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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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告诉她我是准备用来对付孩子的，那姑娘露出了恐怖的神色。当然，我还
是得到一根不错的马鞭。
　　　　彼得稍大一点后，我在抽他屁股之后，就会脱掉自己的衣服，让他来抽我的脊
背。当那条鞭子第一次抽打在我身上时，差点让我痛死过去。彼得也是满脸的泪水。
我命令他继续下去，抽满我约定的数字。自那以后，我记得彼得再也没犯过什么要
用皮鞭抽打的大错误。彼得认识到，他应该诚实，否则会给自己和父亲带来痛苦。
　　　　1992年，电视上播出了特纳广播网的会长泰德·特纳先生回忆他父亲的教子之
道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和我们经历十分类似的故事。
　　　　特纳先生的父亲在抽打完儿子后，就会让儿子也抽打他，以使儿子明白父亲也
会和他一样承受痛苦。特纳先生说，当轮到他打他父亲时，他完全崩溃了，不能动
手。
　　　　我认为已故的特纳先生的父亲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对孩子充满真挚的感情。
　　　　后来，我把那条用来教育彼得的鞭于上了油，送给彼得留念，让他要以同样的
方式教育下一代。
　　　　很多亲戚、朋友都反对我培养孩子的方法和对他们严格的纪律要求。一些人预
言，我的压力会扼杀彼得的天真。有些人甚至说我苛刻的态度会让彼得离开我们。
　　　　我相信，在我对孩于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依然是爱，即使惩罚也是出自爱的动机，
仅仅是对偏离正确轨道行为的纠正。
　　　　我更相信，对待那些批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沉默。我会用彼得出类拨革的表现
来证明一切。实际上，除了极少数的几次，彼得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一个好学生，
成绩优异、品行端正、礼貌待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主见的孩子，并会为自己的
理想付出努力，稳步前迸。同时他也非常活泼，顽皮可爱，决不是一个安静的抑郁
者。
　　　　因为我们是关系亲密的父子。我把我会的东西都教给了他。
　　　　凡是认识彼得的人都对他有一致的好评，谦虚地说，我并不奇怪，有其父必有
其子。
　　　　彼得的朋友说他没有自由。一派胡言。彼得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最美的
“童年”。我和他母亲都希望他是一个尊守纪律的孩子，但在追求理想上又要无拘
无束，拥有充分的自由。生活在当今社会中，遵守纪律是最基本重要的素质。如果
说为了让他守纪律而抽打他是罪过的话，那这也是一种必要的、有效的罪过。在现
实社会中充斥着对年青人缺乏伦理、法纪观念的今天，我和塔雅就不用操心儿子会
有这样的缺点。
　　　　彼得小时候需要很多指导，但现在，随着他的成长，他已基本上能独立思考，
但他仍在重大问题上征求父母的意见，并独立做出最终的决定。
　　　　我们多次送他去参加夏令营，哪怕是在我们经济困难时也不例外。在维吉尼亚
蓝岭山度过的那个夏令营里，彼得获得了1980年度的露营奖。
　　　　在他9　岁时，曾独自一人去日本旅行一个月。我们都认为，彼得过的是美国式
的生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法不能很好地适应日本社会。他东渡日本，语言不通，
没有父母的关爱，对一个9　岁的孩子来讲决非易事。
　　　　彼得在罗马时，就表现得像一个普通的调皮的男孩，他的一些“坏行为”，就
是在与老师高高兴兴地参加一次聚会后才出现的。
　　　　他会在足球馆里用意大利语叫喊，我很难弄懂他说的那些意大利语，只好小声
问他这些难懂的口号是什么意思。他小声地告诉了我，并附加一句：“但是，爸爸，
女孩子们也是这样喊的。”
　　　　另外，我对彼得最满意的一点是，他是一个完全公正、客观的孩子。在他8　岁
时的一件事表现得尤其突出。那时，他经常和一个男孩玩，并迷上了男孩的同胞妹
妹，他经常讲起这对双胞胎的朋友。几周后，我们见到这位小哥哥，没想到他是一
个黑孩子。这时，我们才发现，在彼得幼小的心灵里根本没有种族区别的观念。所
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告诉我们他的朋友是黑人。
