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性恋研究-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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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长安，已出现了出卖自己身体的男妓，而且很公开，很大方。一般说来，在京师是管束较严的，京师况且如此，其它地区男风可想而知。唐代的同性恋状况，还可以从白行简所著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看出来，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圆圆翠顶，娈臣断袖于帝室，然有连璧之貌， 珠之年，爱其娇小，或异堪怜，三交六入之时，或搜获百脉四技之内，汝实通室，不然则何似于陵阳君指花于侧，弥子瑕分桃于主前，汉高祖幸于藉孺，孝武帝宠于韩嫣，故惠帝侍臣，冠 以，载貂蝉，传脂粉于灵幄，曳罗带于花筵，岂女体之足厌，是人口之相沿。白行简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官任主客郎中，专门管理各国朝贡、外交人事，官职不算小。但是他竟以文学体裁写《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样的性书，其中还对同性恋作了如此生动的描写，由此也可看到唐代风气的开放，同性恋在朝野之间的普遍了。到了宋代初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代男女社交开放、性生活较为自由的传统，但是过了不久，情况就起了变化。宋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到了南宋，朝廷偏安杭州，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民众生活的贫困，在外敌入侵面前的无能，全部暴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内部，统一思想，并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将程朱理学搬了出来，大力地加以推广，“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性禁锢、性封闭也逐渐发展到了一个吓人的地步。但是，尽管如此，在有宋一代，男风之事可稽查者仍不少，特别是男妓有很大发展。陶 《清异录》云：“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说男风自五代至宋，又兴盛了起来，这是说当时京师男风充斥的情形。男风如此泛滥，甚至连皇帝也不能不管了，可是，这种情况总是禁而不绝。宋代朱 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癸辛杂识》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当时，在都城和郡邑，有不少类似现代“红灯区”的地方，男妓装扮的女子，出没街上，互相称谓亦为女子，他们与现代的男妓不完全相同，当时主要为男子提供性服务。所以，宋朝曾有“禁男淫文”以“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的说法了。在宋代这种理学盛行的社会，同性恋之风仍然未止，其主要原因是当它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时并不能使它起很大变化；理学所倡导的性禁锢和性封闭还会产生反弹作用；同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又使不少人产生了颓废、苟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心理，耽于声色，这都使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还存在着，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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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社会环境影响同性恋 （图）
如果说史书所载汉代的同性恋主要表现在宫廷之间，那么自晋、唐以后，同性恋就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不仅流行于统治阶级内部，而且泛滥于民间，这都是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魏晋南北朝，军阀割据，形势动荡，民众生活在干戈水火之中，生命财产旦夕难保。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风气变得放浪、颓废、豪侈、厌世，朝野崇尚风貌，社会竞尚修饰。《晋书·五行志》、《颜氏家训·勉学篇》都说，晋代贵族子弟相与散发，裸身而饮，对弄婢妾。梁朝贵族子弟，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世说新语》也记载，当时不但贵族阶层，甚至一般市民也竞相“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蹬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使人“望之若神仙”。当时，很流行“以男为女”，或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如魏晋时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是以美男子、或以善傅朱粉扮作妇人而见闻于世的。在民间，“丈夫着妇人衣行歌，旁人齐和”，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当然盛行了起来，例如著名的“竹林七贤”中，就有好几个搞同性恋的。一般豪富之家，都以娈童、乐伎为财富的象征，例如石崇和王恺，为了互争富有，以娈童为赌注，或作为下棋时的棋子，输的一方就将自己的娈童送给对方，输赢往往以数百计。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强盛的一个时代，经济和文化十分开放。本来，在南北朝和隋朝时已经受到中亚不同地域和印度的文化所影响。唐朝建立以后，突厥、鲜卑、波斯、吐蕃等文化，都被中国人所吸收、融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潮。当时，在京都长安城内，充斥了外国来的使节、僧侣、商人、学生、卖艺者以及奴隶等等，民俗民风相互交流和影响很大，同性恋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教坊记》里的“香火兄弟”条云：坊中诸人，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嫂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以上这条史料的最后两句很重要，说明当时以“香火兄弟”形式出现的男同性恋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很大。到了唐代，同性恋已在民间相当流行，在当时如首都长安，已出现了出卖自己身体的男妓，而且很公开，很大方。一般说来，在京师是管束较严的，京师况且如此，其它地区男风可想而知。唐代的同性恋状况，还可以从白行简所著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中看出来，其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圆圆翠顶，娈臣断袖于帝室，然有连璧之貌， 珠之年，爱其娇小，或异堪怜，三交六入之时，或搜获百脉四技之内，汝实通室，不然则何似于陵阳君指花于侧，弥子瑕分桃于主前，汉高祖幸于藉孺，孝武帝宠于韩嫣，故惠帝侍臣，冠 以，载貂蝉，传脂粉于灵幄，曳罗带于花筵，岂女体之足厌，是人口之相沿。