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光与影-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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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爱挑衅的心上人儿，我千百次恳求你别闪动美丽的眼睛。

　　我已把心奉献给你，可你毫不动情……

　　这种痛彻肺腑的爱情使得：

　　每天我死亡一千次，美丽而又冷酷，这是劳拉的形象：

　　满脑子甜蜜的幻想，使我与别人全部疏远，因而我独自浪迹天涯，经常神思恍惚，忘乎所以，寻找我避而不该见的她。

　　我见她如此娇美而凶狠地走过，我的灵魂战栗，而不敢飞向她。

　　她，发出阵阵的叹息，象在保卫自己，她是爱情之敌，也是我的冤家。

　　爱情成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它是一味可口的毒药，畅饮它的痴情人永远不肯放下手中的杯子，除非死神降临。彼特拉克的爱情，就和但丁的一样，是单相思的恋情。这隐蔽的没有得到倾诉——爱情要求的就是倾诉——的单恋，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强烈得多，可怕得多，它既可以拯救人，又可以毁灭人。正是这种甜蜜的伤感在彼特拉克心头蒙上了一层罪感。原罪的观念本是基督教强化的一个压抑性观念，它经由教堂、圣经以及使徒们的著述，更重要的，经由口耳相传的传统，渐渐成了一种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情形就好象我们在做任何事时，总是感到有一种不见形迹、内在于我们的心灵的强大的力量——源于集体心理的深处——在监视着我们，使我们得到的欢愉总在罪感的阴影压迫下变得荡然无存，最后仅残留下一种重负。

　　彼特拉克有时甚至感到自己追求诗人的桂冠以及凡俗的爱情的欢乐，都是“一种罪行”，这个品尝着单恋之痛苦的不幸灵魂，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仿佛找到了楷模。在喜悦与羞愧的光与影中徘徊的彼特拉克，感到那个压抑的时代对于个体的笼罩。因不被理解而产生的狐独感几乎使他寄情于山川，因为，那儿，山峦、海滩、树林、河流，才是他的知音；

　　我跨着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在荒漠的田野踽踽独行，沉思默想，凡是人类足迹印上沙子的地方，我总十分注意，尽量避而不去。

　　如今我相信，无论山峦或海滩，河流或树林，都知道我的生活和气质；

　　人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自然以一个慰藉者的意象进入彼特拉克的脑际。当然，它不仅是一个慰藉者，更多的时候，它是灵感的源泉。这和爱情提供的病态的灵感不同，这是一种健康的灵感，也和爱情一样，同是一种世俗的灵感。宗教否定自然，否定大地，它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渺远的高处。教堂正是通向这个高处的地上的台阶。人们不应走出教堂，教堂的墙壁正是隔开天堂与大地的一道厚墙。

　　彼特拉克陶醉于大自然的美中。这显示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异教倾向。据说1336年4月的一天下午，春光明媚，彼特拉克携友兴致勃勃地登上了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温都克斯山巅，他一面眺望展现在脚下的美丽景色，一面欣然翻开终日随身携带的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都的名著，书中的绝句“有人不顾路途遥遥赶往观赏巍峨的群峰、潋滟的海浪、长长的河道、浩瀚的大海和不断运转中的星球，然而他却不懂得自爱”映入他的眼中。彼特拉克触景生情，感叹不己。这样，宗教的劝诫性的教诲与大自然的热情的启示在温都克斯山巅上奇迹般地相遇了。彼特拉克终生都未能调和内心这一深刻的冲突，正象他的恋情一样，冰与火是在同一颗心里发挥各自的力量的，这是那个时代的隐痛。

　　尽管如此，彼特拉克的笔下仍流泻出自然的灿烂的形象：

　　我象往常一样在悲思中写作，鸟儿的轻诉和树叶的低语

　　在我耳边缭绕，一条小河，傍依着两岸鲜花

　　在和风细浪中畅怀欢笑。

　　若把彼特拉克视作最初的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他不仅发现了“人”，而且发现了“自然”。——众所周知，后面那种发现是由几个世纪以后的浪漫派们臻于完美的。

　　《歌集》使彼特拉克诗名不朽，也使“彼特拉克诗体”成为新诗的最初一种形式。不过，《歌集》并不是最初给他带来盛誉的作品。他是因另一部作品、一部叙事史诗而获得“桂冠诗人”的殊荣的。

