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王刚解纽军阀割据政客纵横-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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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依法继承
总之，不论段祺瑞心意中是如何的矛盾，他最后还是在与北洋派老政客徐世昌密议之后，决定让黎元洪副总统‘依法承继’，出任大总统。
前已言之，这个‘依法承继’四个字是徐世昌敲定的。徐世昌（一八五五…一九三九）进士出身，满清时代做过东三省总督，袁世凯时代做过国务卿，就称‘相国’，是北洋派当时第一号的大官僚、大智囊和政坛老狐狸。他这四个字诀可说是一言安邦，全国各实力派人人接受，皆大欢喜，因为徐氏并未提出所‘依’何‘法’，大家就可以各取所需，而暂时合作了。
这个‘法’，让我们再重复概括一下。对南方的反对派来说，显然指的是‘民元旧约法’。恢复民元旧约法，不但由黎菩萨来当挂名总统，那失业多年的旧国会议员，八百罗汉，又可重入庙堂，去继续其纵横捭阖了。而这个‘法’，不论是新是旧，对黎、段二人来说，也是各有长短已如上述。尤其是段祺瑞，他不论做国务卿或国务总理，他对总统对国会，都得两面开弓，因此对新旧约法也难以取舍，南方反对派既然坚持恢复旧约法，段也就无可无不可了。
当时纵是野心最大的冯国璋，对这个不明不白的‘法’也感到满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想做总统，实在于法无据。段既不愿为他说项，而南方的反对派也势必反对到底。他如能退而求其次，搞个副总统当当，则来日方长也。这也不失为一项最理想的选择。所以冯对这一新成立的黎段中央，也深感满意，而表示由衷的拥护。
既然全国各实力派都一致拥护，北京的新政府也就迅速的恢复运作了。
重新统一后中央政局扫描
在全国一致拥戴声中，黎元洪大总统乃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七日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第二届正式大总统。同时改国务卿为内阁总理，段祺瑞个人原职不动，内阁改组。这也是段所心甘意愿的。因为全国各实力派既然都认可了‘民元旧约法’，而这个旧约法，根据民元宋教仁原来的‘虚君实相’、‘责任内阁’的设计，则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实集中于内阁总理段祺瑞一人之手。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比徐世昌小十岁）虽是个崇拜德国铁血宰相，而刚愎自用的军人，然此人也豁达大度。如今既然掌握中央大权，他也颇希望能赢得各实力派的一致支持。因此他要组织一个包容各派各系的‘混合内阁’，以替代他原有的纯北洋系的内阁。此一新内阁乃于六月二十九日，由黎大总统明令公布。其后再由八月间‘恢复’了的国会加以追认，不在话下。
在这新阁里，段对一向反段最力的国民党系，也逾格优容；对黎元洪总统的心腹如张国淦，当然更有特别的照顾。
【笔者附注：张国淦幼女张传玲女士，现定居美国加州。读拙著，曾与我取得联系，并送我其先人著作，都颇为珍贵。近年来其他民国要人的后裔、亲友、门生故吏，读拙作而与笔者取得联系如张女士者，亦所在多有。大陆上政协所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辑亦系相同史料，十分难得。其实流传海外的类似资料，分量亦至可观，值得广事采集也。】
至于梁启超一伙的老进步党人物所改组出来的‘研究系’，本来就打算向段投靠，如今两情相悦，自然也就变成国会之内，与国民党系对立的拥段派系了。为使读者对各路实力派人马查阅方便计，且将改组后，黎段中央的关键人物，和他们在北京政府中的位置粗列如下（北京政府内阁官员此时变动不停，排列不易，下表只略举其关键人物，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大致位置，作为坐标，以供参考）：
大总统：黎元洪（未形成单独派系，为北洋系与国民党之间的边缘政客）
总统府秘书长：丁世峄（原属国会的韬园派，倒段亲孙）
国务总理：段祺瑞（北洋系，嗣为皖系首领）
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段的智囊心腹）
外交总长：唐绍仪（国民党系，孙文香山小同乡）
内务总长：孙洪伊（国民党系，国会韬园派领袖，倒段主谋，冯国璋智囊）
财政总长：陈锦涛（留美博士，原属国民党，后附段）
陆军总长：段祺瑞（兼任）
海军总长：程璧光（孙文香山小同乡，亲孙）
司法总长：张绍曾（国民党系温和派）
教育总长：范源廉（接近梁启超的研究系，左右逢源的老议员）
交通总长：许世英（北洋皖系）
农商总长：张国淦（黎元洪心腹智囊）
此一‘混合内阁’只是根据最早的提名编制。此时内阁阁员，每月不同。例如外交总长原提唐绍仪，然北洋系各省督军省长通电反对，段有意改提曹汝霖，又为南部实力派所反对，最后由陆征祥出任。又如孙洪伊，原职系教育总长，但是教育部在当时是个冷衙门，而孙却是黎、冯，和国民党系一致支持的热人，旋即改任新职。但是不论人事如何变化，总是从一原始模式蜕变出来的，终有脉络可寻，故制此表为坐标，以便读者按图索骥，而递次说明其变化也。
人事纠纷，无‘法’解决