　　　　因为我曾受过残酷的种族歧视的折磨，所以深为彼得能有这样纯洁、正确的观
点而感到欣慰。
　　　　在彼得读大学时，获得了3　个奖学金。一个是一年级的州立奖学金，一个是四
年级的州立杰出青年奖学金，还有一个是高等奖学金。前两次奖学金他是怎样得到
的，我一点都不清楚。
　　　　最后一次奖学金的获得也属意外。那时，我知道他申请这个奖学金，而塔雅和
彼得当时正在日本度假，我就打电话让他们早点回来参加这个奖学金的颁奖典礼，
因为获得这种奖学金是很有意义的。
　　　　说实话，当我们得知彼得是6　名获奖者中的一个时，我们都很惊讶。而后来评
委们宣布彼得获得的是最高奖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他的累加等级平均分在人
选的6　个人中是比较低的。
　　　　会后，一个和我相识的评委前来向我们道贺时说：“彼得太好了，他获得这项
奖励不是‘优秀’一词可评价的。”
　　　　这是彼得送给我们的一份最厚的礼物，一份美好的记忆，我们可以自豪地庆祝。
　　　　我们家已经有两代人酗酒了。我反对彼得喝酒，除了一些特殊的场合以外，彼
得都能听从我的劝告。他的同伴们经常指明要他开车。我希望他能保持这个信誉，
避免一些我曾经犯过的错误。
　　　　对毒品，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向彼得指出：“如果你被骗而吸毒，就马上告诉
我，我会竭力帮助你。但如果是好奇而自愿吸毒或者是寻求‘刺激’的话，我就会
毙了你并自杀，我们将一同去地狱。”
　　　　彼得懂我的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严厉的警告会否真的兑现。但我也不必
再重复。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彼得会把时间花在琐碎无意义的事上。因为彼得知道，时
间太宝贵了。另一方面，彼得小时候就过着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生活，我对彼得来
讲意味着一切，帮他学习、进步、扩大视野，还包括游戏和愉快的时光。
　　　　我相信自由和放纵决不能相提并论。
　　　　最近，彼得对蹦极跳十分感兴趣，并说他会去试一试。他知道我非常反对此事，
我对那些存在致命危险的游戏是很反对的，尽管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古话说
得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彼得调皮地说：“爸，没事的，别担心，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你明白的，
直到你‘走’了，才去行吗？”
　　　　作为我的儿子，彼得看在父子情份上总算是勉强同意了。而且他对我早逝或暴
死的想法很习惯。
　　　　我告诉他：“好哇，不过听着，我打算活到130　岁，那时你93岁，我看你还怎
么去蹦极跳！”
　　　　于是，我们开怀大笑。
　　　　彼得读了四年大学，专业是国际研究，那所学校最适合他不过了，而且离家也
近。
　　　　但是，彼得在大学里的表现并不令我满意。他直到三年级才告诉我们，他在三
年级时才上“院长名单”（上院长名单是好成绩才能得到的荣誉）。而且他还故意
“忘了”告诉我们他的其他三个室友也早就是“榜上有名”了。
　　　　尽管有时我想指责他，但我还是忍住了，没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做学生时
没有取得骄人的成绩，这一点不会影响我批评儿子。我知道他现在做事很努力，尽
管不是都成功，但确实十分认真。我最关心的还是彼得的人品。
　　　　现在彼得在学法律，获得了全额学生贷款，这真是上帝保佑，这确实是减轻了
我的经济负担。
　　　　儿子再也不依赖于我们的经济支持了。他可以自己安排他的春假、暑期短工或
者是将来的工作申请。彼得做暑期工时，常会选择一些没有报酬，但非常积极、使
自己能得到进步的工作，为今后择业作准备。他体验了独立自主的滋味。
　　　　同时我和塔雅也过着和过去儿子在身边时大不一样的日子。塔雅喜欢园艺、整
理花草和社交，每天精力充沛。她不爱读书和看电视，而是忙于慈善事业。我就不
太一样，我不爱交际，爱看新闻、读书、听音乐或写点东西。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国内任务
　　　　我将妻子和子和出生不久的儿子彼得留在东京，由岳父母照顾，自己立即返回
华盛顿，通过电话向在维吉尼亚州朗利市的中情局总部报告。因为我仍是“非官方
