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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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日语流利但几乎不了解中国事务的同僚把我介绍给了特工草见立夫。他之
前的案官是一名美国人。这名美国人在加人中情局成为“情报官”之前是一名语言
特工（指主要由于能使用当地语言，如进行翻译的能力而与之联系的美国籍特工）。　
他几乎没有行动经验，对中国了解则更少。
　　　　我回忆起他写的文件中对草见提供的“情报报告”的评论：“这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
　　　　后来我发觉确实如此。我发现了草见从北京周报上抄袭“情报”的确切证据，
并将这种欺骗行为告知了那名官员。
　　　　草见35岁左右，走路时大摇大摆，看上去精力旺盛，充满自信。
　　　　我对这次见面有所准备。我带着友善的微笑与他有力地握手并介绍自己：“我
叫本田，很高兴见到你。”
　　　　草见的回答是：“我叫日产。”
　　　　几乎能听见“怦”的一声，我的心为之一沉。
　　　　本田，作为大多数美国人都知道的汽车品牌，是常见的姓氏和汽车公司创始人
的姓。事实上，在日本有两个不同的本田，音同而写法不同。我准备用的是少见的
那个本多。
　　　　但这个傲慢的王八蛋说他的名字是日产，这是另一个主要汽车公司的名称（意
思是“日本生产”），而不是家族的姓氏。
　　　　他想显示他很聪明，知道我的名字“本田”是化名。
　　　　他明白我知道他叫草见，于是没有介绍自己的真名，而用“日产”来显示自己
的聪明，甚至说话时不带一丝笑容。我知道遇上了难以相处的家伙。
　　　　每个明智的情报官都应该明白即使特工知道他的真名，情报官通常也会用假名。
这是一种常识和常用的手段。主要是出于安全原因。
　　　　我经历过一个特工与情报官之间协调得很好的例子。特工和情报官用的是同一
个化名——木村正夫。特工知道情报官的真名，但他们从未将真名讲出来。通电话
时，他们都会说：“我是木村正夫。”
　　　　通常是这样的，当我被案官介绍给那特工时，案官会指着我简单地告诉特工：
“请见一下木村正夫先生。”每个人都明白游戏规则。
　　　　草见偶尔向不知名的杂志投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文章。由此，他标榜自己是“中
国专家”。与东京站里其它才干相当的特工相比，他的报酬很高。我可以说他受到
了前任案官的宠爱。
　　　　以他的态度，我感觉他可能希望我称呼他“先生”或“老帅”。在这个世界里，
我不会让他心满意足的。
　　　　更何况，我差不多比他大5　岁，在远东地区这常常很重要。
　　　　因为有介绍人在，第一次会面很愉快地结束了。但从第二次会面开始，这种关
系一直呈稳步下滑的趋势。
　　　　前面已经提到，草见无耻地以中国问题专家自居。他不知道，虽然我无心成为
一名中国通，但在等待新任务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钻研我已经成为中国问题以
及“文革”以后中国局势方面的专家。
　　　　我的理由很简单，我想被承认不仅能进行与我的母语和种族背景相关的工作，
还是一个可以做很多事的人。我想展示学会的技能。我自信能够像领导中国人或日
本人那样领导讲法语的非洲人。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充分展示这一点。
　　　　草见的傲慢很明显，他认为我像我的前任那样不了解中国事务。他开始就中国
问题胡吹，间或从杂志或日本报纸上的文章进行引述。他只有在喘气时才不能表明
他会“讲”中文。
　　　　草见很不幸，他有两点致命的错误：他不知道我一直阅读的日本出版物比他只
多不少；第二点——这是最致命的——他不知道我是中国人。
　　　　草见肯定认为我是美籍日本人。（我的日本语仍然带有口音，并仍然使用日本
化名“本田”。）
　　　　用他自以为是的方式，有时他甚至掏出中文出版物用假装的中文发音大声阅读
上面的数行文字。
