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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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是事实，只有少数人例外。1928年10月，著名的冶金工
业专家、科学院通讯院士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格鲁姆一格日迈洛（他的兄弟
是名气更大的地质专家）去世。他临死时写的一封信后来发表在国外的侨民报纸上。
其中说：“人们都知道，并没有什么怠工事件，这大喊大叫的一切，为的是把自己
在工业战线上的错误和失算推到别人的头上去……他们需要替罪羊，于是就找到了
沙赫京案件中的玩偶。”
　　　　“格帕乌”总局得到命令，要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揭出破坏分子来。缅任
斯基完成了这个命令。
　　　　1930年8月初，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必须将肉类生产领域中所有的破坏
分子统统枪毙，同时在报刊上诏告此事。”9月底，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公布肉类、
鱼类、罐头以及蔬菜生产领域中破坏分子的证词。9月25日就发表消息说：“格帕乌”
　总局的领导机构已将供应人员中的48名破坏分子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1930年夏天，“格帕乌”总局又“揭发”　了反革命的“劳动农民党”。尼古拉
·德米特里耶维奇·孔德拉季耶夫教授被认定是这个从未存在过的党的主席。这位
教授过去曾是社会革命党人，在临时政府中做过粮食部的副部长。在苏维埃政权下，
他领导着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的行情研究所。　　　　　　　　　“格帕乌”总局声称，“劳动农民党”　的中央委员会与“工业工程中心”保持
着“情报联络”方面的联系。参加这个“中心”的有：热力工程研究所所长拉姆津，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拉里切夫，纺织工业研究所领导委员会主席费多托
夫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纺织业组织的技术负责人库普里亚诺夫。
　　　　这是通向下一个，也就是所有“破坏分子案件”　中最为轰动的一个案子的桥梁。
　　　　1930年11月11日，所有莫斯科的报纸都刊载了对反革命的“工程师组织联合会”
　即“工业党”　的长篇控诉书。在所有被告人当中，知名度最高的要算列昂尼德。
康斯坦丁诺维奇·拉姆津教授了。按照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拉姆津教授等人
受到起诉。
　　　　在读了由检察长尼古拉·克雷连科签署的起诉书后，苏联老百姓得知：国家政
治保安总局破获了全国破坏活动的中心。
　　　　这个文件声称：“工业党”把隐藏在工业各部门的破坏性组织联合了起来，不
仅按照原俄国以及外国资本家的国际组织的旨意行动，而且还直接听命于法国准备
武装干涉和武装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总司令部。
　　　　　　苏联的机关刊物一致确认，这些破坏分子的活动是由工商联盟自国外领导的。
工商联盟是总部设在巴黎的革命前工业巨头的联合组织，它的任务是进行反对苏维
埃政权斗争的政治工作，为的是收回他们的企业。工商联盟的头目杰尼索夫和特列
季亚科夫在未来他们要组织的俄国政府成员名单中被定为工业和贸易部部长的人选。
　　　　然而具有悲剧性讽刺意味的是：在开始审判“工业党”一案时，谢尔盖·尼古
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已有两年了，当时他用的假名是伊万
诺夫。
　　　　我在卢比扬卡那座著名的建筑物中读到了他的个人档案。特列季亚科夫为苏联
情报机关工作了10年以上。
　　　　对于莫斯科来讲幸运的是，“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这是苏联情报机关最
感兴趣的国外白俄组织）在巴黎租用的一栋房子是属于特列季亚科夫家族的。特列
季亚科夫本人已从家族中出走，但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代表劝说他重返这个家族。
　　　　苏联情报人员在“俄罗斯全体军人联合会”　主席米勒将军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窃
