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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中国同性恋研究-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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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可是不仅不高兴,反而哭了。魏王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钓到第一条鱼的时候,满心欢喜,但是后来钓到更大的,我就将第一条鱼弃之于海了。我现在受宠于你,和你共枕,人们都敬畏我,但是四海之内美貌的人那么多,别人会把比我更美的人推荐给你,那时,我就会像第一条鱼那样被弃之于海了,想到这里,我怎么能不哭呢?魏王听了很感动,于是颁布全国,如果有人在他面前提出另一个美貌者,则满门抄斩。至于“安陵之好”的典故,则出自《战国策·楚策》,安陵君是楚共王的男宠,颇为得势。有个叫江乙的人对他说,君主待你那么好,只是因为喜爱你的美貌,以后总有色衰爱弛的一天,甚至连所睡的席子还没有破的时候,已经不再受到宠幸了,你最好和君主说,连死也跟随他,就会长期得到他的信任和眷顾。可是在三年中,安陵君没有对楚共王说过。有一次,当安陵君和楚共王在云梦打猎时,共王有感地说:“今天打猎,真使我快乐,但在我死后,谁还和我一起享受这快乐呢?”安陵君听了以后,就流着泪下跪说:“大王万岁千秋之后,我愿意在黄泉之下继续侍候你。”楚共王听了大为感动,就设坛封他为安陵君。龙阳君和安陵君显然比弥子瑕聪明得多,他们不恃宠而骄,而是“居安思危”,用一些巧妙的办法来感动君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单凭美色和君主搞同性恋,是朝不保夕的。以上这些“个案”,都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同性恋的“个案”也颇为发人深思,例如吴下阿蒙《断袖篇》的“申侯”一段,有这样的记载:申侯有宠于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汝瑕疵也,后之人将求多于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无适小国,将不汝容焉。”既葬,出葬郑,又有宠于厉公,及文公之世,以请城其赐邑,被谮见杀。这个申侯是楚文王的男宠,楚文王宠爱他,又深知其人,在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对申侯作了明智的提醒,叫他好自为之。可是这个申侯不以为然,以后又做了郑厉公的男宠,行为很不谨慎,结果被杀了。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男风,人们是有毁有誉的。例如孔子说:“不有祝 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论语·雍也第六》)。墨子说:“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贫富。面目姣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姣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墨子·尚贤》)看来他们对这股“乱风”是相当激愤的。但是,三国时的阮籍在他的诗里却对“安陵”、“龙阳”这些事情加以吟咏、赞美: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泽若九春,磐析似秋霜,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宿昔月衣裳,愿为双鸟飞,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咏怀诗·三》古人把男同性恋又称为“断袖之癖”,这个典故出自汉代。汉哀帝十分宠爱一个叫董贤的男子,和董贤“同卧起”,俨如夫妻。有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睡午觉,哀帝醒后要起来,但衣袖被董贤压着,哀帝不愿意因抽出衣袖而惊动董贤,竟用剑将衣袖割断。汉哀帝对董贤的宠爱竟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董贤才22岁,就位至三公,匈奴使臣前来朝拜,见到这么年轻的三公,也极为惊讶。哀帝甚至还想禅位于他,后因大臣反对,才未坚持。当董贤还是20岁的时候,哀帝就命人在自己的“万年冢”旁另筑一冢,使他死后还能和董贤为伴。当时,董贤的贵显骄恣达到了极点。但是哀帝死后,董贤立即被贬夺一切,结果以自杀而告终。所谓“余桃”、“断袖”、“安陵”、“龙阳”等等,皆属文人雅士之语,至于古代的民间对同性恋还有不少俚俗之称,例如“相公”、“兔子”、“兔儿爷”、“像姑”、“小唱”、“香火兄弟”、“契兄弟”、“契父子”、“旱路姻缘”、“寡独书生”等等,而“契若金兰”、“菜户对食”等则是专指女同性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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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迷于同性恋的两汉皇帝(图)


 




