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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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0年代情结感动时，却忘记了这种情感的幼稚与褊狭。
当然，你可以反驳说，只要感动就足够了，感动本身也是一种勇气。如果你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也始终拒绝体验更深刻与广阔的情感，你当然可以这样说。无知的感动与有知的感动是有区别的，就像幼稚与单纯有区别一样。尽管有些残忍，但我依然讲80年代情结中充斥了相当的无知与幼稚。
我已经说了太多80年代的坏话。像每一个曾经深陷80年代情结的人一样，我与长大了的80年代青年一起误读了那个时代。我们用夸张的情感来掩饰其实枯燥而干燥的内心世界。现在，是到了走出这个误区的时候了。我们必须学会狭隘的自我情感，转而来拥抱更广阔的空间。我们需要了解更多，体验更多，毕竟，我们无法永远生活于无知而快乐之中。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倘若我们认定人类的智慧现在应该停滞，不再发展，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才应该使用大众的语言。否则情况理应相反：大众应该用文学的语言说话。
——约瑟夫·布罗茨基
叔本华在一篇论及如何写作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像伟人一样思考，像普通人一样说话。”这句话促成了我对于媒体写作的初步理解。长期以来，我们目睹文字被两种倾向支配：一种是经院式写作，他们摒弃语言本身的美感，用一种缺乏弹性与韵味的术语进行科学式描述，这种写作是封闭的，拒绝门外人参与；另一种是完全民间式的写作，或者滥情，或者用粗暴的论断将语言与思想彻底稀释，这种写作很容易挑起我们的激动，但是这种激动是如此廉价与短暂。
叔本华的话为我指出了写作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写作方式是开放的、鲜活的，同时又有其核心所在。它既清晰地传达自己意见，又尽量避免这种意见的粗暴与随意性。像伟人一样思考，保证了写作者对事件本身的超然与旁观者的立场；而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则拒绝让写作成为少数人的私密游戏。这两点正是媒体写作的原则所在。
首先需要澄清媒体写作长期所遭受的玷污。媒体是现代社会的核心所在，在世界变得如此纷乱与庞杂的今天，在一个被尼采称作“读报取代了每日祈祷”的现代社会，媒体成了人们感知世界的唯一方式。不管你如何唾弃大众媒体给你带来的“表象的世界”，你必须承认你已经生存于一个媒体渲染出的社会氛围当中。
媒体成了这个时代的教堂，媒体写作者是这个时代的牧师。媒体写作者肩负起构造现代人精神殿堂的重任。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指望大众通过¨ xuan shū wang¨阅读《红与黑》来获得人性感悟，通过阅读《希腊罗马名人传》来获得崇高感，通过阅读《国富论》来了解经济学的基础……媒体写作成了连接人类文化中最崇高的情感、最令人惊叹的智慧与现实大众的唯一纽带，他们可能正在努力阐述现代社会的定义与意义。
让我们重新回到写作方式的问题。我承认学院化写作有其存在的充分理由，这种深受题材及背景知识结构限制的写作注定是冷漠与孤僻的，要求其体现“介入”精神不但不合情理，也缺乏可行性。因此，这种写作基本上可以排除在媒体写作之外。在这里，我需要着重评述的是后一种民间式的写作。因为它比“学院化”更深广地介入大众意识，因此对于大众的智力状态与情感所造成的危害也极大。
首先，我反对武断、以快感为主导的写作。这样的作者常会高举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这样的伟大旗帜，把乔治·奥威尔、索尔仁尼琴等视为同道。他们攻击的是那些早已竖立在那里、人人皆知的标靶，不厌其烦地用各种例证准确无误地击中靶心，然后为整个行动贴上“常识性写作”的美丽标签。
当我们仔细分析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比如“专制”，我们会发现隐藏在这个正确词语背后的，是作者对于世界的简单与粗暴的理解。就像奥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那种情形，极权制度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于缩减词汇，减少人的智力活动，用单调的宣传口号取代一切。而当我们仔细观察奥威尔及其忠诚的追随者时，我们一样会看到，出于急于争取受众的心态，他们采取了和批判对象同样的方式。他们的写作充斥着清晰却单调、简明却重复、刺激却粗暴的词汇，这样的载体已经决定了思想的平面与肤浅。写作在他们手中变成了另一种宣传。我们反对“专制”、“极权”、“宣传”的原因，是我们渴望更丰富的思想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非为了反对而反对。