我们读史者一看段祺瑞新阁这一原始名单，便知段氏有心要做中国的邱吉尔，而网罗全国各实力派共同为治。用心良苦，但是他这一模仿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却无法解决英国式的政治问题。纵是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以及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最普通的，和无关利害的，最单纯的人事纠纷（英语中所谓personality clash），也无法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毫无意义的意气之争，凡人皆有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在这不同程度之间的古老民族之中，要以英国风气最好，中国风气最坏。吾人久适异国，在国际社区中打滚了五十余年，真是发自天良的慨乎言之。三个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共事，未有不是以君子始，以小人终，而打得头破血流的。纵是对民主政治信仰坚定、以身许国的民运人士，他们如有三人共事，也是跳不出此一‘民族公式’的。何以如此？我们只能说，一是民族劣根性，天赋如此，上帝造的；二则是民族文化传统如此，吾友柏杨所谓‘酱缸’是也。我民族要把这酱味清洗干净，笔者就认为非两百年不为功。
让我们再看看英国人，他们的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合作（搞Team Work），能自治（Self…government）。三个英国人在一起，就能组织个让大家共同发财的公司（pany）；组织个互利互信的社区（Self…ruled munity）。我们华裔就是搞不来嘛。夫复何言。以上所说还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一旦沾上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那就只有动刀动枪，彼此杀得人头滚滚了（不信且看看蒋介石和汪精卫；毛泽东和刘少奇）。英国人乃至扩大至英语民族，他们也有为争权夺利而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但是在斗到难解难分，你死我也不活时，他们就能订个平等的合同，彼此握手，言归于好，大家按合同行事，这个合同在政治上就是宪法。在宪法之下，大家都是钩心斗角的赌客，但是，赌奸，赌猾，不赌赖；不卷袖子，不出恶声，大家来踢他个心平气和的法律皮球，依法行事。这就是民主法治了；民主应从守法开始。虽坏法犹胜于无法无天也。
美国这个英语民族的二房，他底两党制的民主政治，却是从你死我活、利害冲突的贪污分赃开始的。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时代（President John Adams；1797…1801）贪污横行，结果杰弗逊也组织个政团，来加以抵制。庶几，要贪污大家一起贪，你贪我也贪；有赃大家分，你分我也分，结果两派势力平衡，你也贪不了污，我也分不了赃，大家依法行事，就变成一国两党制的民主法治了。所以美国史家公认，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是从最不名誉的贪污分赃（Spoils System）开始的。我们今日打开电视，这场赌博就正在美国国会之内热烈地进行之中。只是这场赌博的筹码，却是由一位青年荡妇，替他们总统作口交开始的，也太不成体统罢了。因此民主的基础是法治，无法无天，是搞不了民主的。
谈一段比较史学之后，让我们再看看民初袁后的政局。依法则段祺瑞的政府是个责任内阁；黎元洪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三千年的中国政治史上，除掉个阿斗和若干‘亡国之君’以外，还未尝有过什么虚君呢。黎元洪虽是个菩萨，却不愿做亡国之君；更不愿在北洋系段祺瑞之下做阿斗。俗语说，阎王易处，小鬼难缠。上文曾提过，以前唐绍仪总理也曾把袁总统当成个虚君，袁还可容忍于一时，可是总统府里的小鬼，却认为总统被总理‘欺侮’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哪有宰相欺侮皇帝的道理呢？朋友，要把这道理说得举国人民都不以为异，这桩洗脑工作需要两百年的长时间呢。
如今黎之与段，菩萨有时尚能维持庙堂风度，可是他下面的秘书长丁某那个小鬼，就咽不下那口气了。他尤其吃不消的是，段总理之下，那个趾高气扬，在总统府内，居然也颐指气使的徐树铮那头小鬼。在他一再的抱怨之下，连黎总统也抱怨起来说：‘什么责任内阁，简直是责任秘书长嘛。’这种无聊的口舌之争日久变质，使内务总长孙洪伊也卷了进去。这种人事纠纷，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里，至多只是一桩茶壶风波罢了。一切依法解决。但是发生在毫无法治观念的中国，就无‘法’解决了。发生了政潮，只有靠第三者来调解。在中国的政治圈里，哪里又有真正的第三者呢？大家党同伐异，就治丝益棼了。结果只有靠武力解决，就枪杆子出政权了。
在段氏内阁所发生的，孙、徐的决斗，就是无‘法’解决，而逐渐升级为黎段之间的政潮，而天下大乱的。现在且让我们看看，孙洪伊和徐树铮，究竟是什么个货色儿？
孙徐之争升级为黎段之争
孙洪伊（一八七○…一九三六），直隶人，为冯国璋的同乡。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圈里，同乡是有其特殊的派系意义的（和今日台湾所谓省籍情结大致差不多）。远在清末，孙氏已脱颖而出，荣任直隶咨议局议长。宣统年间当各省咨议局联合奏请清廷早开国会时，孙即被推举为请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