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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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平庸之作《安迪·沃霍尔传》，提供了一些我们依旧陌生的材料。安迪所代表的气质贯穿了60年代至今。安迪艺术手法的机械化、不可抑制的表演欲、成名欲，成了几十年来世界的主流。更富预见性的是，那位评论家所说的“安迪的艺术手法与电脑类似”。60年代，电脑依旧是罕见的产品；今天电脑已经普及，安迪的精神事实上亦已经渗透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在这个日益复杂与加速发展的世界中，我们更加恐惧被遗忘，内心早已失去平静。因而安迪·沃霍尔著名的论调“未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成为我们新的座右铭。不管是《楚门的世界》，还是名噪一时的网站Star。都是为满足普通人成为明星的欲望。而安迪意味着无序、偶然与复制的艺术乃至生活观念，在今天变本加厉，只是我们已经熟悉与麻木。
对于安迪·沃霍尔来讲，世界不过是一个录影棚，他在其中不知疲倦地作秀。因为先天性的身体缺陷，他将作秀视作能量的唯一出口。他在绘画、地下电影、杂志出版之间游荡，拼命地吮吸声名带来的快感。从中我们或许可以触及我们的时代所蕴涵的真正改变，即终极意义的消失，而且是赤裸裸地消失，无需任何略表羞涩的掩饰。
有关俄狄浦斯
一本书，必须是凿破我们心中冰封海洋的一把利斧。
—弗兰茨·卡夫卡
阴郁的卡夫卡在形容每一次写作过程时，用了一个比喻：仿佛摔倒在人来人往的剧院中央。在面对这本《生死朗读》时，我面临了卡夫卡式的窘迫。长期以来，我把写作视作生命一次顺畅的歌唱，我带着喜悦触摸键盘，急切地寻找着语句来表达想法。写作是我将世界辨别清晰的一种愉快手段。
但是，我该怎样表达阅读《生死朗读》所带来的惊栗呢？我惯常的分析方式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5岁的少年与36岁的妇人之间的绵延数十年的暖昧情感，其中，我们遭遇了肉体的激情，目睹了离别与重逢，经受了生死的颤抖……而这一系列令人惊异的事件背后的驱动力竟然是一个简单的细节：朗读。
我是个迷恋成长的人。我总是对那些在正在发育成熟的灵魂产生莫大的好奇。我想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与事会对一个少年的内心世界产生无法消除的影响。于是，几乎从这本书一开始，那个孤独的15岁少年米夏尔就粘住了我。因为疾病，远离了人群，他堕入了36岁的汉娜的生活。在这个成熟的女人的身上，米夏尔触摸到同龄人中没有的韵味——“她的身体很强壮，极富女人味，比我曾喜欢过的、博得我青睐的姑娘丰满”。紧接着，他们不容我喘息地睡了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过着“朗读、淋浴、做爱、一起躺一会儿”的生活。
我承认在前66页，我被这种错乱而单纯的爱情生活挑逗得神魂颠倒。就像米夏尔对汉娜说的，他喜欢于连·索雷尔与德瑞纳夫人之间的关系更甚于与德拉木尔小姐的。这段俄狄浦斯式的恋情，勾起了潜藏于我记忆深处的断片，和那些小心翼翼拒绝触及的情感。我回忆起了《红与黑》中，于连在夜晚敲开德瑞纳夫人房门的声音；想起了《教室别恋》中，少年在楼梯上强吻女教师的场景；甚至模糊地看到了，马晓军在那个充满了革命气息的房间里，对于米兰的无法压抑的欲望……
成熟的女人们让正在发育的男孩子们寻找到一条通往经验世界的最简捷途径。不管是米夏尔还是于连，他们都通过成熟的异性而迅速成熟起来。或许由于在成长中，我没有体验过这一过程，在成熟后的今天对于这一过程产生了无比的迷恋之感。我得再次勇敢地承认，事实上，我的阅读高潮在前66页已经出现。在接下来的131页中，我一直在努力再次寻找到最初描述的段落。我的身份早已不是一个客观的阅读者，我已经被自己潜藏的情感推入这种紧张的寻找之中，我比作者更加焦急地等待米夏尔与汉娜之间的重逢。
深深的失望主宰了最终的130页。在这130页中，我目睹了米夏尔对汉娜情感的动摇，震惊地看到汉娜莫名的失踪，然后惊异地在法庭上发现了她，最终绝望地忍受了她的衰老与死亡。在第118页，作者揭露了或许是本书的核心所在“汉娜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有了这句话，读者就可以理解，汉娜为什么突然离开米夏尔，为什么背上牢狱之灾……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给我带来足够的震惊，却没有戳中要害。
我总觉得，这种情节安排，对于作为侦探小说高手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来说，其实并不困难。离奇的情节不能作为一部杰作的表征。震撼灵魂的不是所谓的战后德国的社会背景，也不是出乎意料的情节安排，而是它传达出的少年与成熟女人之间的无法言喻的情感。
到了这里，我突然觉得卡夫卡式的痛苦正在离我远去。我发现一直在困扰我的情感变得单纯起来。这本小说其实并没有我最初想象的那样复杂，它曾经纠缠我的东西正在变得清晰起来。我始终在阅读的，不过是一个年轻男人的成长过程，他遭遇到一个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富有成熟魅力的女人，他们之间发生了隐秘而幸福的联系，然后这个男孩子就再也没有从这种情感中摆脱出来。他一直生活在这个女人最初营造的气味与温柔中，甚至她的死亡也未能破坏这一切……
重建象牙塔
重建象牙塔
确实存在某种必须普及的知识，且还有某种谁也不能缺少的对信念和个性的培育。每个人显然只有当他本身不是着眼于其特殊职业，而是努力成为一个良好和高尚、受到教育的人和公民时，他才是一个好的手艺人、商人、士兵或经纪人。这种教育不应该是为维持生计和复杂的文明机构的实际功能做准备，而应该是理想主义的类型。
—威廉·冯·洪堡
一
13世纪末的英国小镇牛津笼罩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之中。当地的居民越来越无法容忍那些穿着长袍、喜欢夸夸其谈同时又自以为是的学者们了，除了他们的生活放荡不羁，举止让人看不惯外，这些人确确实实抢夺了居民们的生存空间。这些好逸恶劳的人也同样看不起这些庸俗的小市民，他们不会知道苏格拉底在说什么，也不会介意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否需要来自宇宙间的启迪与升华。即使对于同样的女人，在那些男性荷尔蒙过剩的牛津学生眼里，市民也是缺乏足够的鉴赏力的，因为他们不了解基本的美的特征。
终于，因为一个女人，这两边积压的怒火爆发了。穿着长袍的学者们被强悍得多的居民击溃。这些失败的学者之间本来就充满矛盾，这个事件加速了其中一部分师生迁到了另一个小镇——剑桥。
剑桥的师生似乎也并没有从中接受教训，狂狷的师生们对于教会、政权、世俗社会似乎都不太领情，剑桥的一位校长更凭借其在教会内的影响力把剑桥市长剔除出了教会。学袍（Grown）与市镇（Town）之争，即学院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争夺一直没有停息。1381年，剑桥市长甚至率领着市民，带着武器，气势汹汹地攻打剑桥大学。这一场小规模的中世纪式的局部战争让剑桥大学的档案付之一炬，剑桥的详细身世成了千年来的谜。