听器。一连好几年，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手握铅笔、戴着耳机，把他所
能听到的一切全记下来，然后他写成密文交给在巴黎的苏联情报机关人员。1942年
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找到了这个窃听装置，特列季亚科夫被捕，1943年底，作为苏
联间谍被处决。
　　　　他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是从启动对“工业党”　的诉讼程序开始的。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曾是俄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家之一。革命
前他是莫斯科工商界无可争议的领袖。1917年10月，他在临时政府中领导经济委员
会。10月26日凌晨，他与临时政府的其他部长们一起被赤卫队逮捕，送往彼得罗巴
甫洛夫要塞的监狱。1918年初，由于政治红十字会的努力，将特列季亚科夫和另外
3名部长从要塞转移到监狱医院中，那里没有赤卫队员，他们因此而得救。特列季亚
科夫离开彼得格勒以后就在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西伯利亚政府中当了一名部长。再
后来就流亡到了巴黎。
　　　　从俄罗斯逃出去的工业家们建立了俄国金融工业商业联盟（工商联盟），特列
季亚科夫被选为该联盟的副主席。根据“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卡片资料，在20年
代初期，工商联盟用金钱资助鲍里斯·萨温科夫，似乎是特列季亚科夫把钱交给萨
温科夫去搞恐怖活动的。
　　　　缅任斯基交给外事处一个任务：打进工商联盟的领导层，以便探明他们可能搞
些什么反苏活动。
　　　　1929年5月，苏联派在巴黎的一个绰号叫维特琴金的特工向其上级建议招募特列
季亚科夫加人苏联情报工作，因为他当时贫困潦倒。工商联盟财政拮据，已无法给
他发薪水。而他本人的性格特点也有利于招募。特列季亚科夫已同家庭决裂，独自
生活，他当时对侨民运动的发展又深感失望。
　　　　另外一个特工报告说：“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是一个知识渊
博的人，他在俄国侨民圈子里结识的人很多。与从前他在俄国工业界所起的作用相
比，目前他的处境使他心灰意懒。1926年他曾企图自杀，在最后一分钟才被人从系
好的绳套中解救了下来。这件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特列季亚科夫很痛快地答应为苏联情报机关服务，他马上就提出了钱的问题：
要求每月付给他200美元和25000法郎。负责招募他的那个苏联特工认为这个要价太
荒唐了。于是他们开始讨价还价。特列季亚科夫一个美元都不让，最后还是达成了
交易。
　　　　给他起了一个假名伊万诺夫。他在拿到了第一笔钱（100美元）后，于第二
次会面时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
　　　　“布尔什维克获胜以后，侨居国外的白俄分裂成若干派别，前途渺茫。苏维埃
政权战胜了白俄运动。实际上，我认为自那时起白俄侨民再和苏维埃政权斗争已经
没有了任何意义，再要影响别国的政策也已毫无希望。如果说，在俄罗斯和在国外
发生过若干起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行动，那也只是个别人的或极小的小团体所干
的，而并非整体的白俄侨民所做所为。
　　　　“目前，白俄侨民已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意义，谁也不买它的账，谁也不听它的。
白俄侨民运动早已接近死亡，在精神上它已成为一具僵尸。
　　　　“工商联盟由杰尼索夫创建于1919年。其宗旨是：工商阶级与国外取得联系，
捍卫自身的利益并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杰尼索夫在战争中发了财以后，就在布尔
什维克政变前夕离开了俄罗斯。他在英国又发了财。他出售了西伯利亚银行的大批
股票，获得了将近100万英磅。
　　　　“杰尼索夫坚信布尔什维克不久就会垮台，于是他大把大把地花钱。几年之内，
工商联盟在流亡国外的俄国侨民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在法国统治阶
层中也有相当的影响。
　　　　“而目前这个联盟已没有了任何意义，它衰败了，钱也花光了。现在它在很小
的一所房子里办公，只有3名办事员，就连这3个人也不知道1号他们是否能拿到薪水。”
　　　　准备怎样利用特列季亚科夫呢？
　　　　莫斯科向它在巴黎的情报站发去如下密电：“我们认为让‘伊万诺夫’同他在
莫斯科的友人们恢复通信是有好处的。我们希望，这些莫斯科人会告诉‘伊万诺夫’
