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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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日本人。
大多数时候，作为一名温顺的妻子的同时，和子和全世界许多妻子一样有一个
强烈的意见。
她先是试探性地，然后激烈地反对我在家中花去太多时间。以从她父亲那儿得
来的经验，她认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应该在早晨7 点离家出去工作，晚上与客户
或同事共进晚餐以后才回家。她不在意我晚些回家。
那么周末呢？是不是她的丈夫应该和她父亲一样去打高尔夫球？“有地位”和
体面的日本男人是应该在周末打高尔夫球的！（当时日本仍然是五日半工作制。）
但是她的丈夫有时却整日整晚地呆在家中看书，看电视，以及喝酒！喝酒！那
是她所不能容忍的。我一直对来拜访她的朋友表现得很友善和热情，但仍然不足以
取悦于她。对她来说，家是她的堡垒，如果我仅仅是呆在家中，和她呼吸同一处空
气，她的隐私就受到了侵犯。她会容忍我因工作呆在家中，因为这很重要。但如果
我呆在家里与工作无关，她会要求将她的城堡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
所以，如果她知道我没有报告要写或没有重要的书要读，她会让我从“她的家”
中出去。去公园、酒吧，或去电影院，甚至追逐女人。到外面去！那么这段时间她
想做什么呢？她会躺下来打个盹，或看书，看电视。一句话，她想像她喜欢的那样
打发时间。
所以，此时我会被迫独自身着日常服装出门。我可能看看商店的橱窗，在咖啡
店里边喝啤酒边看杂志，或者看日本旧电影消磨时光。
我从中情局退休以后，和子最希望的就是我能找到一份新工作。朝九晚五地呆
在办公室。当这个愿望没能实现时，她说她“崩溃”了。
有关一名情报官员妻子的生活，在以后的章节里将有更多的叙述。
转自军事书库
我在美国中情局的二十二年
第一条“大鱼”
在表面上，我的婚礼如预想的一样举行厂。我体会到一种新的生活，所有的骚
动和不安都可以得到平复。
但是，我心里却越来越着急起来，因为我已经有一年半没做过与情报工作有关
的事了。这使我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我不是那种不思进取、可以在几个星期内
都毫无长进的人、东事情报站的新管理层也注意到我近来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新来的副站长会见了我，给我打气一我一方面承认自己有些耽于疏懒，另一方
面也告诉他我的掩护工作非常繁重，严重影响了我进行情报工作，通讯社记者和间
谍的双重身份迟早会发生冲突。我当然知道一但发生这种冲突将意味着什么，我得
作好思想准备。
我请求，在有必要的时候放弃通讯社记者的掩护工作。副站长同意了我的请求。
这是一个很艰难的抉择，因为我已经成功地站稳了脚跟，在社交圈内得到了认
同。对于深度潜伏的情报官而言，掩护工作几乎与情报工作同等重要，但是我认为，
日本已是我们的友好同盟国，我在掩护身份方面，可能无须像在不太友好的国家里
一样时刻绷紧发条。
我的心情轻松下来，日常生活也有了一些新意。
一天，我光顾了一个重要的目标机构，和一个人谈话。他就像一枚坚果一样，
顽梗不化，表面上彬彬有礼，骨于里却充满敌意，尤其是对我这么一个所谓的新闻
记者。谈话时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场，姑且称他为奥野吧。谈话显得十分枯燥
无味，碰巧那个顽固的家伙有电话找他，暂时走开了，留下了我和奥野二人。
那个年代，凡厉害的对手无例外都表现得沉默寡言，因为都怕“祸从口出”。
奥野也不例外。
他静静地同我一起坐在那儿，面上毫无表情，抽出一支烟，从口袋里掏出火机，
点着火。
这不过是一个很简单普通的动作，但此时，我对日本人的了解终于派上了用场。
