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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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雷纳塔·施泰纳1934年在莫斯科呆过6个星期。她可能被内务人民委员部
招募了。
　　　　施泰纳在审讯中说，埃夫龙参与了跟踪波列茨基。瑞士警方向法国同行求助，
但此时谢尔盖·埃夫龙已经离开法国，因此未能审讯他。
　　　　不过，警方审讯了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她说，埃夫龙在波列茨基被杀后5个星
期（而不像罪犯那样马上）去了西班牙，而准备行刺的那几周和行刺当天，他们一
起呆在大西洋岸边。这是在提供丈夫当时不在现场的证词？
　　　　茨韦塔耶娃对警方说：“我个人不过问政治，但是我觉得，我丈夫与俄国现政
权有关系。”
　　　　这表明，茨韦塔耶娃认为没必要隐瞒她的丈夫与苏联官方代表保持着公开的关
系。如果埃夫龙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有可能作这样的表白吗？
　　　　茨韦塔耶娃在审讯中说：“我和丈夫在赖斯案这件事上除了表示气愤外没说过
别的什么话，我们谴责任何暴力行为，不管它是什么人干的。”
　　　　很难想象，伟大诗人马林娜·茨韦塔耶娃这个倘佯在崇高情感世界里的人会应
付自如，撒谎，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袒护丈夫。也许马林娜根本不知道她丈夫在干什
么事？这也很难想象。情报机关的历史表明，妻子总是知道丈夫在从事秘密工作。
　　　　一些历史学家用了半个世纪的关于杀害伊格纳季·波列茨基的说法其实令人非
常怀疑。这不是第一起，也不是最后一起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国外搞的政治谋杀案。
不惜人力和物力的做法使莫斯科能够精心策划和组织这种事情。
　　　　需要做复杂准备工作的此类行动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干部这些行家来干。他们不
是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这样的情报机关军官，而完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另一个
局的军官。前面提到的1940年在墨西哥组织杀害列夫·托洛茨基的艾廷贡就在这个
局供职。
　　　　埃夫龙在苏维埃俄国只活了两年。他于1939年10月10日在莫斯科与一批返回祖
国的前移民一起被捕。根据刑法典第58条向他提出了公式化的指控。这个条款给劳
改营管理总局的大部分犯人定了罪：叛国，搞恐怖活动，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
　　　　起诉书中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得到的材料说，一批白俄侨民根据法国情
报机关下达的任务从巴黎来到了莫斯科，他们的任务是进行针对苏联的间谍活动……
　　　　“本案被告埃夫龙于1920年逃往国外，并在那里积极参加了白匪组织的反苏活
动。
　　　　“埃夫龙在巴黎所谓的亲苏组织‘返回祖国联盟’中担任领导职务，得到以前
持敌对态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对自己的格外信任，于是按照法国情报机关
下达的任务把间谍、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秘密派往苏联。”
　　　　这样，在斯大林法庭的判决中也提到了埃夫龙与情报机关的合作！这么说是真
的了？
　　　　这个见解的正确性多半与整个起诉书的正确性相当，而起诉书中只有被告人的
姓名和出生日期与事实相符。
　　　　审讯过埃夫龙的人也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过，根据大量其他此类审判过程的
经验可以推测，是埃夫龙本人对侦查人员讲了自己与苏联驻巴黎的官员有联系，天
真地尝试让侦查人员相信对他提出的指控没有根据。可是侦查人员却满心欢喜地利
用了这些话。
　　　　我在克格勃档案馆查阅了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间谍、同样是前白俄军官的彼得
·科瓦利斯基的卷宗。他在不同的欧洲国家里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几年。
　　　　在1937年苏联大规模镇压的高潮中，他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乌克兰一城市的地方
局逮捕。他在这座城市里一方面执行莫斯科情报机关的任务，同时又被指控为波兰
从事间谍活动。
　　　　科瓦利斯基当然说了自己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但是
