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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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需要的情形下，连眼都不眨一下，就能撒出弥天大谎。同时又能及时回
避哪怕是只会引起些微疑虑的不当言行。
这使我想起了一条中国古训：“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说的是要避
免可能会引致偷瓜或偷李嫌疑的举止。
几年后，我有机会和一个局里很高级别的上司一道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午
餐会。那位上司已有很多年没到过波士顿了，我问他为什么，他很尴尬地说他的女
儿原在波士顿，他不愿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他假公济私，探望女儿。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爱惜名誉，东方如此，西方亦然。
我参加很多训练课程，就是所谓的职业技能训练。课程主要教授间谍技能，比
如跟踪、反跟踪等。在实习课上，虽然大家都很认真。但是难免出错，有些是很好
笑的错误。实习课是在华盛顿大街上进行的。我们学生都深信，在街上巡逻的警察
与中情局默契，不会注意我们。
但是，试想一下，如果你在一个大型商场里面气喘嘘嘘，横冲直撞，歪头猫腰
两眼东张西望，不正活脱脱的一个商场窃贼形象？警察不会盘问你？又如果一个年
轻女子泪眼盈盈，在华盛顿这样的旅游城市，孤身一人绝望地寻找失落的同伴，警
察还不过问？笑话就这样发生了。
还有报告写作训练。对情报官员而言，撰写清晰、准确。条理分明的报告，反
映其工作进展、接触的人和事以及所收集到的信息，是十分关键的。
我一开始就学得很好，免修了后续课程。教员对我说：“你写的已经比很多已
正式工作的官员还要好。”
良好的写作能力后来成为我从事表面工作和间谍工作的一种优势。由于时间紧
迫，我极少写第二稿，往往是一挥而就。然而，在一次外派任务中，这一习惯也曾
招致一位上司的尖锐批评。
与中情局一般的年轻新人不同，我所在的班组并没有到威廉斯堡附近的“农场”
接受3 －7 个月的强化“职业训练”，而是作为一个特殊班组，接受我们所必需的
训练内容。也就是说，我们与要到世界各地从事一般情报工作的正规情报官员有所
不同。（这也许是我们班组的初薪都不高的原因。但由于当时曾受到欺骗，这一理
由对我而言并不公正。）
还有一些其它的间谍技能训练，如摄影。隐书、被捕时的秘密联络、密码／破
译。伪装。防御、驾驶等等，都是在以后有实际需要时才受训。
我从未接受过武器训练，我想绝对无此必要（我希望自己不会成为打击目标）。
但因为我的经历的缘故，我熟知如何使用常规武器。
我会些东方武术，这是在生活中耳濡目染学就的，就象美国小孩都会打蓝球一
样。但这并不是参加中情局工作的前提。
从生活经验中我体会到在真正对峙时，反复操练和勇气，是取得成功和胜利的
关键所在。
用空手道劈击对手头颅，当然是最棒的了。人人都知道这种武技是要经过反复
锤练的。
但随手抓起玻璃烟灰缸，向对手头上猛击，就是经验之举了，而且很有效。我
想有很多人没有这种本能。
在非常情形下，能这样做，无疑是一大优势。
但是，最上乘的胜利却并不得诸于暴力和痛苦，而是安然走开。这是几百年来
许多东方将帅们所奉行的，是公元前六世纪中国韬略家孙子的哲学，孙子所写的狲
子兵法》是最早的军事策略著作，讲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本书是美国许多军
官学院的必读书。
虽然有时我并不喜欢派给我的任务，但我还是努力勤奋地工作。我在等候时机，
相信目前优异的工作成绩会得到赏识，今后获派遣其他任务时，会做得更出色。
在任何一个超过两个人的组织中，都难免会有竞争，因此而有羡慕、忌妒和诽
谤。这不是大家愿意接受的，但却又是人之常情。中情局也不例外。
我不想对中情局令人不快的方面津津乐道，也不想揭露中情局的丑陋之处，因
为这些事情会重新引发过去的痛楚、后悔、怨怒和心酸。
痛楚的记忆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要改正以前的不公，也已
太迟了。
所以，我之所以会写到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只是因为它们的的确确曾发生过，
而且是经常发生。
在中情局进门处刻着一方座右铭，是引用《圣经·约翰福音》第8 章第32节你
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中情局虽然网罗了众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但也和其它庞大机构一样，有着
不可体面示人的一面。
中情局绝对不是完美的机构，在这个行当中人的承受力不断得到检验，人性的
脆弱面会被放大加强以致暴露无遗。这里聚集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人才和精
英分子，自豪、野心和怪癖超出了一般所见，很自然地也充斤着激烈的竞争和强者
之间的冲突摩擦。
在m 年代中期，早期进人中情局高中层的都是来自于常春藤联合会和其它名校
的稳健派，已稳居中情局高中级管理层的地位。那是中情局里的一段好时光，充满
了朋友式的友谊和真诚，也很灵活，相互之间彬彬有礼，讲求忍让和绅士的幽默。
僵死的官僚作风还未在中情局里植根稳固。
我讲述不愉快的往事，不是为了表明我在中情局时受到过的不公正待遇。我既
写坏的方面，也写好的方面，为的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情局，认识到中情局臭名
昭著的“欺诈面孔”，并不如想象的一样无处不在。也希望通过描写这些往事可有
助于弥补和根治这些弱点。
此外，正如我将在后面章节中提到的一样，我的宗教信仰和我最尊敬的神父都
谆谆告诫我，说“忘掉它吧”。
不管怎样，我个人过去所承受的痛楚已经得到了医治，虽然很慢，用了多年的
时间。
然而，也有些痛苦弥深。我的家庭也因我遭受了大痛苦，这是不值得的也是不
必要的，他们不是圣徒，所受的痛苦和伤害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医治。
要说明的是，直到很后面的1984年，我才有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信仰。遗憾的
是，那时我已树敌众多，有些是我自己的短处所使然，有的则不是。
有一次我注意到纽约的红衣主教奥康诺盾纹上有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公正就