　　这部名叫　《阿非利加》的史诗的创作时间约在1338年到1392年间，是对第二次布匿战争所作的描述：迦太基大将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出奇不意地从北部攻入意大利，罗马猝不及妨，节节败退，至使都城被围。罗马大将西庇阿想出奇策，派遣一支军队进攻迦太基本土。迦太基有如被釜底抽薪，顿时败北，被迫投降。彼特拉克出于对意大利的热爱，热情讴歌西庇阿。这个自称为“无国籍游民”的流亡者之子在诗歌中倾吐了他对故土的炽热情怀。这里也隐含了他的政治理想。他与但丁不同，没有卷入政治。他顶多从1330年起大约十七年的时间在教廷供过职，并担任过教皇的秘书，通过红衣主教乔万厄·科伦那的关系参与了一些不怎么重要的宗教活动。作为一名教士，他目睹了教会的黑暗。他的政治理想的基点决非教会。而但丁似乎对教会寄予了过高的希望，在他看来，教廷若与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罗马帝国”携手，那么，千年至福王国就会来临。彼特拉克从来没有这么一种政治幻想，他政治理想中的意大利是一个世俗政权统治下的国土，一个君主政体的统一国家。《阿非利加》正隐含着这种政治憧憬。

　　这部史诗使他立刻蜚声文坛。法国巴黎大学和罗马市政府都表示要给诗人加冕。出于本土情怀，彼特拉克前往罗马接受桂冠。1341年4月8日，彼特拉克身着安茹王朝国王罗伯特赐给他的紫袍，由仪仗队护送，朝丘比特神殿进发。那儿，一位德高望重的元老致词以后，便将一项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彼特拉克实现了但丁朝思暮想的愿望，那就是在故土接受荣誉。但丁在“重返佛罗伦萨”的思乡病中忧郁离世。他被厚葬在异乡。然而，意大利仿佛忘怀了曾经赐给过彼特拉克盛誉，在他死后，教会势力居然暴尸示众。带给故国经久不衰的荣光的两位天才诗人竟然如此地被故国虐待。当然，教会是在发泄私愤。一个僵化的教会人士读到下面的诗句的时候定会咬牙切齿：

　　以前是伟大的罗马城，现在是万恶的巴比伦，这里是数不清的罪恶，野蛮凶狠的庙堂，这里是那邪教徒的寺院，引入邪途的学堂，这里是眼泪的发源地，是黑暗的监狱，是充满欺骗的场所，在这里，善良被扼杀，凶恶却成长，这儿是人们死前的黑暗和地狱——

　　难道上帝不将惩治你？

　　彼特拉克自幼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第一张意大利地图便是出自这位诗人之手。历史著作《名人列传》也是他的一部杰作。这部有关罗马历史名人的传记足以显示彼特拉克对古代文化的沉醉。他对维吉尔和西塞罗的作品爱不释手，其中自然神论的异教思想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以后他总随身带着圣奥古斯丁的那本《忏悔录》，并使自己的世俗热情染上一层忏悔的忧郁色彩，可是，异教精神却更强烈。“在我感兴趣的事物中，我总是着意于古典，因为当今世代对于我常常是难以忍受的。”他说。

　　这个他以血和泪体验过的“当今世代”是一个毁灭了古代文化精华、又毁灭了“公共美德”的愚昧、黑暗、倒退的时代。这是“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概念的最初萌芽。在他看来，衬着光辉灿烂的古代，这个黑暗的世纪象个幽灵一样令人生厌；他憧憬着一次复兴，“一个古代学术——它的语言，文学风格以及道德思想的复兴。”他把自己的思想称为“人学”，与“神学”相对立。“人学”是对异教的世俗精神的肯定，是对“大地”的回归。神学的幽灵曾遮蔽了“大地”的色彩，所有的光亮仿佛来自天空。一旦“大地”的意象在那些最先觉醒的心灵里显出清晰的轮廓，神学的阴影尽管一意流连，却也渐渐四散开去。

　　晚年的彼特拉克似乎是在忧郁的情感中度日的。诗人感到，如今桑榆树梢上已落满了夕阳的余辉，树叶亦在风中纷纷凋零。在经历了情欲、荣誉、流浪以及宗教的忏悔之后，诗人仿佛觉得生如朝露：