文化水平很低的侦查员根本没想到向情报机关的同行核对一下，于是就在起诉书中
写道：“显然，科瓦利斯基有一些涉嫌为波兰从事情报工作的行为。”
　　　　在斯大林时期缺少罪证根本不会妨碍作出死刑判决……
　　　　科瓦利斯基被枪毙了，可是中央情报机关在全苏联还找了他整整两年时间，为
的是派他去国外执行新任务。
　　　　在侦查埃夫龙案件的同时，消灭对外情报机关领导干部的工作在内务人民委员
部内相邻的几间办公室里也接近了尾声。
　　　　“法国间谍”埃夫龙关于在巴黎与苏联人（他们当中有一半人为情报机关工作）
接触的任何一句话大概都令侦查员们兴奋不已。埃夫龙的判决书中“以前持敌对态
度的内务人民委员部5处领导人”　这行字不是用来加重埃夫龙的罪过，而是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侦查员为镇压情报部门的同事做的铺垫。
　　　　为塑造“埃夫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这一形象出了力的还有因同一案
件与他一起被捕的女儿阿里阿德娜。
　　　　1940年7月，阿里阿德娜被当作法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判处8年劳改。刑满后又给
她加了刑，并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
　　　　在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一年，开始为斯大林的受害者平反。阿里阿德娜·埃
夫龙给苏联总检察长写了信，请求告诉她父亲的命运。当有人寻找埃夫龙为苏联情
报机关工作的证据时，往往引用这封信：
　　　　“我的父亲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龙曾多年作为苏联情报机关的驻外工
作人员，其中包括在法国从事情报工作。他于1939年在莫斯科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不了解。
　　　　“我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绝对诚实的人，我相信他是无辜的，请您，总检察长同
志，告诉我有关他的情况，即他是否活着，按哪个法律条文给他定的罪，刑期多长。”
　　　　为了了解关于自己父亲的情况，她也利用了当时她觉得有说服力的理由：估计
父亲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后来，当为父亲平反的麻烦事办完后，阿里阿德娜对朋友们坦言，实际上她对
父亲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无所知……
　　　　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后，阿里阿德娜·埃夫龙遇到了一位了解她父母的妇女。
这个人叫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亨金娜，是沙皇军队涅利多夫将军的女儿，
以前当演员。她在1923年离开了苏维埃俄国，于1941年回国。
　　　　她曾在巴黎的返回祖国联盟领导戏剧爱好者小组。据她后来对莫斯科的熟人讲，
她向苏联代表提供过特别的帮助。
　　　　阿里阿德娜因意外遇到一个能证明她的父亲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而高兴。她给
军事总检察长助理写了一封信：
　　　　“伊丽莎白·亨金娜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清楚地记得施皮格尔格拉斯交给我
父亲领导的小组的任务是怎样执行和由谁去执行的，这件事是由于谁的过错怎样失
败的。她还记得其他许多事情，这些情况在重新审理我父亲的案件时可能会令人感
兴趣……
　　　　“大约从1924年起，也许更早些，就了解我父亲的第二个人是藏拉·亚历山德
罗夫娜·特赖尔。她也积极参加了我们在国外的工作。现在她在英国，亨金娜有她
的地址……”
　　　　这封信中提到的名字让人觉得是埃夫龙参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有力证明。
　　　　毫无疑问，在战前被枪决的谢尔盖·施皮格尔格拉斯是高水平的和高效率的情
报人员。他曾升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5处副处长。他用假名社切签字的
工作报告保存在苏联著名间谍、前白俄将军尼古拉·斯科布林的人事卷宗里。我在
克格勃档案馆有机会研究了这份卷宗。
　　　　由施皮格尔格拉斯签字的文件显示出他是个勇敢而坚定的情报人员，而且这些
文件与他的同事们那些枯燥无味和不得要领的报告有很大差别。谢尔盖·施皮格尔
格拉斯领导了与俄罗斯侨民的斗争许多年，30年代中期在西欧，其中包括在法国，
不合法地生活了很长时间。
　　　　谢尔盖·埃夫龙和伊丽莎白·亨金娜是否可能真的认识施皮格尔格拉斯？
　　　　根据自己驻外大型秘密间谍机关领导人的身份，施皮格尔格拉斯只与斯科布林