在汉朝,皇帝们拥有男宠是相当普遍的,史书上记载很多。在两汉25个刘姓帝王中,有10个皇帝有男宠,占到40%,至于其他60%的汉朝皇帝,也不是完全没有男宠,但其事迹不那么突出罢了。当然,男宠也不止一个,例如汉武帝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史称拥有宏图大略的英明皇帝,男宠就有五个之多。这些汉朝皇帝的同性恋,准确地说,应该是“双性恋”,因为他们一方面妻妾如云,迷于女色,另一方面又湎于男宠。他们和男宠的关系,和后世的达官贵人玩弄“相公”、“小唱”不同,和男宠往往还有较为真挚的感情,如前所说的汉哀帝和董贤的关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汉文帝和邓通则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汉文帝是历史上记载的一个英明皇帝,“文景之治”是整个汉朝的盛世。文帝是汉朝最勤俭的皇帝,连一件穿破了的衣服也舍不得丢掉,但对男宠邓通的宠爱却无以复加,在邓通身上所花的钱难以计数。邓通,是蜀郡南安人,他的得宠是因为汉文帝做了一个梦而引起的。据《汉书·佞幸传》记载,有一次汉文帝梦见一个在宫掖池中撑船戴黄帽的小吏,从后面推他上天,到达长生不老的仙境,文帝回头一看,这个人的衣襟系在后面,梦醒后就派人去找这个“小吏”,结果找到一个也把衣襟系在后面的人,这个人叫邓通。这姓名又和“登通”的音相同,文帝十分高兴,逐渐对他加以宠幸,邓通也天天陪伴文帝,不事外出,甚至连要沐浴的日子也留在文帝身边,所以文帝更加宠爱他,赏赐他的财物以千万计,官拜上大夫,文帝还时常到邓通的家里去玩。不过,邓通没有什么才干,只是谨慎地博取文帝的宠幸。 有一次,汉文帝命一位有名的相士给邓通相命,相士说他会贫饿至死,文帝很不高兴地说:“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赏赐蜀郡的严道铜山给邓通,使他享有铸造钱币之权,这种把国家的造币权赏赐给人的行为实在是历史上少有的,于是邓通富可敌国,当时就有“邓氏钱布天下”的说法。可是,历史上往往有这么一个规律,一个人如果过于受皇帝宠幸,权势过大,过于富有,往往会在宫廷之中受妒,对那些没有丰功伟绩,只会媚上的男宠来说更是如此。有一次文帝生疮流脓,邓通用口吮之,文帝大为感动,并且问邓通,谁最爱朕?邓通说,当然是太子。于是文帝就要考验太子一下,当太子前来请安时,文帝叫太子替他吮脓,太子面有难色,文帝说,邓通已经这样做了,太子很惭愧,因而嫉恨邓通。邓通还由于冒犯了皇上的座位而为丞相所责,甚至要杀邓通,后来被文帝阻止了。文帝是邓通的唯一靠山,文帝一死,太子即位为景帝,立即罢免邓通,后来又抄了他的家,并且不许任何人接济他,最后,邓通正如那相士所言,饿死了。其实,邓通还不算是很跋扈的。汉武帝的男宠韩嫣和武帝一起同卧同起,形如夫妻,官至上大夫,受赏赐之多可与文帝之与邓通相比,可是这个人就更跋扈了。他喜欢弹丸,丸都为金制,每天都会弹失十多颗,所以当时在长安有俗话说:“若饥寒,逐金丸。”意即跟着韩嫣拾金丸就能发财。有一次江都王(武帝的弟弟)入朝,与武帝一起到上林御苑打猎,武帝的车还未行,叫韩嫣率领百余骑兵乘车先去,江都王以为是武帝来了,立刻在路旁跪下迎接,可是韩嫣却纵车而过,置之不理。江都王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向母亲(皇太后)哭诉,于是皇太后就十分厌恨韩嫣。韩嫣仍不收敛,仍恃宠而骄,随意出入皇帝的寝宫。最后,被太后抓住把柄,赐他死刑,虽然武帝极力说情,仍不能免。皇帝和男宠有着很真挚的感情,汉成帝和张放又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张放官居富平侯,他的曾祖父也是官拜大司马,他的母亲还是公主之女,可谓满门显贵。张放年少英俊,而且十分聪明,所以为成帝所宠幸,并且将皇后的侄女嫁给他,婚礼极其奢侈华丽,赏赐以千万计。成帝和他“同卧起”,经常一起出游,微服私行,几年内一起去了不少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张放就受到一些贵族、特别是几个国舅的妒忌,他们在太后面前说张放的坏话,太后认为皇帝正是年富力强之时,却行为不检,都是张放所致,所以就找了一个罪名,把张放放逐到外地去。成帝十分想念张放,多次召张放回京,又多次迫于太后、贵族和大臣的压力而流着泪再叫张放走。