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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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
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
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
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设，……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最神圣的。……”在北京期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
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但是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这暗示着他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４日，赫鲁晓夫离开北京之际，在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即“能够永
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并且指出：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
　　　　达拉克事件（１９５９年１０月）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当印度警察巡逻队的９名成员在与中国军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和１０名成员被
俘时，中印边界第二个严重事件发生了。
　　　　印度政府声称，这一事件发生于达拉克（位于克什米尔北部地区）境内４０英里处；中国政府坚持认为印度人员侵
入了中国领土。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赫鲁晓夫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
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达拉克事件，他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新闻界对这个事
件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苏联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９年）
　　　　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一时期仍在继续，其签署的主要协定如下：（１）１９５６年４月７日签订的协
定规定，除了中苏在早些时候所规定的（苏联援建的）
　　　　１５６个工业企业以外，中国将在苏联的援助下建设５５个新的工业企业。将要建设的这些新企业包括冶金厂、机
械工程、化工厂、塑料和人造纤维厂、电器和无线电厂、发电厂、人造液体燃料厂、航空工业研究所等。这些设备的总
值大约为２５亿卢布（按当时的兑换率约合６亿３千６百万美元），中国政府将以向苏联提供各种各样的物资来支付上
述设备的金额。
　　　　（２）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宣布了中苏两国共同开发构成中国东北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边界的阿穆尔河（即黑
龙江）—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协定。这个协定为在该流域修建一系列的水电站、工业开发和为阿穆尔河（该河流没有足够
的深度适合大船航行，而且河口一年之中有许多时间被冻结）修建一个新的出海口提供计划。
　　　　（３）１９５８年８月８日，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新建和扩建４７个冶金、化学、煤炭、机器制造、木材和建筑
材料企业以及发电站等项目。
　　　　（４）１９５９年２月７日签订了一项关于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７年８年时间，苏联向设想追加的７８个大型建
设项目（比前一个协定多了３１个项目，并以这一次的项目代替以前的项目）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协定。在协定期间，苏联援助的总价值计５０亿卢布（约合１２亿５千万美元），中国将以
货物交付来抵偿上述价值。
　　　　（５）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２日，签订了一项关于科学和技术合作的协定书，在协定书中，苏中协定准备就冶金、
机器制造、煤炭和化工工业，以及科学研究的其他方面互相交换专家和技术资料。
　　　　在１９６９年３月２０日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份调查中，莱蒙德说：“苏联援助所建造的１４１个‘项目’
（例如：１９５３年宣布的那些项目）——工厂、企业、水坝、实验室、科学发展项目等等——逐渐发展成为１９５４
年的１５６个项目，进而到１９５６年发展成为２１１个项目，最高到１９５９年发展成为大约２５０个项目。在许多
情况下，中国人仅仅是根据苏联人的方案来建设这些工厂的。苏联人提供了所有的机器，指导了这些机器的安装、试机，
只是当生产开始时苏联人才离开的。
　　　　周恩来曾经说过，在１９４９的至１９５９年期间，苏联提供了１０８００名技术专家，另加来自中欧的１５００
名技术专家。苏联人则声称，在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５７年期间，在苏联共为中国培训了１３６００名中国专家、留学生
和工人。苏联向中国贷款的总数目从未透露过，但是，美国专家估计为２２亿美元，其中，４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
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

　　　　第三章　公开论战的开始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２年）
　　　　１９６０年４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公诸于世。虽然在１９６２年底以前，
双方都在竭力控制以免相互直接攻击。当时，中国人一般总是公开攻与“修正主义者”，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常常用批
评意大利共产党（当时由亲苏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所领导）这种指桑骂槐的方法去攻击苏联领导人。
　　　　苏联共产党人一般是直接攻击“教条主义者”，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人（１９６１年与阿尔巴尼亚党关系破裂后）。
在论战的初期阶段，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１）中国人否定了赫鲁晓夫下述“天真的幻想”的观点：在资本主义条件
下，战争不再是不可避免的；裁军是可能的。
　　　　一些西方政治家承认了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不仅包括否定阶级斗争，而且包括“不惜一
切代价的和平”。
　　　　（２）关于支持和平共处原则的争论。苏联共产党强调，核战争将证明对有关各方面造成的惨重损失是同等的。中
国共产党坚持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上表达的观点，即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导致共产主义的更大胜利。
　　　　（３）在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运动中，考虑到对国际形势的影响，苏联表现得比中国较为谨慎。例如：
１９５８年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所建立的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人立即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而苏联并非如此，它直
到１９６０年才给予了承认，这显然是为了避免与法国关系的复杂化。