后来几百年间，牛津与剑桥高高的城墙隔开了大学与市镇，它们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有着自己的法规。香港学者金耀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剑桥古老学院的又高又厚的大门象征主权的领属，也象征‘灵界’与‘俗界’的界限。站在街上，只能看见那突入天际的礼拜堂，其他就几乎给重重门墙铁栅半遮半掩地挡住了。但进入大学，眼界变得豁然开朗，宽敞的方庭，肃静的回廊……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在方庭之内，我们看到世纪的移动，13世纪的，14世纪的，15、16世纪的……”
这种争夺从大学产生起就开始了，大学最初的意思就是，教育与学生的联合会，他们本能地拒绝教会或世俗社会对他们的直接干扰。如同牛津、剑桥的血腥一样，其他古老的大学也同样身处教会与世俗之间，左右飘摇。1229年，市民与学生之间发生争吵之后，在巴黎主教的默许下，许多学生被国王派遣的士兵杀死。大学的教师立刻停课以示抗议，当发现无效后，大学师生自动捣毁学校，其中一部分师生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投奔牛津大学。这场艰苦卓绝的抗议在1231年收到了效果。教皇格里高利颁布了一道训令，明确规定和确认了教师们利用停课坚持自己的意见的权利；同时教师必须制定规章，强迫其成员接受这些规章以自律。有了这道训令，世俗社会的司法官与教会权利都被削弱。
大学从最初的出现到近千年的不断转变，始终都无法完全具有“遗世而独立”的气质，它总是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上来讲，它是为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不应该立刻满足这个社会的即时需求，而是对社会的远景做出承诺与研究，也只有从这个方面，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它必须具有比世俗社会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
二
一位北大的博士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综观世界各国的大学，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大学拥有如此多的校办工厂。”这让我猛的想到了《日瓦戈医生》中的一句话：“一个崇高完美的理想会变得愈来愈粗俗，愈来愈物化，这种事物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希腊就是这样变成罗马的……”这似乎正说明了目前中国大学的状况，只不过我们知道希腊可以变成罗马，却不知道我们的大学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场所。一个计算机程序员或者其他类似的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培训中心，还是一个新的批量出口人才的公司？大学要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这是如今的中国大学校长的口头禅。在他们看来，大学和办工厂或开公司一样，要迅速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不再关心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未来，更不关心这里的学生会成为什么样子，一切都是最急功近利的，最容易出效益的。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大学越来越成为社会中一个普通的服务机构，从理想主义气氛慢慢地滑落出的大学更是不知魂归何处。在一份高等教育通讯上，各位学者正在讨论中国大学应该如何更加紧密地与企业结合。正如学者张汝伦所说：“60年前，人们因为国难深重，偌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才冲出书斋，今天的大学真的又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或已无需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吗？只要在大学校园里走一圈，不难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厅舞厅和酒楼，大学一概不缺，唯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我们必须回到本源：大学在社会中充当何种作用。美国学者布鲁姆在目睹美国大学与社会的过度结合之后，发出哀叹：“大学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的要求而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损害。”因为“大学必须蔑视公众舆论，因为在其自身内就有着自治的渊源，即按照自然去追求真理、发现真理……”
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地（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竺校长说话的背景是1936946年间，处于流亡状态中的浙大，由文理、农、工三个学院16个系增至7个学院27个系，在校师生由512名增至2172名。在四处漂泊之中，浙大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与此同时，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也在不断地轰炸中，于昆明破旧的校园中继续顽强地教学。八年间，西南联大培养了中国后来二分之一的学部委员，产生了杨振宁、李政道这样一批著名物理学家。1986年，在《西南联大50周年文集》中，联大校友都对那八年艰苦环境中仍旧屹立不倒的精神进行品味。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联大在抗战期间的确也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圣地，它对中国大学的品质形成巨大的影响。
到今天，西南联大精神依然是当代学者无法挥去的某种情结。学者谢泳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一文中认为，抗战后的国人普遍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的精神。张申府教授在1946曾写道：“这几年来（抗战），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