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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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变革产生于18世纪前后。1776年，瓦特改进了一种新型蒸汽机，贵族亚当·斯密则发表了《国富论》，这两种最伟大的东西奠定了现代西方世界的领先地位，也重塑了欧洲文明。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则开始在潘恩的《常识》的鼓舞下，试图摆脱欧洲的统治。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共产主义全部产生于之后这40年。而1897年，德国人威廉·冯·洪堡创办了现代大学的模式——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推崇的研究精神，极大促进了科技在19世纪的充分发展，确保了西方的领先地位。

而今天，我们又处在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社会的核心是知识。在短短的50年内，晶体管、集成电路、通信设施努力把世界带人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特质中，全球化、环保主义、互联网、IMF……

彼得·德鲁克对于大学沦为“残垣断壁”的背后依据是，大学只是一个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地方，在未来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工人”是可以通过通信科技而获得的。这种网络教育的支持者往往来自政府部门，因为这种教育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数量的人力资源。而反对者则是那些坚信大学肩负着更重要任务的人文学者与教育界人士。

在1998年，犹他州州长米歇尔·O．莱维特创办了一所虚拟大学——西部州立大学。但是，当他参加该州立大学新任校长J．伯纳德·梅琴的就职典礼时就明显地受到了嘲讽。这位新校长严厉地警告州政府，没有哪门在线课程能够提供他的大学所能提供的那种教育，而且投资远距离教育技术会降低传统意义上学校对支出的需求。

这位校长说：“技术的应用可以转化成传授某些教育的重要部分，但是它只能是一种适合于掌握工作技能的教育。虚拟大学的固有属性限制了大学教育在更广泛、更多方面的互动，课堂上的自发争论、讨论和观点交流，对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对于诗歌必须让教授和学生一起来听、来翻译和讨论。”

这位前任密歇根大学的教务长对技术显然没有太多好感，“认为技术的使用会消除对教育进行连续性的、重要的改革，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不要屈从于诱惑，而迫使大学教育降低到其最低水平，我所描述的教育类型不是最廉价的，却是最好的”。

新技术的信仰者，也同样不屑于这些所谓“守旧派”的声音，他们认为在每一项新技术出现时，其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就要发出怀疑与抗议。就像犹他州的州长发言人所说：“这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恐惧、怀疑的反应。”可是，这位自作聪明的发言人却忽视了这些愈演愈烈的抗议之中蕴藏的是，科技手段对于教育的负面作用的疑虑。1998年6月，华盛顿大学约850名教员写信给州长加里·洛克，抗议教育投资越来越倾斜于计算机教学。他们称之为“可怕的”、“灾难性的”，会使计算机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取代教师的人格化教育。当然，华盛顿州长认为，教师的这种反应过于激烈。

请允许我引用牛津大学校长C．鲁卡斯在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的发言作为结尾：“现代通信技术，使得大学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那么下一步大学将面临另一威胁，也就是大学生将失去确保学生获取有用知识的指导能力。而我认为这一能力是确保一个社会稳定健康的基本功能。”

通才教育——心灵拒绝切分

在短短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艾伦·布鲁姆（芝加哥大学教授）

一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北大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铺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

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宿舍里有点不适应，它让我看到未名湖时充满了失望——这么小……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整整一两个月，我被一种无法说清的沮丧感包围着，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怀特海的那句著名的话：“在中学里，他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我仿佛从沉睡中惊醒，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力量在胸中涌动。我意识到，我必须突破中学阶段给我带来的狭窄视野，我应该从更多的层面与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大学绝不是一个“后中学时代”，它意味着对于世界的更广阔的理解，对于传统与未来的深入，对于人类一种普遍情感的追求。

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所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只要他想获得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如此。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当时流行的或限于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它们是使文明开花的唯一途径。”

二

布鲁姆认为达到这个美妙的目的方式就是通才教育。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亦称自由教育（Liberty　Education），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其应接受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共同理想的公民”。

哈佛大学教授亨利·罗索夫斯基对通才教育目标的理解依据几个标准：1。学生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2。对认识和理解宇宙、社会以及我们自身的方法具有一种判断鉴别能力，不应该是一个狭隘无知的人，能够用开阔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活经历；4。懂得思考伦理学与道德问题；5。在某些知识领域拥有较高成就。