与这种宣道式写作往往并肩战斗、相辅相成的是滥情式写作。这种写作者常常让自己与读者陷入一种感动的状态，希望感受所谓的“灵魂的荡涤”。他们习惯列举一些惨痛的场景，希望读者因此而感受到写作者悲悯的情怀。但是，他们或许忘记了这一点，真正的悲悯常常是带着笑容出现的。当写作不能够超越苦难本身，而仅仅成为一种苦难的状态与细节呈现，这种所谓的感动，不可能有更多的价值。面对不幸而产生感动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当你把这种个人化的感动无限制地夸大，甚至固定成一种抒情式的写作模式，这种感动的目的无法不令人怀疑。这种抒情，可能正危险地滑向滥情。
除了苦难式的滥情，我们最常遭遇的还有小资产阶式的滥情。这些因生活过于安逸而渴望感动的家伙们，人为地制造了那么多符号。当他们遭遇到这些符号时，他们强行让自己陷入某种渴望让外人看到的情绪当中，就像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人头攒动的罗大佑演唱会。这种抒情和前者一样，因为过于强烈的表演性而可悲地贬值。
在刻薄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终于回到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谈一谈对《书城》的感受。我喜欢这本杂志，是因为它最接近于第三条道路。那些正值青春期，或者青春期过（W/U）长的家伙们将这本杂志视作他们重要的精神生活来源。他们在这里看到了比一般杂志更宽阔的文化、艺术视野，也比较喜欢它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它成了生活于90年代末的中国青年的一本重要启蒙性杂志。我的写作风格也伴随着这本杂志的成长而变化。
今天，这本杂志终于完成目前这种形态上的使命。我为很多即将来到的孩子惋惜，因为他们可能错过了一些美妙的东西。但我更希望，这本杂志的转型能够为那些正在招惹滥情的小资读者们提供某种警示。因为，今天的《书城》正在缓慢地滑向一个温柔但危险的陷阱。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它上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随意的文字与浅薄的情感，它好像已经有些抵挡不住柔软的诱惑，它最初的智性正在被情感淹没，它很可能变成一代年轻人的情感寄生地——一种自怨自艾的情感。
这里，我必须再次强调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性，并将这条道路的开辟寄望于中国日渐成熟的媒体。当中国最终出现了《大西洋月刊》、《纽约书评》、《纽约客》这样的媒体时，我会觉得此时的中国人的写作才最终具有明确的意义与希望。当然，那时我们会回忆起年轻时阅读过的《书城》，是它为我们展开了最初的心智之旅。
从代沟到世纪沟
人是如此迷恋于为历史下定义。
——席勒
1656年，荷兰天文学家克里斯蒂安·惠更斯做成了第一架摆钟。惠更斯可能无法预见，他的发明将给人类历史带来怎样深刻的变化。这个迅速渗透到人类生活每个领域的发明，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世界的同时，也将我们引诱入了一个由时间构筑边界的封闭环境之中。而发生于18世纪后半叶的启蒙运动，则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观察到世界的庞杂。在这种庞杂面前，精确的时间表现出其无比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必须依靠它安排我们日趋复杂快速的生活。现代历史学家很愿意承认，1789年的法国革命是进入现代历史的入口。从它开始，技术与经济的进步成为历史的主线，而且这条线索的方向已经不可逆转，并呈加速度。有了惠更斯的发明与启蒙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我们便很容易地进入“代沟”与“世纪沟”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都是人类在面对无法全面理解与掌握的世界时，我们渴望用强制手段来人为地划分历史。把自己归入这个世代或者那个世纪，这样我们的目光就可以相对集中。
