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5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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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如果有急事发生，我们也无法离开意大利。
我们的意大利律师建议我们应该不要签证而呆在意大利，如果被安全部门的人
拦住，我们只需回答我们几天前才由陆路从瑞士过来。
（然而这无法解释护照的签发日期和地点。但这儿是意大利，不一致的事情到
处都是。）
我询问我们的律师如果我儿子背着书包被拦住怎么办？这是难以解释过去的事，
不是吗？
“不！他们绝对不会拦住一个像他那样的干干净净的小孩子！另外，你如何想
象有如此之多的外国人非法留在意大利？”
后来我们改进了策略。我知道意大利的男人即使在罗马拥挤的交通状况下驾驶
时，也会向女人骑士般地大献殷勤，尤其是面对一个东方女性的时候，因此我大部
份时间里都放心我的妻子在罗马驾驶。
尽管和子开车时如同罗马的司机一样的粗野，却从没遇上一起事故或惹上麻烦。
只有一次她被意国宪兵（准军事的警察挂领部队）设置的路障拦住，她机敏地向他
们致敬之后就被放行了。我知道我是不可能这么轻易走掉的。
非法居留的故事并不止于此。
非法居留大约两年以后，有一天我妻子惊恐地发现两个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
端着冲锋枪的意国宪兵站在我们大楼的人口处。因为恐怖分子的袭击活动日益加剧，
武装宪兵被派来保护我们这幢住着现任预算部长的房子。
卫兵们每天24小时值班，一有汽车进入他们就会检查地下室的停车场。我们一
家人随时都可能被叫去询问身份，我急坏了，而且也知道了意大利的监狱是极端不
舒适的。
两天后我立即在自己家里为一些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和修女们安排了一次午餐会。
当这些教士朋友穿着神父的衣裳和修女的衣饰通过武装宪兵把守的人口时，我故意
大声用意大利语和我的朋友们交谈，让那些宪兵知道我有非常尊贵的朋友。
我最终还是被逮着了，当我不得不出售我的汽车时，我和买主去汽车登记事务
所，在那儿我被严厉地告知我的驾驶执照（美国维吉尼亚州）是无效的，我的汽车
登记也是无效的，我拥有这辆车是非法的，并且事实上我存在于罗马本身就是非法
的。
由于我真诚地致歉，并且我们准备几天后离开意大利，那人展示出他的意大利
人的大度与宽容，允许我卖掉这辆车。
这就是我为什么爱意大利人的原因，他们有一副好心肠。
到罗马之后，我一直坚持学习意大利语。那是个非常令人沮丧的过程。
首先，我们的许多朋友要么是日本人，要么是讲法语或英语的高尚的意大利人，
因此他们不会让我们痛苦地用意大利语表达，而是用我们最常用的语言交谈。
出于礼貌，意大利人通常不会纠正外国人说意大利语时犯的错误，对于只了解
意大利人粗鲁一面的人来说这可能听上去十分奇怪。此外，意大利人本身也根本不
在意改正语法错误，因此除了读报和看电视，我们很少有机会提高我们的意大利语
水平。
我试图进入外交、商贸和交际圈的努力使我结交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朋友，大都
是很有教养的社会高层。但是，他们仅仅是社交朋友，并没有职业来往，他们对打
击恐怖分子当然没有帮助。
翌年三月，我们冒险离开意大利去度春假。听说瑞士没有大多的下雪天，而且
因为钟意于可以把我们的奥迪80开到每小时160 公里（100 英里）的速度，我决定
去瑞士、列士敦士登、威尼斯和米兰玩玩。我们已去过几次佛罗伦萨，并且我们的
车可以轻易超过厂家保证的150 公里时速的事实极大地振奋了我。
高速公路上100 公里的限速几乎从未执行过，因此只要高速行驶是安全的时候，
我就会开到160 公里的时速，感受高速度的刺激。
我们到达辛普隆关隘的阿尔卑斯山麓时，天气看起来有种不祥的感觉，对于我
的询问，卫兵只是大笑着说道：“在这种天气你需要些勇气。”