我知道日本男人，尤其是商人，都喜欢带一些可以表示其身份地位的物件。奥
野在点烟时，手执火机划了一道比一般人要大一些的弧线，可能是在有意无意间，
使我注意到他手执的火机正巧同我的一模一样，是一种典型的高尚地位的象征。
扑克牌场上造就的本能告诉我，奥野是一个自负的人，因而也是易受影响的人。
（自负的人往往也是脆弱的人。）
我抓住时机，直接说：“有空一块出去吃饭？”
他冷淡地回答说：“不，我不能去。”
我并不觉得脸上无光，又说：“我跟你打电话。”
奥野还来不及拒绝，那顽固的家伙已回来了。奥野没有对他说什么，这使我倍
受鼓舞，觉得有苗头。
这是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我当时只觉得，这可能是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一个良
好开端，谁曾想到，这次偶然的机会后来竟决定性地改变了我作为情报官员的个人
前途，甚至于改变了我的一生。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打电话给奥野。我不想给他留任何选择的余地，直截了
当地告诉他我要在某天某时在一间很有名的餐厅的酒吧里和他见面。
“你一定要去。”我说完就立即挂上了电话，完全不理会奥野有什么反应。
我无法想象将会发生什么，也无法确定奥野是否一定会赴约，或者他会不会还
带其他同事一同赴约，对方当时最喜欢这样做。但我觉得我抓住了他虚荣、跃跃欲
试的心理。我也希望我所约定的豪华餐厅对他会有些吸引力。这是我第一次独自一
人行动，但我知道应当如何应付。
东方武术有一招，称曰：欺身直进下三路，抓他卵子不放松！！！
我开始准备和奥野的私人会晤，这是一次好机会，要一击中的，不能大意。那
么，我要从奥野那儿得到些什么呢？我完全明白什么才是我的最终目的，那就是招
募，这是同每一个对方的新的目标人选见面最终的目的。当时，这对我还显得很遥
远，给我的压力也很大。我不能一味空想如水中月、雾中花似的结果，而要付诸计
划和行动。我开始一步步筹划该如何实施。
我喜欢事事深思熟虑，未雨绸缨，花了很长时间做思想准备。我试着想象每一
种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相应的对策，以防发生任何“意料之外”的事。
赴约那天，我比约定时间早很多到了那间酒吧，边观察四周的，清形，边等奥
野。约定时间过5 分钟后，他也到了酒吧。
他迟到了一些，对我作了简短的道歉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女朋友正在外面等着我。”
“嗅，为什么不叫她进来一起聊聊？”（我想中情局对这类娱乐是极乐意“资
助”的。）
“我叫她在外面等我，如果10分钟不见我出去，就自己离开，去她要去的地方。”
（她一定是个典型的日本姑娘。）
“好吧，那么请坐一会儿，喝点什么？”
我猜想奥野虽然已经结婚了，但仍想向我炫耀他还有这个“女朋友”。
奥野坐下，叫了饮料。我的手上也正端着酒杯。我仔细观察起奥野来。
他穿戴很整洁。从他眼角瞟向门口的举动上，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女朋友在外头
等他的话是可信的。他是一位30来岁的身材瘦削行动敏捷的人。
我要赶紧有所行动，以留住他。开始的几句话一定要说到点子上。
我问道：“你已经结婚了吧？”
“是的。”他依然一副冷冰冰的表情。
“哦，你已经结婚了。你每天至少要工作10－12小时，每周工作6 天。而你还
有一个女朋友。你一礼拜要操几次？”
我这话就像是一颗炸弹。奥野有点畏缩，看着我的笑脸。
我前面已提到过，日语很文雅。那时在日语里还没有一个与“操”对等的词，
虽然现在年轻人受外来语影响已开始直接用这个词。
一般日本人用“干”这个字眼表示性交行为。但如果我问奥野“你每星期干几
次”，又能文雅到哪儿去？对日本人而言，这一样会使他感到震惊，尤其是这话竟
出自一个第一次真真正正与他交谈的外国人之口！
奥野竟回答了我的问题！脸上带着一丝自豪的微笑。