掩护”身份，而这种身份不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保护方式。如果曾有过“官方掩
护”的身份，要再转成“非官方掩护”身份是极其困难的。非官方掩护身份就意味
着我不能踏足中情局总部，也不能随时会见任何与中情局有关的人，包括中情局的
管理人员、同事、技师、会计和医生等等。我只能在中情局总部以外的某一安全房
间、餐馆或旅馆的房间里与他们取得联系。
　　　　可能由于在东京的出色表现，我得到了很好的接待。与我见面的高级官员对我
的工作表示赞赏，我们一致认为我的下一站应是巴黎，理由很简单：我非常熟悉巴
黎，而且是当时唯一一个能讲流利法语、日语、台湾话和普通话的华裔中情局官员。
此外，我所经历的种种考验，也证明我完全能胜任此次巴黎之行。
　　　　大多数情报局人员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在任何一次行动中，费时最多的往往是
等待。
　　　　以我作为非官方掩护情报官的情况为例，这种说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必
需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我有准时赴约的习惯，总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到达约会地点，
接下来就是等待，在机场、火车站、旅馆、街角、咖啡馆等或在家中等。中情局人
员要花费令人难以想象的时间，等待一件事、一次联络、一次约会，更糟的是，有
时要等待一次已被错过或取消的会见。
　　　　“你等我们跟你联系”，是我不喜欢但已习以为常的话。
　　　　要忍受等待的痛苦，仅有耐心是不够的。你得学会找些事做，只要在所处环境
中提高警惕，或表现自然，比如阅读、思考或写作，无论什么事，这或许是防止你
易于动怒或神经质的最好方法。
　　　　我有时也非常不耐烦，总是想尽快尽早将事情完成；但同时，我也有异乎寻常
的东方人的耐心。谁知道这次新的任务对我这个东方人竟也是一次考验。
　　　　一如每个人在执行中情局任务时都会碰到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选
择“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掩护”。
　　　　首先，要在所计划的任务中所提到的地方有一个适合你的位置，使你可提出预
算和组建情报网络，你不能总是隶属于情报工作局内的同一地域，根据某一派遣任
务例如欧洲或远东，可作变动。情报工作局必需给你一个位置并有相应的预算和人
力支援，以利你在指定的城市或国家开展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合适的掩护”。很明显，非官方资格的深层掩护是最理
想的，尤其是在像巴黎这样政治敏感的城市。我已经38岁了，以学生的身份显得有
点大。但是有什么组织或私人公司愿意为我提供商业上的掩护呢？我知道一些美国
公司，出于爱国的原因，哪怕当事情变糟、造成即使微不足道但可能引起暴露和窘
境的风险也愿意提供这样的掩护。在巴黎有这样的公司吗？
　　　　对我而言，真有一个这样的位置，但当时已有人占据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密友，
他和我几乎同时加入中情局，并和我在同一间公寓里住过。
　　　　他比我年轻5　岁，非常机智和勇敢，但由于其富有的家庭背景，我感到他缺少
强烈的动力。换句话说，他不在“饥饿”状态。我的看法在他以后的活动中得到了
印证。
　　　　1966年，我和他在下班后，总是在一起喝啤酒、吃饭和看电视，并一起憧憬未
来。他几乎像我的弟弟一样。
　　　　他在巴黎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因为聪明，他是一个好学生，但和大多数去巴黎
的人一样，他受到了称之为“爱”的“巴黎人的流行病”的感染。他狂热地爱上了
一个比他年轻15岁的女孩，但并没有得到她。但他却一直紧紧抓住他的巴黎的职位，
等待着已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我嘟嘟哝哝地提醒他，但他听不进去，甚至无法与他
沟通。我只好以强烈的语气告诉他，他的职业和责任都使他对一个18岁的女孩的爱
是毫无希望的。
　　　　但这是在巴黎，是在“爱之都”。中情局对此仍表现出灵活性和包容性。在这
种情况下，我只好听之任之。
　　　　我只有等我这位朋友从巴黎返回，在此期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