在他们分离时,通信不断。过了不久,成帝驾崩,张放也日夜思念,哭泣而死。如果以上这件事发生在男女之间,那么这也是可以和“孔雀东南飞”、“梁山伯和祝英台”媲美的一段佳话了。可是,这种事发生在两个男子之间,又该怎么看呢?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实在太复杂。如果仅从汉成帝和张放的关系来看,确有情真意挚的一面,可是成帝却是汉朝一个较为荒淫的皇帝,他的最大嗜好就是观赏身穿薄露纱衣的宫女,他还经常微服去民间寻访美女,有一次微服到阳阿公主家,见歌舞女赵飞燕,就召进宫,后来废许皇后,立飞燕为后,又把飞燕妹合德召进宫,陷于淫乱,旦旦伐性,以后即因此而送了命。由此看来,汉成帝实际上是个双性恋者。这种情况在宫廷、达官贵族之间相当普遍,例如汉武帝,一方面拥有不少男宠,另一方又大召美女,大建宫第,据《三辅黄图·未央宫》载:“武帝时,后宫八区,有昭阳、飞翔、增成、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鸯等殿,后又增修安处、常宁、 若、椒风、发越、惠草等殿,为十四位。”“掖庭总籍,凡诸宫美女万有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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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古代的同性恋
古代同性恋者的性角色(图)


 




如果说史书所载汉代的同性恋主要表现在宫廷之间,那么自晋、唐以后,同性恋就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不仅流行于统治阶级内部,而且泛滥于民间,这都是和当时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在魏晋南北朝,军阀割据,形势动荡,民众生活在干戈水火之中,生命财产旦夕难保。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风气变得放浪、颓废、豪侈、厌世,朝野崇尚风貌,社会竞尚修饰。《晋书·五行志》、《颜氏家训·勉学篇》都说,晋代贵族子弟相与散发,裸身而饮,对弄婢妾。梁朝贵族子弟,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世说新语》也记载,当时不但贵族阶层,甚至一般市民也竞相“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蹬高齿履,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使人“望之若神仙”。当时,很流行“以男为女”,或自形女色以求慰藉,如魏晋时的何晏、王夷甫、潘安、裴令公、杜弘治等都是以美男子、或以善傅朱粉扮作妇人而见闻于世的。在民间,“丈夫着妇人衣行歌,旁人齐和”,变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在这种情况下,同性恋当然盛行了起来,例如著名的“竹林七贤”中,就有好几个搞同性恋的。一般豪富之家,都以娈童、乐伎为财富的象征,例如石崇和王恺,为了互争富有,以娈童为赌注,或作为下棋时的棋子,输的一方就将自己的娈童送给对方,输赢往往以数百计。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强盛的一个时代,经济和文化十分开放。本来,在南北朝和隋朝时已经受到中亚不同地域和印度的文化所影响。唐朝建立以后,突厥、鲜卑、波斯、吐蕃等文化,都被中国人所吸收、融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潮。当时,在京都长安城内,充斥了外国来的使节、僧侣、商人、学生、卖艺者以及奴隶等等,民俗民风相互交流和影响很大,同性恋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教坊记》里的“香火兄弟”条云:坊中诸人,以气类相似,约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人,少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呼,即所聘者兄,见呼为新妇,弟,见呼为嫂也……儿郎既嫂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以上这条史料的最后两句很重要,说明当时以“香火兄弟”形式出现的男同性恋受突厥文化的影响很大。到了唐代,同性恋已在民间相当流行,在当时如首都长安,已出现了出卖自己身体的男妓,而且很公开,很大方。一般说来,在京师是管束较严的,京师况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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