我把这误解为一种挑战，我向妻儿保证我有足够的勇气，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这是一次只有了解阿尔卑斯山之类的山脉的人才能理解的不寻常的恐怖经历。
小雪很快变成风暴，有时能见度低到仅仅车前一个车位。
幸运的是，阿尔卑斯山的路上有许多高大的标志桩告知人们哪里路沿到了尽头，
哪里有雪崩。路的另一边便是直耸人云的山峰。
我们只装着普通线型胎的、前轮驱动的汽车喀喀地碾压着大约20公分厚的大雪
向阿尔卑斯山上攀登。这时我才第一次理解汽车上安装高度计的目的。
我们的罗马机械工错误地在车后安装了一个异常大的适合于救火车的红雾灯。
尽管强烈的红光可以使我们放心不会有人从后面撞到我们而把我们推下悬崖，但明
摆着的事实是，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只有极少的几个白痴才会在阿尔卑斯山行驶。
幸运的是瑞士并不大。当我们接近目的地时，我们已经经历了几次短暂的暴风
雪。我们继续缓慢地向上攀登，沿着同一条路向下滑行的滑雪者们大叫着向我们问
候。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最终，接近顶峰时，我太太诉苦说胸口不适，我想我最好停下来。我步履蹒跚
地穿过雪地来到附近的一家旅馆，瑞士人看上去相当习惯于在这样糟糕的大气下见
到如此愚蠢的旅游者。我很惊讶！这家旅馆位于海拔1500米（4950英尺）的克兰蒙
塔奈——每年阿尔卑斯山世界滑雪锦标赛的一个赛场所在地。
当我停好车并准备锁上它时，旅店经理看着我车上的罗马车牌大笑道：“先生，
这里是瑞土，不是罗马”
我们在风雪中去到扎麦特，但除了大雪之外什么也没看到。马特峰应该就在那
儿的。我们努力使自己相信我们看见它了。它应该和明信片上的一模一样。
我们整夜凝视爱格山的北边峭壁，凭吊那些为挑战这山壁而死去的登山者们。
我儿于提醒我们，我和太太在小小的列支敦士登吵了整整一天。难怪我们一张
相片也没照！
那天是愚人节。我告诉儿子彼得，收音机中新闻报道说他在罗马的学校被恐怖
分子炸毁而关闭了。“愚人彼得”竟欣喜若狂。
我们是第一次去威尼斯，那儿太棒了。那是个如此独特而美丽的城市，我们都
被深深地打动了，玩得非常开心。
米兰的古奇商店正7 折优惠售货，一位销售小姐带我们去后面的房间，里面有
堆成山的5 折商品。
然后，我们去了比萨。
在那之前，我患有恐高症，攀爬比萨斜塔是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事。但我决定以
登上比我想象中还要倾斜的斜塔来治愈我的恐高症。我和儿子向上攀登，我太太则
自告奋勇在安全的地面上当摄影师，为我们照相留作“证据”。
外围的环状围廊的大理石地面，被几个世纪以未无数双脚磨损，形成一条伸向
塔边的危险的斜面，引诱着不留心的双脚滑出边沿。最令我惊恐的是一些小孩子大
笑着追逐着，仿佛围廊就如平坦的地面一样。
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姑娘，她曾亲眼看见一个男人从凯旋门顶上跳下来。她向
我描述着那个男人的头如何像个西瓜一样地撞破在石头路面上（她为此两天吃不下
东西）。我脑海中一直保留着那悲惨的一幕。
我开始颤抖，流汗。但儿子的存在提醒我我的责任，我必须坚强，我握着他的
手继续向前。
我们稀里糊涂地就穿过了最令人惊恐的中段，安全地到达塔顶。
我觉得我的成就和伽利略在这个塔上所做的关于重力的实验一样伟大。
这个极端的办法治好了我的恐高症，在两张放大了的相片上，我和儿子正站在
斜塔的顶上挥手。
现在，斜塔变得更加危险，已经不再对游客开放，当局正着手研究加固修复的
计划。
因为汽车都没使用无铅汽油，罗马的空气严重污染。在波士顿的时候，寒冷的
空气使我的早期气喘病常常复发。然而罗马市区污浊的空气却更加致命，令我的双
眼刺痛，呼吸不畅。
数月之后，我的气喘病恶化了，而我却不知如何正确地解决这件事。
当我的气喘更加恶化的时候，我独自睡在书房里，因为我太太和儿子抱怨说我
晚上太吵人了。
噩梦终于降临。一天清早，我噎住了，我觉得呼吸越来越弱，马上就要停止了。
