再出云中向西迂回进击，这一次开始有大的收获，匈奴大败，中国再度把匈奴驱出河套，就在河套沙漠与黄河之间，兴筑朔方城（内蒙古杭锦旗北）。三年后（前一二四），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