白行简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弟弟，官任主客郎中，专门管理各国朝贡、外交人事，官职不算小。但是他竟以文学体裁写《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这样的性书，其中还对同性恋作了如此生动的描写，由此也可看到唐代风气的开放，同性恋在朝野之间的普遍了。到了宋代初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唐代男女社交开放、性生活较为自由的传统，但是过了不久，情况就起了变化。宋代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到了南宋，朝廷偏安杭州，统治阶级内部的腐朽，民众生活的贫困，在外敌入侵面前的无能，全部暴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内部，统一思想，并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将程朱理学搬了出来，大力地加以推广，“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论调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性禁锢、性封闭也逐渐发展到了一个吓人的地步。但是，尽管如此，在有宋一代，男风之事可稽查者仍不少，特别是男妓有很大发展。陶 《清异录》云：“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说男风自五代至宋，又兴盛了起来，这是说当时京师男风充斥的情形。男风如此泛滥，甚至连皇帝也不能不管了，可是，这种情况总是禁而不绝。宋代朱 写的《萍洲可谈》云：“书传载弥子瑕以色媚世，至今京师与都邑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盖未尝正名禁止。政和间始立法，告捕男子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癸辛杂识》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当时，在都城和郡邑，有不少类似现代“红灯区”的地方，男妓装扮的女子，出没街上，互相称谓亦为女子，他们与现代的男妓不完全相同，当时主要为男子提供性服务。所以，宋朝曾有“禁男淫文”以“宜断其钻刺之根，兼塞其迎送之路”的说法了。在宋代这种理学盛行的社会，同性恋之风仍然未止，其主要原因是当它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后，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时并不能使它起很大变化；理学所倡导的性禁锢和性封闭还会产生反弹作用；同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又使不少人产生了颓废、苟安、“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心理，耽于声色，这都使同性恋这一社会现象还存在着，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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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男风泛滥的明清朝野（图）
明、清二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世、末世，男风更炽。明代谢肇制所著的《五杂俎》中，详细地阐述了男同性恋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发展至明代的情形：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龙阳，见于传册，佞幸之篇，史不绝书，至晋而大盛，世说之所称述，强半以容貌举止定衡鉴矣。史谓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内仿效，至于夫妻离绝，动生怨恚。宋人道学，此风亦少衰止，今复稍雄张矣，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也。明代的男风，到了明武宗在位时，可以说发展到了一个高峰，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几乎都有两男相悦的关系。《暖妹由笔》说：“明正德初，内臣最为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内臣为之，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皆好男色。”“老儿当”就是当时男同性恋的代名词。由于男风泛滥，当时对男同性恋有不少代名词与“雅称”，明代天然痴叟在所著《石点头》中就指出：独好笑有一等人，偏好后庭花的滋味，将男作女一般样交欢淫乐，意乱心迷，岂非是件异事？说便是这般说，那男色一道，从来原有这事。读书人的总题叫做“翰林风月”，若各处乡语又是不同：北边人叫“炒茹茹”；南方人叫“打蓬蓬”；徽州人叫“塌豆腐”；江西人叫“铸火盆”；宁波人叫“善善”；龙游人叫“弄若葱”；慈溪人叫“戏虾蟆”；苏州人叫“竭先生”；大明律人唤做“以阳物插入他人粪门淫戏”。话虽不同，光景则一至。若福建有几处，民家孩子若生得清秀，十二三上便有人下聘。漳州词讼，十件事倒有九件是为鸡奸事，可不是个大笑话？明代男同性恋如此盛行，也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总的说来，明代继续受程朱理学、封建礼教的影响，继续实行性禁锢和性封闭。明宣宗以后，裁汰官妓，禁令甚严，无论官员或读书士子，凡有宿娼的，或稍有邪行，轻则贬谪，重则加以褫革，永不录用。在封建社会中，婚姻是不自主的，夫妻之间没有什么感情，所以恩格斯说过卖淫和通奸是一夫一妻制的补充，现在宿娼这条“补充”之路既断，于是只好在同性之间发泄了。同时，当时中国人的宗室家庭观念极重，因此对男女接触甚为严谨，以免扰乱了家庭和宗室的秩序。从国家社会来说，君臣、父子、夫妻为“三纲”，这“三纲”中任何一“纲”的破坏，都会影响其他，例如“夫为妻纲”破坏了就会影响“君为臣纲”，这是万万不可的。可是，同性恋既不会生儿育女，造成血统紊乱，又不会扰乱宗室家庭秩序，使社会瓦解，于是社会就在严格控制异性爱行为的同时，对同性恋加以放宽了。《五杂俎》中有以下一段论述：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狭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末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这就是说，与嫖妓相比，男风在当时和法律没有抵触，而且嫖妓要花费许多钱，有些人也负担不起。此外，男子相亲，妻子很难过问、追究、反对，家庭矛盾也不会十分尖锐，这样，男风就越刮越盛了。当时，在有些地区的民众中，同性恋还起着一种“团结互助”的作用。沈德符在《敝帚斋余谈》中说：“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抚爱如婿，弟日后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者，尚寝处如伉俪。”这种民风民俗的力量是很大的。同性恋的泛滥还受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性学理论的影响。中国古代性学理论的核心是“采阴补阳”学说，它认为男人和女人性交时，以不射精或少射精为要旨，这样就能从女性那里采集到阴气，以达到相补延寿的目的。否则，射精过多，就会失去阳气，增病损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