也许半个小时之内就会停止。我面向书桌坐在椅子里，我身体很虚弱，无法去叫醒
隔壁的妻子。我准备给妻子和儿子写几句话，告诉他们我爱他们超过一切，随后我
又觉得这没什么必要，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
我一生中有许多遗憾，但我不惧怕死亡。抛下妻儿使我很沮丧，但我元能为力。
哭喊无济于事。我还不了解上帝，所以我没有祈祷。我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
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没有一丝恐慌。
忽然，我注意到桌面上有一瓶以前吃过但没有疗效的气喘药。我想在这种时候
试一试也没有害处。我把六。七片药扔进嘴里，尝试着把它于吞下去，因为我无法
站起来去弄些水来。
大约10分钟后，我的呼吸变得稍微容易了一些。我蹒跚着未到妻子床边，让她
打电话请那位现在替“日常家庭医务”值班的我们从未见过面的医生来急诊。
急诊医生及时赶来，一边为我注射可的松，一边严厉责备我的愚蠢。常规剂量
的注射不够用，又不得不再来一次。我的状况很糟，必须转到大医院的特护病房去。
这是1977年和1979年的急性胰腺炎之后又一次意料之外的疾病，我住了一周医
院。我开始了解到气喘是最疏于治疗的疾病，如果不认真治疗将会危及生命。
很久很久以后，我从父亲那知道我的祖父就在我父亲出生前两个月死于气喘，
从发病到去世仅仅一个半小时。
难以置信的是，1977年至1994年间，我一共有过7 次急诊，其中5 次因有生命
危险而住进特护病房。
在我的谍报职业生涯中，我数次幸免于难。除了刚人行时在东京的警觉，我从
来没感到过任何生命危险。
我生了病，但工作又没有任何明显的进展，这定会使我的部长焦躁不安。
他用最自然的理由来攻击我：“你的英文书面报告真令人恐怖！”
用英文来攻击华人，这真是低级的方法。
我知道我的书面英语不值得称赞，特别是我习惯于提交初稿。这个习惯来源于
我的记者生涯，那时写电讯必须匆匆而就，并且这也为我的办公室编辑所接受。我
相信我的英文报告绝不至于像部长描述的那么糟。
也许这位上司多少和莎士比亚或海明威有些血缘关系，或许在他肉乎乎的脑袋
里隐藏着足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天赋，正等待着机会去发展。然而我还是认为他
对我英文的苛刻批评是不合理的。
但是，部长继续以我英文的书面报告羞辱我，说什么站长“非常不高兴”。这
种斥责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我很了解站长，比他了解得多。我知道站长对英文书面报告很挑剔。的确如此。
但我还知道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不会如此粗鲁地批评一个像我这样英语不是
母语的人。肯定不会恶劣到像部长斥责我的那种程度。
这里还有极秘情报官的不利的一面，我无法确定我为什么受到责备。如果那是
合理的批评，我有勇气接受它，就像我一生中一直所做的那样。
仿佛个极秘情报官必须接受抛向他的一切，盲目地、平静地、顺从地，不能有
任何争辩或求助。纽约时发生在莫里·邓恩、梅丹尼身上，在日本发生在部长身上，
现在又发生在这位罗马的部长身上。
看上去对极秘情报官只有单向的攻击而没有现实可行的保护。
当新的副部长到任并成为我的新联络官时，他不解地问我：“你的英文到底是
怎么回事？我看不出有任何大问题。”
很明显，他在什么地方看过我的档案。
当我和前罗马站长都退休以后，前站长曾请求我代他写一篇记事是用英文写，
不是中文或日文，我欣然从命。
后来我质问他据说来自于他针对我书面英语的批评。
这位前站长带着吃惊的表情否认了曾经批评过我的英文，并补充说：“如果我
认为你的英文很差，我还会请你写这篇文章吗？别傻了！”
如果我不是一个极秘情报官，或是可以随意接近站长，我会立刻得到这个回答，
而不会一直忍受着屈辱的折磨。
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