第一次出现明确的“世纪沟”概念，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间。一种强烈的忧郁与不信任感是当时欧洲的普遍情绪。在这种情绪背后，是人们对于新技术理性的反动，他们模模糊糊地预感到，新的世纪所推动的技术进步将让人性无处安身。不管是尼采的呐喊、王尔德的唯美追求、柏格森对于非理性哲学的推崇，还是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的探索，都是对于这条横亘于两个世纪间的沟道的诠释。
也几乎于此时开始，时间的观念开始有力地影响到我们的意识。时间不再是一个中立的事物，它不仅记录我们的生活，也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本能地将一百年划分成一个世纪时，在我们的头脑中就下意识地认为，这两个世纪间有着特别的区分，就像那位死于1900年的著名浪子奥斯卡·王尔德在面对新世纪叫喊的“世界完蛋了”。这句话在一个世纪后，被《新闻周刊》用来形容千年虫对我们的危害。就是说，我们总是面临相同的对未来的恐惧。
至于“代沟”，它显然产生于20世纪。尽管，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总可以看到，青年一代对于上一代的不理解乃至背叛。我们可以同样把这个萌芽视作法国革命的产物。因为，在这场流血的激情事变中，以及接踵而来的对于新世界的探险中，支配人类漫长历史的经验开始贬值了。新事物出现得越来越快，而老年人抱守过去的陈旧，开始成为新事物成熟的阻碍。于是，我们会看到拜伦、雪莱对于议院的激烈抨击，也看到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的激烈冲突……但是，代的概念在19世纪依然模糊，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有着共同的成长背景与经验世界的一代人的概念。因为，大众媒体与新的通信工具还没有出现，空间距离就足以使相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属性。
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后，代的概念才开始真正突显出来。20年代，大众文化开始成为世界的主流，流行杂志、电影工业、电话与电报的勃兴为新一代的成长构筑了类似的精神世界。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广阔影响，则让一代青年陷入绝望。于是，那位叫格鲁特·斯泰因的女士指着海明威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啊。”本雅明则把这一代青年称作“经验贫乏”的一代。历史变迁与技术进步，第一次赋予了一个群体“代”的概念。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众文化已经席卷世界，技术发展将世界改造一新。经验在这个时代愈发贬值。而婴儿潮对此推波助澜，终于将“代沟”概念第一次锐利地呈现出来。因为对于60年代的青年与成人之间，的确已经横亘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双方面对面的观望乃至谩骂，无法理解对方。
而到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这两个概念时，历史已经发生了更深刻的改变。在最近的一期《外交季刊》中，弗兰西斯·福山再次强调了他轰动一时的概念——历史的终结。因为，在面对全球化、信息革命这样的趋势时，我们习惯的一切历史、政治形态必然走向终结。不管这种论调是否过于夸张，但有一点我们应该承认，新技术革命正在让“代沟”的概念失去意义，因为高速变化与多元的文化粉碎了一代人可能产生的共同经验世界，而大众文化不可抑制地更新换代，则几乎让每一年都迅速成为历史而遗弃。
当失去了“代沟”这样的称谓后，所谓的世纪之间的变迁可能要被我们夸大。人类太热爱利用完整的数字大做文章了。我们当然很容易寻找到某些论点证明世纪之间的巨大变化。上个世纪初，我们找到了《梦的解析》，找到了尼采的死亡，甚至找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死亡，这些符号性的标志，有力地证明了新世纪必然不同于旧世纪。当然，这种符号化的观点，很容易忽略历史背后的延续性。因为变化其实一直在进行，比如尼采的预言早在1887年就已出现，而弗洛伊德的探索也是1895年就已经产生成果。只是我们喜欢赋予一个关键时刻某种伟大的意义。同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纪开始时，宣布伟大的变迁：历史已经终结，信息技术消除了代与民族的概念，这个世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这些宣称，在相当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幼稚与可笑也同样明显。
但是，不管怎么说，上帝都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