自己的前景计划，自己工作的规模并且还会说出一些我们至今还没有查明的人物。”
　　　　莫斯科指望特列季亚科夫写信给自己留在俄国的熟人，建议与他们合作，告诉
他们在苏联搞破坏活动可以得到很多的钱。然后就可以控告这些人搞反苏活动，同
外国间谍合作。
　　　　特列季亚科夫向联络员提供了工商联盟的各种文件，其中也包括他本人与留在
俄国的原来的工业家纽尔杰及苏兹达利采夫的往来信件，但这些信件并没有什么犯
法的内容。
　　　　后来，联络员又收到了“格帕乌”　总局外事处的新指示：“你们的任务在于让
他重新积极参与工商联盟的工作，要迫使他交代出破坏分子……必须叫他说出是否
存在一个把破坏分子联合起来并领导破坏活动的中心，如果有，那么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觉得，工商联盟并不是这个中心。”
　　　　“格帕乌”总局外事处给其巴黎情报站密信中的这句话大有文章：几个月以后，
在对“工业党”　的起诉书中还是把工商联盟说成是在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主要中心。
　　　　“格帕乌”总局是了解真实情况的，但是它被迫要执行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斯
大林要求缅任斯基迫使因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工业党”案件而被捕的人招供他们与
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有联系，目的是准备武装人侵苏联。关于这一点，从当时的总
书记所写的一封信里也可以得到证明：
　　　　致“格帕乌”　总局。缅任斯基同志亲启。斯大林手书。
　　　　缅任斯基同志：您10月2日送来的信及材料都已收到。拉姆津的招供很有意思。
在我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武装干涉的问题，特别是入侵的日期问题。原来，他
们准备在1930年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后来改为1931年，甚至1932年。这是很可能的，
也是很重要的。
　　　　这一信息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是来自第一手的材料，来自里亚市申斯基、
古卡索夫、杰尼索夫和诺贝尔的集团，而它是所有存在于苏联和国外流亡者组织当
中最强有力的社会经济集团，无论是从财力上，还是从与法、英等国政府的联系上
来讲，它都是最强的。
　　　　有时可能会觉得，“劳动农民党”，或者“工业党”，或者“米柳科夫党”是
主要的力量。然而这是不对的。最主要的力量是里亚布申斯基杰尼索夫诺
贝尔集团，也就是“工商联盟”。
　　　　“劳动农民党”、“工业党”　和“来柳科夫党”这些都是为“工商联盟”
跑腿儿的小伙计。因此，从“工商联盟”传来的有关武装入侵，特别是有关入侵日
期的信息对我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把有关武装干涉的日期问题作为“劳动农民党”和“工业党”　的领导层、
特别是拉姆津将来交出的新供词中的最关键的重要内容之一。
　　　　（1）为什么推迟了原订于1930年的武装入侵？
　　　　（2）是否因为波兰尚未准备好？
　　　　（3）也可能是因为罗马尼亚尚未准备好？
　　　　（4）也可能是因为边境缓冲国尚未和波兰联在一起？
　　　　（5）为什么把武装入侵推迟到1931年？
　　　　（6）为什么“也可能”推到1932年？
　　　　二，让拉里切夫和“工业党”　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就此案受审，并最严厉
地审问他们以上的问题，让他们看看拉姆津的供词。
　　　　三，最严厉地审问格罗曼。据拉姆津供认，此人曾在“联合中心”　里宣称：武
装入侵推迟到1932年。
　　　　四，严审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基、恰亚诺夫等人，他们狡猾地支吾搪塞，
不承认有“武装入侵的图谋”，但他们肯定是（毫无疑问地是）武装入侵的参与策
划者。要严厉地审讯，让他们说出武装入侵的日期来。（孔德拉季耶夫、尤罗夫斯
基和恰亚诺夫肯定知道，正如来柳科夫所知道的一样，因为他们曾经找米柳科夫
“谈话”。）
　　　　如果拉姆津的供词能在其他被告人（格罗曼、拉里切夫、孔德拉季耶夫等）的
供词中得到确认和具体化，那么这将是“格帕乌”　总局的重大成绩。因为我们将把
这样得来的材料当成共产国际各分支以及各国工人的成就，展开反对武装干涉者的
最广泛的运动，这样我们就能在最近一两年内制止、击溃武装入侵的企图。这对我
们是很重要的。明白吗？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