将军这样的最重要的间谍直接交往。这些间谍提供的是关于移民上层人物的计划这
类一流情报。无论是埃夫龙，还是亨金娜，即使接受他们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说
法，都不属于这种最重要的间谍。苏联情报机关在巴黎有一个庞大的机构。与低级
间谍进行接触的同样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低级工作人员，而低级间谍光在移民中就有
数十人。
　　　　施皮格尔格拉斯冒用别人的名字在国外生活。在巴黎知道他真名的只有苏联情
报机关的几位用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干部。在瓦尔特·克里维茨基跑到西方并说出
他的真名后，伊丽莎白·亨金娜和其他所有人才听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因此出
现在报刊上。而此时施皮格尔格拉斯已遭枪决。
　　　　阿里阿德娜的信中提到的薇拉·特赖尔也被认为参与了伊格纳季·波列茨基谋
杀案。
　　　　薇拉是俄国大工业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古奇科夫的女儿。古奇科夫曾任
第三届国家杜马主席，在二月革命后的首届俄国政府中出任海军部长。
　　　　薇拉在1935年嫁给了格拉斯哥一位工业家的儿子罗伯特·特赖尔。罗伯特属于
在共产主义思想中寻找幸福的那类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他于1934…1936年生活在莫
斯科，在《莫斯科新闻》周报工作。这显然使人有理由认为，薇拉与肃反工作者有
关系。不过，埃夫龙很了解薇拉并不是因为“共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是
因为她的第一位丈夫是欧亚人彼得·苏夫钦斯基，埃夫龙与他一起出版过《路标》
杂志……
　　　　我在保存在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的斯科布林将军的案卷中发现了一份与谢尔盖
·埃夫龙有关的秘密文件。
　　　　有位苏联新闻记者曾请求克格勃允许他写写“出色的苏联情报人员谢尔盖·埃
夫龙”。按照规定这封信被送到了克格勃新闻局。新闻局长将这一请求报告给了自
己的上司克格勃的一位副主席。这位副主席又把这一请求转达给了负责情报工
作的第一总局。
　　　　第一总局的一位副局长在密信中向克格勃领导人报告说：“在苏联对外情报机
关的登记卡片中没有谢尔盖·埃夫龙这个人。”
　　　　这份文件仅供克格勃最高领导人看，对记者的答复用的是公式化的说法：“发
表关于谢尔盖·埃夫龙的文章是不适当的。”
　　　　如此看来，谢尔盖·埃夫龙并不是苏联情报机关的骨干工作人员。那么真相到
底如何呢？
　　　　埃夫龙曾寻找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什么的机会。他在苏联大使馆被告知：“您在
祖国面前犯下了大罪。在考虑回国之前，您应该先赎罪并得到宽怒。”
　　　　于是他尝试着赎罪和得到宽恕。详细打听移民的内部情况和某些移民的情绪让
他觉得很自然，因为向他提问题的是苏联的官方代表。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的埃夫
龙很晚才明白，内务人民委员部利用了他。
　　　　在纳粹德国已经向苏联发动进攻后，斯大林的法庭判处了“法国间谍”埃夫龙
死刑。国家的命运系于一发，可是镇压机器仍继续运转。
　　　　1941年8月31日，马林娜·茨韦塔耶娃在严重的抑郁状态下于偏远的小城叶拉布
加自缢身亡。她是从德国人迅速逼近的莫斯科撤退到这里来的。茨韦塔耶娃在叶拉
布加住在以政治局委员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名字命名的一条街上。日丹诺夫因迫害
作家而出了名。
　　　　马林娜不像埃夫龙那样迷恋苏维埃俄国，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的丈夫和
女儿会因荒谬的指控被捕，而自己要栖身在别人家里，身无分文，也没有工作、朋
友和指望。
　　　　马林娜和谢尔盖的儿子格奥尔基·埃夫龙在19M年初应征人伍。由于他能写善画，
因此被安排到司令部做文书工作。这是个活命的机会，然而他羞于在司令部里苟且
偷安，于是请求上了前沿阵地。1944年7月他受了致命伤。
　　　　格奥尔基·埃夫龙像他父亲一样也成了志愿者。希望诚实和无私地为国效力是
他们家庭特征中最重要的东西。
　　　　马林娜·茨韦塔耶娃于1929年写了描述红军和白军在克里米亚交战的最后战况
的长诗《横沟》。前白军军官、她的丈夫谢尔盖·埃夫龙是诗人灵感的主要来源。
像她的其他许多诗作一样，这首长诗也是献给丈夫的。诗中提到“我亲爱的和永久
的志愿者”。
　　　　我觉得，这几个字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埃夫龙这个人。谢尔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