　　　　（４）在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坚持主张，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联
盟，以此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该理论的一个实例就是１９４５年斯大林曾经劝告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合作。
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１９６０年８月２６日强调，不为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高压行动“，构成
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宗派主义形式“。谴责那种”输出革命“和把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那些内部条件不成熟的国家的观
点。８月３０日，北京《人民日报》在答复中声称：”如果把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看成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单
纯地拍手称赞，或者大力支持，而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反帝斗争却是默不作声，或者厌恶鄙视，那就在事实上采取了资产
阶级观点。“
　　　　（５）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共产主义政党有可能通过非暴力革命的议会道路来夺取政权的观
点持怀疑的态度。
　　　　（６）苏联共产党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例如，在与印度关系的问题上），严重地损害了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
　　　　（７）中国人不支持苏联否定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的资料表明，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使自己在
中国成为了同样的个人崇拜的中心。
　　　　（８）中国人谴责苏联共产党力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例如：１９５６年苏联共产党事先不与
其它共产主义政党商量而谴责斯大林；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理论。苏联共产党则指
责中国人用“分裂主义”活动分裂共产主义运动来进行报复。
　　　　（９）苏联共产党坚持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遍工业化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理论，
并把中国人的人民公社运动（见上述）看作是一种“超越一定历史阶段”的尝试。另一方面，中国理论家认为，农业的
发展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必要基础”。
　　　　（１０）苏联新闻界日益强调教条主义和分裂主义的危险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关于修
正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一主张。
　　　　论战的开始（１９６０年４月～６月）
　　　　中国共产党的《红旗》杂志于１９６０年４月１６日在第一篇位置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万岁》的文章，该文章
强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在争论的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它在承认和平共处原则和坚持共产党人必须尽力避免一场大论战的同
时，坚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它否定关于核战争将毁灭文明的观点，并断言，“胜利的
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死亡的废墟上，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着自己真正
美好的未来”。这篇文章还区分了由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只会促进革命的发
展。这些文章在引用列宁所支持的关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提倡应当“坚定而毫不动摇
地”支持一切革命运动。
　　　　苏联发言人立即对这一挑战作出了答复。奥托。库西宁（苏共主席团成员）在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的一次讲话中
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地区里”存在着“一种分裂”，但是，“在与和平的强硬敌人并存的地方，出现了思想
清醒的政治家，他们认为，以新的大规模破坏手段进行的战争将是疯狂的。”他进而批评了那些固执己见地坚持帝国主
义是侵略成性的观点的人，批评了那些没有能够认识到需要利用这种新因素从另一场战争中拯救人类的人。
　　　　１９６０年，在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４０周年之际，苏联报刊上出现了大量直接涉及论
战的文章。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拒绝在“反动”工会工作或参加“资产阶级”
议会的极端左翼共产主义者，并强调了在某些情况下接受妥协的必要性。６月１０日，索韦特斯卡娅。罗西娅说：“目
前的左翼分子把达到和平共处、停止武器竞赛、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之间和睦相处的政策看作是放弃马
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把国际形势中最轻微的恶化都看作是他们片面观点的证据”。两天以后，《真理报》指出：“我们
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翼分子的话是错误的和不正确的，他们的大意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政权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那么，我们就可以超越某些历史发展阶段，立即进入共产主义。”６月２３日，《共产党人》杂志宣称：“有些政治领
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是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的倾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
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是错误的，教条的和左派的。”
　　　　中国报刊依次有力地回击了这些批评。１９６０年６月１５日，《红旗》杂志指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坚持认
为“清醒的”和“理智的”帝国主义政治家们，“使自己适应这种明确的方向”，而且，这组成了“形势中的一个新因
素”。６月２５日《人民日报》断言说：“只要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在美国继续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继续存在，战争的威胁
将不会消除，世界和平将无法得到保证”。《人民日报》还谴责“被帝国主义的核战争讹诈吓呆的”“修正主义者”，
“夸大这种战争的后果和不惜任何代价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布加勒斯特会议（１９６０年６月）
　　　　苏联共产党在１９６０年６月２日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建议举行一次国际会议来解决分歧。
　　　　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但要求需要时间为会议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