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4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部长却站出来让我将草见移交给前任案官，即曾经认为草见的报告“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的那个。
　　　　我恶心得无言以对，站里居然宁愿忽视草见是一名双重间谍的严重可能性。
　　　　我和那名官员谈过一次，一名如此装腔作势的男人，骨子里却没有多少东西。
他说他目前不做什么事。因为已经“了解”了草见，所以他“不介意接管这个行动”。
　　　　他“不介意”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让一名懒散的官员去做一此杂务，去消磨时
光，这关系到草见可能是双重间谍的问题。
　　　　这名做过特工的官员说他能够控制革见，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牛一样。难道他要
对关十护照卜的反抗和测谎实验不加理睬？
　　　　很明显，如果草见被当作双重间谋抓起来，这名“我了解他”的案官、部长或
者东京站内与草见有关的人都会不仅仅是严重的丢脸，他们将不得不为高度培养草
见和为他传递有问题的情报而负责任。
　　　　我感觉到沉默的敌意像堵墙一样包围着我。我从未想要卷人这场即使总部也不
能占上风的争论中。
　　　　同时带着不情愿和解脱的心情，我同意让那名官员接手草见行动。
　　　　我以书面形式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和我的疑虑。我已经尽我所能，将由上级对
草见行动下结论。将这案子留给那名官员后，我感觉自己好像从一次严重的便秘中
解脱出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东京站可能根本没将我的报告交给总部。
　　　　我听说那位案官像一台传送机一样疯狂而机械地制造由草见那里传来的“报告”。
　　　　几周后，我忙于努力招募一个目标，据我所知他是草见的密友。这一次我以中
国人的身份出现，用的是中国化名。
　　　　有可能草见会听说他的朋友与一个“日语流利的中国商人”出去喝酒，但对此
我没有办法。我决定不去担心这个，风险必须要承担，那是这种游戏的要素。
　　　　直到草见通过他“无更好的事情可做”的案官要求和我“谈谈”。
　　　　那个案官完全了解事情进展，他能够驳回草见的要求。我知道草见可能怀疑那
个接近他朋友的中国人就是我，但我仍没有过度担心。如果我回绝他会面的要求就
会显得更可疑。我必须去见草见并澄清这件事，我希望草见的案官能够意识到在需
要时给予我最起码的支持。毕竟他和我一样是美国公民，是强大的中情局的情报官
员，不是吗？
　　　　几乎完全像我预期的那样，草见带着狡黠的笑容开始了他的谈话：“有一名讲
地道日语的中国人接近了我的朋友，你知道东京站是否派人在我朋友身上下功夫吗？”
他讲话一点儿都不客气。
　　　　草见的案官紧挨我们坐着，突然表现出对天文学的强烈兴趣。他透过窗户盯着
天空，假装什么也没有听，显然试图避免卷人这件事。
　　　　我回答草见：“即使我知道站里进行的任何事情，我也可以不告诉你。但就我
所知，没有这样的计划在进行中，因为对此我一无所知。”
　　　　然后为引起那临时业余天文爱好者的注意，我说：“听着，你知道有人接近草
见先生的朋友吗？一个讲日语的人。我没有听说过。”
　　　　这个时候我才极其痛苦地真正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注：中情局官员并不免怯懦，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能够
占上风。）
　　　　对我的引导性问题，那个白痴不仅没有回答“我不知道，我不这么想”，而是
结结巴巴地道：“我想……呢……嗯，我想是这样，完全有可能。”
　　　　什……什……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你站在哪一边？！
　　　　压制住自己的怒气，我不得不采取常用的姿态：像一个有经验的玩扑克者那样
面带微笑而不显露任何东西。我紧盯着草见，就像要求他来个摊牌：看看谁先眨眼。
　　　　但是，哎！草见肯定已经知道了，我的“盟友”已经宣布我的弱牌是什么。
　　　　这位“天文学家兼情报官员”再次无声地盯着星星。