这种传统可以上溯到红衣主教亨利·纽曼那里。他在那本不可超越的著作《大学的理想》（The　Ideal　of　University）中写道：“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的目的的伟大而又平凡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所以，纽曼主张，大学教育应该利用一切知识训练智慧，反对专业划分得过细，主张在大学中受过教育的人应该表现出对世界有一种普遍的了解。因此，纽曼坚信，大学进行的是自由教育（Liberty　Education），学生在这里应该接受非实用技能的训练。

三个世纪以来，由于现代科学观念的出现，以及专业技术在人类生活中充当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纽曼的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在20世纪60年代，克拉克·克尔已经开始无情地嘲笑纽曼式的大学是一座村落，而现代的大学则应该是一座智力城，它迅速地训练社会需要的人才，专业精神成了其中的要索，但是，克尔的理论在经过喧嚣的60年代学生革命之后，开始让人质疑了，于是包括布鲁姆教授，以及哈佛大学前校长勃克等在内的教育界人士开始呼吁重视“通才教育”。这其中至少包含两个重要因素：

一、面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迷惘的时刻，大学必须培养对世界有整体理解的人，他们对于人类的传统，如自由、民主等有着广泛的理解，他们为社会提供一种相对永恒的东西。

二、跨学科越来越多，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必须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只有这种坚实的基础才可能造就出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因此，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内，广泛推行着核心课程，主张每个学生至少对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着广泛的理解，并且在进入研究院之前，本科生的专业要求较低，一般在前两年不分专业。

三

相比之下，中国的学生过早地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开始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上。在进入大学之前，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在经过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他们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

从1952年起，中国大学的课程已经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对于本科生来讲，他们习以为常地看待专业之间的层层壁垒，也习惯地拒绝进入另一个领域。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对中国的本科生来讲，核心课程是个不存在的名词。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就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了。并且，由于专业课程过重，他们也很难自由地进入别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就缺乏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他们。

于是四年之后，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了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一方面，狭窄的专业训练使得毕业生对于社会显现出不适应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来就没有被灌输入一种独立的情感，一种判断事物的能力。于是，这些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就显现出两种可怕的趋向，一方面他们在狭隘的专业知识上有着特别的深度，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世界是茫然无知的幼稚。于是进入研究院的学生，出现了“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无法深入研究，而进入社会的学生则立刻表现出一种随波逐流的庸俗化倾向。

中国的入学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是英才型的，在这个庞大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青年进入大学。但我们却固执地把他们教育成一些或许还不算熟练的技术工人，这对这个国家的物质与精神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解放前的大学之所以获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与广泛实施的通才教育是无法分开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开这样的大学无一不以发展通才为重要方向。

四

“普通教育意味着一个人在职业培训以外的全面发展，包括他的生活目标和文明化，情感反应和纯净化，根据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华盛顿大学教授霍华德·李·诺斯特兰1946年写道。这也是一所实行通才教育的大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也决定一所大学可以达到的品质。在经过巨大的割裂之后，那些懵懂的年轻人需要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希望他们在经过四年之后，能够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着某种把握，以便确立他们的未来。

跋

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探求的并非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迈克尔·考利《流放者的归来》

四年以后，我仍然清晰记忆着李皖给我带来的震惊。“这一年，高晓松27岁，但已经开始回忆。”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这句话从《读书》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柔情似水却准确有力地抓住了我涣散的神情。“这么早就回忆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时，开始寻找隐藏在一代人“怀旧”的面具后的秘密。

这是一个逃课的上午，屋内微冷，校园的树叶变得金黄，并逐渐飘落。这一年，我21岁，三年级学生，满脸的迷惘与偶尔的愤怒，四处表现着对当时北大的不满。压抑，是我当时最喜欢的措辞，它被随时用来形容我的青春与校园生活。自从1995年进人北大，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世感就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或许还有学生会）为核心的社交场所……也在1995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95，并被扯进了一场似乎无法结束的反垄断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