　　　　我敢说他所炫耀的中文根本不存在。
　　　　知道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价值的同时，我让草见吹嘘他在中国问题仁的“专业
知识”。
　　　　总部管理报告的官员是对的。他们是一群能力很强的专家，甚至能够判断身处
地球对面的特工的心理状态。东京站保护草见并为之辩护是因为他们招募了这个假
专家。当总部怀疑草见的真实价值时，他们想证明和确认自己行动的有效性。
　　　　我通过梅巴尼也直接向我的部长提出了对草见的看法，我被告知要努力与草见
建立友好和谐的关系——好像这仅仅是我们性格上的冲突。
　　　　我们两人不能相处是因为我很了解草见提供的消息和报告的虚假性，而以前的
案官不能确定这一点。还可能因为草见觉得我会调查他制造的假象。
　　　　我的职业素养使我能够在必要时完全压制住个人的好恶，但却不能期望我接受
一名冒牌的“专家”。
　　　　但无论如何，东京站是草见的坚强后盾。
　　　　我被要求带草见及其一家到一个温泉疗养地放松和游玩。通常来讲这不是坏主
意，不过这只能证实我的怀疑——草见很受那些认为他有价值的人的宠爱。
　　　　案官有时这么做，是因为特工提供的情报报告是他们——特工的管理人——唯
一的产品和工作成绩的证据。很自然，他们想生产出更多“畅销”的情报报告。
　　　　但是中情局里有很严格的确认程序用以剔除假情报，可能总部管理情报的官员
逮着过草见，于是“争论”
　　　　开始了。
　　　　也许东京站内从行动的负责官员一直往上，没人认真考查过草见报告的真实性
和完整性，或者是没有称职的“中国通”来严格检查草见提供的情报。
　　　　即使想到要和这个假专家一起度过那么长的时间我就觉得厌恶，但我确实按照
指示邀请了草见及其家人到温泉疗养地去轻松几天。
　　　　奇怪的是，草见拒绝了如此诱人的邀请，没有任何可信的理由。对一个普通日
本家庭来讲，这是一个难以拒绝的邀请。我只能猜想草见同样不喜欢我。
　　　　在我耐心地劝说下，草见最终同意去住一晚上。
　　　　他带着他约3　岁大的小儿子去的，他的妻子和长子没有同行。同样没有任何解
释。
　　　　草见不愿介绍他还在学步的儿子的名字时，我不得不压下自己的不快。他在担
心什么？如果他是害怕我会暴露他的家庭，那我真不知他愚蠢到何种程度。
　　　　这次出游从头到尾完全是一场灾难。
　　　　因为草见没有带全家一起去，所以，我为我们三个找了一大间日式房子，希望
这能使我们“更接近”。这是日本人常见的习惯，但在这儿又是一个错误，就像日
本谚语里讲的那样，将一只猴子和一条狗放在了同一个笼子里。
　　　　草见甚至拒绝和我一起洗温泉浴——这在日本是很平常的活动。到了温泉却不
洗洗？这和应邀赴宴却不吃东西有什么区别？
　　　　这是最后一次尝试。虽然我没说什么，但我恼怒得决定放弃“建立和谐关系”
的想法。（或许我应该告诉他这温泉以能“治白痴”而著称。）
　　　　我和他们在同一间屋里吃喝。睡觉时，我习惯性地将刀放在枕边。草见能清楚
地看见刀。如果他被引诱，这会激得他过来抓刀。
　　　　无声出现的刀表明了我的“慎重”。也许我是半真半假地引诱草见做某种傻事，
真正的傻事，那样他就可能会有终生难忘的教训。
　　　　我还猜想他可能趁我睡觉时对我拍照。后来我考虑到他没有勇气在黑暗的屋子
里使用闪光灯，所以打消了那个念头。
　　　　我认为自己处于最佳的无所畏惧的状态。
　　　　第二天早上，草见面颊浮肿、两眼充血，看上去很。瞧淬。我热情地问他睡得
好不好，他叹息着抱怨我轰隆的鼾声使他不能人睡。
　　　　我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可怕的鼾声可能只有妻子和儿子才能忍受。
　　　　我向他表示了“最深切的”歉意，而心底却在哈哈大笑。（你自找的！如果你
妻子同来，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但草见也可能报复了。
　　　　我告诉他不要拍照我的相。中情局官员在照相机面前都特别害羞。一名间谍不
喜欢自己的照片被四处传播，因为它们有可能落人不恰当的人手中。与可疑的特工
一起拍照是不可想象的。
　　　　在一些景点，我自告奋勇为草见和他的儿子拍照，但他拒绝了。偶然的机会，