我不记得他说几次了，8 次，10次？这都已没太大关系。我知道的是我已经把
握住了他，奉承了他的虚荣心，找到了他自负的弱点。
“啊！”我惊呼起来，显出我对他的钦佩和敬畏，脱口赞叹他精猛，有男子气
概，同时心里想：今晚我可抓住你啦，你的女朋友只有自己走了。
奥野深坐进了他的椅子，沉浸在他自我荣耀的光圈里。
从那以后，我和他整个晚上都没有再提及他的女朋友，这一话题被完全忽略了。
我们开始像朋友似地闲谈起来。
奥野是个骄傲自大、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但是因为我是一名“受人尊敬”的
外国记者，而且比他大5 岁——这在东方是很重要的因素，他对我的态度又有所不
同。我们无拘无束地谈论着我主要目的以外的话题。
我引出了“间谍”这个话题。奥野于是说起曾听说一个关于“间谍”活动的小
小酬劳的故事。
我评说：“太少了！”
他悄声向我：“你认为间谍值多少钱？”
这下轮到我惊慌失措了。
中情局有一条基本原则：未经允许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私自作出钱财的承诺。
奥野可能会极有利用价值，但目前还无法知道到底他有多大价值，所以我实在无法
正面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我对一名间谍，或者是像他一样有潜在利用价值的间谍
身价几何，全无概念。但是，他正等着我给他开价，想知道我的诱饵有多大。
我一边晃动着双手，假装胸有成竹，一边却搜肠刮肚，寻思对策，然后说：
“嗯，我敢说至少值100 万日元。”
这个数目在当时相当于2800美元，但购买力极强，约相当于现时的28000 美元
在东京的购买力。
奥野沉默起来，像是在体会我的言下之意，而后说：“不过我是开玩笑啦。”
“那当然是开玩笑”，我也说。
但我知道他并非是开玩笑，而且他也知道我知道他不是开玩笑。我们各自沉思
起来，都收住笑容，情绪也跟着低沉起来。谈话到紧要关头，意向还没有确定下来。
那一晚，我们再也没谈论这个话题了。
临别时，我诚挚地对奥野说：“希望尽快再次和你见面。”他表示同意。
我的脑里一片混乱。
我即将抓住一条大鱼。将对方机构中的人发展成我们的间谍，绝对是一个大胜
利。我胡思乱想着，如果仅仅靠我的“职业技巧”就能发展奥野成为我们的间谍，
那我将会是何等的荣耀！这可是我情报生涯的一个良好开端呀，我对自己说。
在确认了自己没被人盯梢后，我回到家中，紧紧拥抱着觉得莫名其妙的妻子。
我并没向她作解释，只告诉她晚上碰上了很值得高兴的事。现在还为时过早，容易
出纸漏。
我认真写了一份详细的交往报告，第二天交了上去。
我的联络官员虽然已在中情局工作多年，但对于组织情报行动却没什么经验。
他粗略地看了看我写的报告，不置一词。我觉得很失望。
后来他对我说他从未见过真正的“特工”，自己更是一个也未曾掌握过。他是
一个学者型的人物，缺乏行动能力。我怀疑他可能是不相信我在交往报告中提及的
事情，故而没有答复我。
几天后我又约了奥野。这次我没作什么掩饰，谈到“情报”时就好像那是我们
注意的一部分内容。谈话中我不用“间谍”等扎人的字眼，而只说他可以“为一群
人提供可靠的有用信息”。
我也从不提及会令人反感的“中情局”。我只不过是一名新闻记者，与这样的
阴险机构毫无瓜葛。这样我的所做所为使我看起来更象是一个“中间人”。
奥野说了他的情况和酬金要求。他没有要求100 万日元，但确实是要价不低。
这一次，我很轻松地回答他：“我回去请示一下。”
我又写了一份交往报告，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奥野的酬金要求。我的想法
应该获得批准，因为大鱼终于吞了诱饵，上了钩，可以收线了。
但使我懊恼的是，联络官并没有如我所想象的叫我回去商量这件事。到底出了
什么事？至少我们要给鱼下诱饵。
我打电话到站里，向新任的部长询问，语气中夹杂着失意和不满，直接打到大
使馆的公开电话在说：“你们到底要不要他？我必须给他一个答复！”
虽看不到部长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