　　　　我不知道当时他低能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可能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没想。或
许他那软弱的大脑因为害怕而在发抖，并且停止了运作。
　　　　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面对敌人时的抛弃。出卖战友的行为”，除此之外我
还能怎样评价他呢？
　　　　这真令人震惊，难以置信。下流！
　　　　我不愿意讲粗俗和侮辱性的语言，但对他来说，这种攻击还远远不够。他是卑
鄙下流的化身。
　　　　和战场上的军官一样，这名官员应该因擅离职守而被处决。
　　　　我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以前的同事，年仅24岁就成为了中国国民党军队中的上
校，他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是一名异常勇敢和正直的军官。他因为成就非凡而超
越了年长的同学升到了高位。他打了几次胜仗，包括包围并消灭了一整队1500人的
敌人。
　　　　他自己就亲自处决了两名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的下属。
　　　　我遇卜他时，他已经转变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很痛苦地向我讲述了些往
事。
　　　　（我相信自己能够带着较少的痛苦枪毙了这名“案官”。）
　　　　我去找我的老朋友山姆·斯维夫特。正是山姆邀请了那位“案官”、他的好朋
友加入中情局做一名情报官而不仅仅是做翻译特工。
　　　　山姆很悲伤，他说他与那位老朋友不再亲近了，听了我的故事以后，他慢慢地
摇着头说：“那是他的问题，过十骄傲而没有勇气。你有这样的经历，我很难过。”
　　　　可能是看见我在生气，当时和后来山姆都没告诉我：多年以后我发现山姆曾经
和这名官员一起合作干过一些事。在一项由重要特工构成的工作中，山姆自称为安
东诺维克，而这名官员则扮演和我一样的通译者的角色。山姆和他的老朋友失和可
能是由于这人在行动中的态度问题。当时山姆很慎重地没有批评过他的“搭档”。
　　　　他也没告诉我他的老朋友在那次行动中就是他的搭档。
　　　　但是有一大山姆突然来叫我回去和他恢复以前的搭档关系，他说我是唯一能在
正进行的紧张行动中扮演好角色的人虽然，就像我前面写的那样，那名情报员已知
道山姆日语流利，不需要另一名官员做翻译。和以前一样，他没有讲现在了他不和
的搭档是谁。
　　　　中情局对于人性有很深刻的理解，它没有期望它的雇员有异常的表现，虽然有
时它有这种希望。
　　　　例如，虽然可能暗地里希望那样，但中情局不会命令他的官员在被敌人捉住时
自杀（就像在U…2　飞行员格雷·佛兰西斯·保尔事件中表现的那样）。
　　　　中情局也理解遭受拷问的官员早晚会崩溃和开日、没理由希望有相反的结果，
那就是为什么有时“‘自杀装备”会被用于提供“容易解脱的方式”。但是，中情
局并不要求情报人员被抓住时使用这种装备。
　　　　我自己对死广或伤害更少恐惧，这不是说我比别的普通人勇敢。我猜可能来自
于年青时开始的教育背景。
　　　　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给我这种东方古老的行为准则。后来，我又生活在
战败一方的“神风”文化中。
　　　　无疑，我和其它人一样知道生命的可贵，我不会轻待生命。但就像大多数传统
的东方人所熟知的那样，有时维护自己的荣誉需要做出极大的牺牲。有些东西比牛
命史重要。
　　　　内心里我是一个传统的东方人，仍然保留着这种准则。因为有这种可能性，所
以我一直使我的家庭——首先是我的妻子，其次是我儿子——对我不管与工作有关
与否的突然死亡或失踪有所准备。我还教他们如果我在某地被扣作人质，别等我回
来。我告诉他们像以前一样生活，虔诚地向神祈求帮助，并且接受任何的天意。我
告诉他们，上帝总是对的，所以他不会，永远不会，给我们真正糟糕的结局。
　　　　我不想将自己的“人生哲学”强加给妻子和儿子，但我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我，
我相信他们会的。
　　　　所以我和我的家庭脑子里都很平静。他们已对危机有所认识。他们也经历过危
机（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讲述）。我非常明白，如果我真失踪了，他们会悲伤的，正