由于草见说漏了嘴，我意识到他的相机装有特殊的鱼眼似的广角镜头，能够拍摄160
度的视野。因为通过相机我会发现装在上面的特殊镜头，所以他不愿意我为他拍照。
　　　　可以想见他拍了我的照片。虽然可以猜，但我不能肯定他在何地结束了对我的
拍照。
　　　　在报告中，我详细叙述了这次“观光”的过程。然而在东京站的眼中，草见仍
然是一名“信得过”的特工。
　　　　我们的关系在旅行之后变得更加冷淡，仅仅是用典型的日本式表面热情来代替
相互之间的敌意。
　　　　一天，草见又一次掏出一本中文出版物用他那可笑的假中文发音“读”给我听，
以显示他的“学者风范”。我平静地从他手中拿过材料开始用清晰流利和地道的发
音阅读那段文章。他的脸变成死灰一般，我从没见过一个人的脸苍白得那样快。
　　　　草见第一次认识到我可能是中国人，至少在他听起来我读中文文章时的发音很
纯正、流利和地道。草见和我无言地盯着对方。真痛快，让草见知道其实很早以前
我就撕开了他的假面具。此时的情景就像是日本传统歌舞剧里最高超的表现形式—
—厚重的带着刺绣的幕布无声地降落到舞台上……
　　　　然而，我的上级不顾如此冷漠的对抗，仍然将我与草见放在一起。他们仍然想
用某种方式证明草见是有价值的特工。也许没有其它极密情报官了解中国并能控制
革见。梅旦尼做不到，因为他不能与草见说日语。另外，他可能很机灵，无论如何
也要避开这个特工。
　　　　如果更刻薄地看，也许他们正希望看我和草见之间不可避免的决裂。
　　　　草见被安排“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参观中国的城市。这将是他第二次中国之
行，我们为这次旅行付给他津贴。作为我们的特工，他将会向我汇报最新情况。
　　　　草见的任务不止一项。从中国回来以后，他还必须将护照交给我们几天。（我
们将确认他的行程，检查最近移民局、海关、公共安全部门和其它部门在护照上留
下的印章，而且我们极有可能会将这些印章复制下来备用。）
　　　　这是对所有被外派到有关国家旅行的特工适用的程序。
　　　　当我提醒他旅行结束后上交他的护照时，草见马上同意了，因为以前已经历了
这程序。草见还给了我他在中国的计划行程表。
　　　　两周中国之行结束后．草见照例同我会面并提供了一些书写和印刷的材料，还
有一些包括拍自上海的照片。
　　　　草见不知道需要时我会有很强的记忆力，我清楚地记得他的行程表中不包括上
海。
　　　　我没说什么．像事前说好的那样向他索要护照。
　　　　草见犹豫了一下，然后愤怒地拒绝了，这只是照旧的例行公事，我问他为什么
生气。
　　　　草见说这样做如同让他供出自己的妻子。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进退两难，只是因为有什么事要隐瞒，因此他必须找到脱
身的理由。
　　　　我冷静地指出这种比较是很荒谬的，草见却坚持这种不合逻辑的前提。他不是
想争论，而是试图隐瞒护照上的一些东西。他不愿将护照示人是因为知道上面有不
能见人的东西，没有与他纠缠于争论这个粗俗比喻有什么用处，我告诉他，他没有
理由拒绝已经历过一次的例行程序，这次拒绝会替他招致严重的后果。
　　　　草见看上去有些动摇了，可能他害怕中情局会做出某些对他不利的事情。（这
是那些对中情局不友善的人通常的反应：神经紧张导致的恐慌。）
　　　　我问他为什么访问事先没有计划的城市——上海。看上去就像再一次被重锤击
中了头部一样，草见甚至无法作任何解释。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我需要他的护照，拒
绝服从对他会很不利c　我知道草见每月从东京站领取的津贴很高，相比之下，其它
来源的收人则较少。也许草见意识到有可能完全失去中情局秘密发给他的免税收入。
　　　　我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对草见进行测谎实验。我知道草见不可能通过
这个实验。
　　　　结果我蒙受了在东京碰到的最大打击之一，没有考查草见报告的价值，相反，
部长却站出来让我将草见移交给前任案官，即曾经认为草见的报告“听起来像北京
周报”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