　　诗句零散，记载着我少年的倥侗，蕴含着我心底的凄楚。

　　初涉人世，竟将花前月下的欢愉，误作爱情醇厚的甘露。

　　蹉跎风月，只留下一片惆怅哀愁。

　　而今的我

　　成了深孚众望的名土，负疚人自知羞与为伍。

　　世俗浮华，宛若一瞬即逝的光束。

　　这是历经沧桑之后的嗟叹。彼特拉克不象但丁那样最终在天堂里找到了永恒的栖身之地；他，这个总是用手不断推开宗教阴影的诗人，最后感到了一种无力，他的活力消散在虚无中。这是表面上光辉夺目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之下，最初显露的忧郁情调。从一开始，这个运动仿佛就带上了一种时浓时淡的忧郁色彩，尽管人们在狂欢节似的时代精神之下，时常忘怀它的存在，可它毕竟存在着，象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我们将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身上看到忧郁的最为典型的形式。

　　这里，隐含着人性的一个悖论：对于宗教彼岸世界的渴望与对尘世此岸世界的执着。宗教的彼岸幻象意在设立一种最终意义，作为此岸世界的有限意义的延伸。一旦彼岸的幻影消逝，人类的存在仿佛就象一个不能延伸的短暂物象。这是最初离开宗教的“灵魂家园”的人们（《圣经》的“失乐园”的预示）感到的一种忧郁。虽然已经被剪断了脐带，可是宗教投射的阴影仍在内心游移。所以，他们还不时地重返宗教，求得一种宁静与悔过，也许人们因对宗教的有形形式——例如教会——产生厌倦，进而怀疑宗教自身。不管怎样，宗教感仿佛就是人的一种天性，一旦失去，莫名的忧郁就会流连不去。

　　在忧郁中，彼特拉克四处飘泊，无一固定的住所。只有在古代典籍中寻找心灵的慰藉。1374年7月18日，在一个名叫阿克瓦的小镇，夏夜的天幕垂临以后，彼特拉克伏在维吉尔的书稿中，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尽管教会势力出于仇恨，将他暴尸示众，而阿克瓦的人们出于对诗人的敬意，在自己的土地上安葬了他。现在的阿克瓦城至今仍保留着彼特拉克的故居以及墓冢。

　　四、薄伽丘

　　1330年前后，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那不勒斯附近的维吉尔坟墓前，一位来自那不勒斯大学的年轻的法科大学生发下了誓言：毕生从事文学创作。我们在这里遇见了献身的一种形式。若干世纪以后，在巴黎卡西尼街——这是巴黎那些充斥着刺鼻的寒酸气的街道之一——一个黯淡的阁楼上，当年轻而又默默无闻的奥瑙利·巴尔扎克在一座拿破仑石膏像的像座上写下“Ceu’il　n’a　pas　pu　achever　par　Lépé，je　t’acplirai　Par　la　Plume”（吾皇以剑所征服者，吾将以笔征服之）的誓言的时候，也是基于同样一种献身精神，这是对于荣誉的渴求，是意志力的凝聚。

　　这位年轻的法科大学生若干年后成了佛罗伦萨的骄傲。当然，真实的奋斗并非轻而易举；在最初的誓言与最后的桂冠之间，布满荆棘、叹息以及始终如一的献身。

　　在基督教的眼中，乔万尼·薄伽丘（Giovanai　Boccacio）是带着罪孽的痕迹降临人世的。1312年，一个在巴黎做买卖的

　　佛罗伦萨富商邂逅了一个法国女人，不久他们就同居了，薄伽丘就是这桩没有受到天主祝福过的婚姻的产物。也许天主不仅没有祝福他们，反倒降下了一道诅咒。法国女人不久以后就死去了，没有给薄伽丘留下任何印象。这是1313年。不久以后，父亲把他带回佛罗伦萨，交由继母抚养。

　　这样一个奇特的家庭肯定会在幼小的心里投下阴影。他的继母对他非常苛刻，他的父亲对他也很严厉。家庭生活毫无乐趣，缺乏温暖，就象一座孤寂的空宅子似的。不过，当时，他的父亲的生意颇为成功，家境富裕，使薄伽丘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乔万尼·达·斯特拉得，当时佛罗伦萨的一名著名学者。薄伽丘的文学之缘便从此结下了。

　　可是，他的商人父亲并不觉得文学是个什么正当的行业。文学，在那个时代，并不象后来的时代那样带上许多非文学的功利色彩，它是纯粹的荣誉的象征，是文字赋予的不朽之物。刚满十四岁，薄伽丘就被送到巴黎一家商店当学徒。几年以后，父亲要他跟随自己经商，给他当推销员。这对内心只有一个神祗——文学——的小薄伽丘而言，真是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