如我对他们一样。但我们现在会更容易接受命运的安排。
　　　　我不认为这种想法更神圣，更高尚，但这无疑使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更
轻易地保持平和的心境。
　　　　后来我听一名了解内情的官员讲，在我提出建议整整6　个月以后，草见接受了
测谎实验，结果是“不确定”
　　　　（我会说这是最佳的），这里不确定就意味着出局。
　　　　但我后来得知切断与草见的联系又花去了6　个月时间，并且给了他一大笔遣散
费。
　　　　间谍机关通常会试图策反敌对方间谍，以达到诽谤的目的或利用他传播错误消
息。
　　　　虽然掌握一名双重间谍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努力将敌对方间谍转变成双重间
谍是我们的日常事务。
　　　　在草见这件事中，他拒绝L　交护照来得很突然和出人意料，同时暴露出他可能
已经变节。这件事糟透了，已经没有了挽回的余地。
　　　　没有比草见将我们的秘密透露给敌对方更可怕的了。草见可能将他知道的我们
的一切告了密，还可能包括我的照片。
　　　　同时，几个不同类型“被招募”的特工和“发展对象”，即那些可望被培养成
间谍的人被分配给了我。
　　　　一个怪人差点儿进人了我的范围。那是一个反应迟钝，对人极其冷淡的特工。
他每天必步行通过我家前面那条窄窄的街道去办公室。（有一次我必须假装破行以
免被他认出来。）
　　　　让我生气的是，这名怪人被强加于我之前没有按惯例取得接收案官——我的同
意。梅旦尼说我没有任何选择，因为掌握这名特工的案官“明天”将要离开东京。
肯定是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更可气的是梅巴尼完全知道这名特工在我家对面的办公楼里上班。他有时开玩
笑说今后我可以使用我那幢楼的后几关系到其他情报官员的安全问题时，他可以轻
率行事。
　　　　与这名特工的第一次行动结束时，我知道即使他有一个日本名字，事实上他是
一名台湾人，虽然他从来都不承认。我可以很轻易地听出我熟悉的乡音。
　　　　这名特工不知道我是谁。我建议站里剔除这名无能的特工（我很担心有一天他
会偶然发现我的住所和身份），站里同意了。
　　　　去除这名特工以后，我仍然在我家附近碰到过他几次，因为他还在同一地点上
班。但他从来没认出过我。
　　　　我离开华盛顿去东京之前，做指示的官员中有一名苏联专家。在漫长地介绍完
苏联的各个方面以后，他强调：“我们对格鲁乌（苏联军事情报局）最感兴趣。与
克格勃不同，他们纪律性更强，隐藏得更深，我们更害怕和尊重他们。很少听说他
们在哪儿。如果你有机会发现他们，请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会尽快赶到东京，我们
会找到些事情干的。”
　　　　格鲁乌的成员是由职业军官转变而来的情报官员总是很秘密的。我从未想过会
有碰到他们的机遇。
　　　　我的豪华公寓所在的大楼的45个单元中，所有单元都由日本主人自己所用。只
有4　个被外国人占据，包括我家。即使那时东京房价低，每个单元也价值35——60
万美元，15年以后，即1990年，东京房地产最景气的时候、那幢公寓的每个单元值
100　万美元以上）。另三套住着一群白人，看上去他们一起工作。
　　　　开始我以为他们是西德人，虽然我能听出德语，但从未听他们人员交谈过。从
邮箱上的姓氏我不能确定他们的国籍。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将我的住址报到站里进
行安全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对他们没考虑过什么。
　　　　这班人的头儿和我住同一层，与我的住处隔走廊相对。因为这些都是两层的复
式公寓，另两个单元的入口在五楼和八楼。
　　　　那位头儿引起了我的好奇。他穿着考究，像名商人，但又带着一丝军人的于练。
他失去了右前臂，装有戴着黑皮手套的假肢，手中常拿着英文和日文报纸。有一次
在电梯里相遇，我情他是用法语跟我打了招呼。因为听得不真切，所以我不能确定。
　　　　当时应该没人知道我会讲法语。我想那人可能猜测我是越南人，但又不像。后
来，我想他们能够轻易从老的外国记者的记录中查到我的名字。第一次到日本时，
我认识了几个苏联记者，其中一名后来被公开驱逐出了日本，因为他“从事了与记
者身份不符的活动”。
　　　　一天早上，我看见这群白人中的一名从公园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