没有爱。”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公正”这个词可解释成人间的公正（人报）和信仰意义上
的公正（天报）。我们知道人间的公正难以彻底实现。但是，现在我确实深信天报
和因果报应。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我还发现因果报应有时也来得很快，往往出现在意料之外的瞬间，恰恰就在我
们跨越死亡门槛之前。
我想，我所见到的数不胜数的情景，都可以归于“天报”之列，而不是日常生
活中“正常发生”的事。
公正和不公正的事一天天发生，是生活的一部分。当它们降临在你身上时，要
正确对待。事实上，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时，你所采取的态度，最能体现出你的性格
和你的价值。
我的认真态度令一些同事感到不快。有一段时间我被他们很多人所排斥，除此
之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其它原因。他们不和我说话，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像是
感受不到我的存在一样。
当时，我还是一个强硬、自信和粗鲁的家伙，也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开始时，
我只有不理这种不公正的排斤。
令我最为恼火的是，在对我各种各样的指责中，竟有背后说我有“安全风险”
的话，而这正是中情局里最致命的指责（我饮酒并不碍事，因为有几个说我坏话的
和我一样经常喝酒，并常常喝醉。另外，他们也知道，我喝很多酒后会有小小的不
同，我对酒精的忍耐限度是极大的）。
有三位同事从不参与对我的无礼排挤。他们后来职务升迁颇快，已到了高级管
理层。
令我吃惊的是，最能指责非难我的竞是一个中国人，而他自己却可能有“安全
风险”。
有一次我在中国台湾大使馆前厅申请延期我的台湾护照时，见到他径直走向政
治部参赞（通常也是情报首脑），就像是探望一位老朋友或什么亲戚似的。至少来
说，这对于中情局雇员而言是极不寻常的举动。我保守这一秘密至今。
终于有一天我对上司说出了我所碰到的问题。我压住心头的怒火，要求上司平
复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我告诉上司我有证据证明如此情形是谁造成的，我从没有做
错过什么能引起同事们对我冷眼相待的事情。
我又平静地表示，如果形势得不到平复，我就会打断那个最喜欢刁难我的家伙
的胳膊。我知道是那个“狗屎”（事实上，这也是同事们给那家伙起的浑名）。
那位上司已上了年纪，有350 磅重，心平气和地要我示范将怎样实施我的“恐
吓”。我告诉他这不是“恐吓”，而是以牙还牙，求个公道。
我让上司起身，向他示范一种简单的日本柔道技巧，这足以使他信服就算对他
这样的大个可能没什么用，但却能轻而易举地卡住那个体型中等的家伙的胳膊。上
司要求我暂时克制自己的激烈行为，让他谋划出一个更易于接受的解决办法。我接
受了他的建议。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第一次外派任务
在我对上司说要折断那家伙的胳膊之后两个礼拜，我突然获指派去执行一项两
个多月的临时任务（TDY ），去的国家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国度，我的第一外语和最
早接受教育的地方——日本。我觉得，这是命运的安排。
同事排挤和想象中折断那家伙胳膊的快意，顿时都统统地被抛到了脑后。我很
兴奋。去日本，去那个我熟知其文学和语言的国家，去那个我过去呆得最久的国家。
梦想成真，这正是我到中情局最想做的工作。
这还不是007 式的冒险游戏，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从原
先不满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揭开一片新天地，重新开始。我将面对什么呢？在日本
我可以再次见到我的父母。
我已有12年没见过他们了。我想我是不能回台湾了，因为我已经被作为共产党
同情分子或台独活动分子，列入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其实我两者都不是，中情局
对我的安全清查结果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我不能对任何人提及安全清查这回事）。
台湾设在华盛顿和巴黎的大使馆以前曾多次对我进行暗示威胁和警告。政府官
员对我父亲也施加压力，要他让我完成巴黎的学业后回台湾，并严厉警告说我父亲
“在巴黎所受的教育太解放了”。（就好像他们知道我在巴黎的学习内容似的！）
在台湾之外，我最容易与父母见面的地方就只有日本了。12年的分离，我终于
又可以见到慈爱的双亲了。我内心的激动难以用言语表达。
我还没有执行海外任务必需的绿卡。现在好了，局里需要我去。只要是局里需
要的事，哪怕是再严的规则都可以变通，从速办理。
中情局是少有的几个可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机构之一。不过并不是所有的
目的均可不择手段，也不是所有手段都可使用，而是在某种限度范围内。
1967年9 月我的东京之行，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离奇。
这一临时任务并不是我想做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
但我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动机：在这两个月内，力争今后能调到东京情报站工作，
要抓住这两个月的时间，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我可能很难有其它机会再外派到日本。
我的动机还不止如此，我还要抓住这次机会，完成从含糊的“语言专家”到真
正的“情报官”的质的转变，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努力做到最好。我不顾现有工作条件的
艰苦，全身心投入到新的任务中去，成绩显著。
我的上司是一个自负的白人。年轻，单身，长相英俊，带点奶油味儿。他能讲
一口流利的汉语和日语。他手下有一个中国人非常善良，曾私下偷偷告诉我如何避
免冒犯这位白人老板。
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是要离老板的桌子远些，就像是这位小组负责人身边有一
条看不见的界线一样，离他的“氛围”远些。我的中国同胞告诫我，除非老板明确
指示，千万不要越过那条看不见的界线。
这真是一条愚蠢可笑的规矩。他把他的座位当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