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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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与不断地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邓小平有着密切的关系。邓在华国锋辞职后，成了无可争
辩的中国老资格政治家。华于１９８０年辞去国务院总理的职务，赵紫阳接替此职。赵被认为是邓的政策的支持者。据
称，华的辞职是中央委员会为了防止权力过份集中于某个人身上（华当时还是中共党的主席）。毫无疑问，这与１９８
０年底和１９８１年初中共领导层内部发生的严重危机有关。这种危机通过１９８１年６月华辞去党的主席职务而由胡
耀邦接替此职得到了解决。胡是与邓有着密切关系的人。
　　　　华的辞职的内部原因，是在他任职期间对毛泽东思想和政策的评价造成的。华提倡的“两个凡是”的政策特别地受
到了批评。“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
遵循。”
　　　　据说这种政策导致了华犯了若干种“左”的错误。在毛主席逝世后不久，稳健派领导人认为再次发表毛主席对有关
政策的论述方面的著作是非常必要的。诸如《论十大关系》、《三项指示》，这显然是为他们制定的新政策寻找理论依
据。后来，稳健派领导人口头上仍然继续说怀念毛主席，但却停止了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毛的理论和政策逐渐地受到
了严重的批评。
　　　　１９８１年６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肯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
指导思想。但也断言毛主席在晚年“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
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中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破坏。”这导致了产生
“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毛对此负有最主要的责任。作出这样的最后历史结论。得到了党的幕后理论家
和政策制定者邓小平的批准。
　　　　“四人帮”及其支持者的“左”派势力被说成执行新的放宽政策的障碍。“稳健派”的政治势力通过继续捉拿“四
人帮”的支持者，通过给成千上万个在文革期间和早些时候蒙冤受辱的人平反而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个过程在１９８０
年２月为已故的刘少奇平反达到了最高峰。刘是前国家主席，１９６８年被指控为“修正主义头目”，而被解除党和政
府的职务（见第十二章）。稳健派强调要不断地稳定政治局势。同时，这一时期带来的变化鼓舞着人们要求进行更进一
步的改革。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北京开始出现了呼吁要求有更多的民主的标语和小字报。但是，１９７９年的头几个月，
北京农民进行的一系列示威、游行，上海等地待业青年进行的骚乱导致了国内的强烈反响。反对者的运动遭到了镇压。
自华国锋失去权力么后，这一时期的特点表现为党的控制能力的巩固和思想指导路线的统一。１９８１年１２月，中国
宣布要对国家和政府机构进行精简。以后，又对“左”派的错误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进行了清洗。
　　　　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坚信政局的稳定是放宽国内政策并获得成功的保证。许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定的政策被
取消。１９７９年６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宣布，取消在文革期间建立起来的、作为地方政府机构的革命委
员会。
　　　　取代该机构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制定
了刑法，并采用正规的审判程序。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
　　　　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这些变化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党和政府的最主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并提高人民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
　　　　为了从发达国家那里得到设备和技术援助，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从１９７８年起，中国接受了外国政府
和外国银行的贷款。同时，１９７９年通过了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的法律。１９８０年８月，中国政
府批准了在中国东南部地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规定，鼓励外商和海外华侨来华投资。
　　　　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中国政府强调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国家给创办的工业企业和国营农
场在管理和资金方面予更多的自主权。为了使工资与产量挂钩，国家鼓励实行资金分配制度、按件计酬和利润分成计划。
　　　　与此同时，提高人民公社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了农副产品的税率，并且停止了将人民公社合并为更大组织的
趋势。
　　　　过去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现在已允许在自由市场上交换。开始实行这些改革时，国内立即造成了严重的失业
和通货膨胀。１９７９年，政府采取了调整政策，即采取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而后再发展重工业的政策。后来，政策
又强调，应该根据市场的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
　　　　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立场的变化（１９７９年５月～１９８０年３月）
　　　　随着中国国内政策的变化，中国的反苏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毛逝世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报刊继续痛斥苏联的
“修正主义”的国内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然而，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中国报刊发表的文章清楚地表明
：中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在于苏联的霸权主义。这些重要的变化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１）自
１９６０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反对苏联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平共处的
观点、关于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然而，在最近几年里，中国已同美国、西欧和日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领
导人不再强调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而更多地强调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此外，６０年代初
期，中国曾把南斯拉夫当作“修正主义”的榜样进行猛烈的谴责。１９６８年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南之间的关
系变得日益密切和友好。
　　　　（２）１９７８年开始重新评价毛的政策并提出了纠正毛对苏联态度的问题。
　　　　（３）近年来，中国国内政策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政策上的变化容易被指责为“修正主义”而受到攻击。
　　　　中国党已准备好重新考虑对苏联的态度。这种迹象最早见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中。
　　　　文章声称，“中国没有垄断真正的社会主义称号。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有权实行自己的政策，有权坚持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普遍真理”。文章补充说，“不应用抽象的原则性的名称把这个或那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或
‘资本主义’……”。
　　　　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２日至２１日，苏联当代文学讨论会在中国哈尔滨举行。据１２月２０日报道，讨论会提出了关
于苏联社会性质的四种观点。根据该报道的介绍，参加讨论会的大多数代表认为，尽管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扩张性和侵
略性，但是，其国内政策“基本上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不少代表把苏联描绘成“不完善的、僵化的、有不少缺点的社
会主义社会”。与“南斯拉夫的开放社会主义和匈牙利的温和社会主义有区别”。少数代表则坚持认为，苏联是“一个
修正主义国家”。另一些代表提出，应作进一步研究后再对苏联的社会性质下结论。这份报道的单行本于１９８０年３
月３０日在北京公开发行，数天内即售完。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九篇苏共公开信的文章，曾于１９６３年９月６日至１
９６４年７月１４日这段时间发表。《人民日报》声称：在九篇苏联的文章里，“修正主义的起因和性质已被错误地阐
述”、“甚至错误地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提出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理论是修正主义。”尽管文章对中苏两国政
党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作了全面的解释，但文章又承认，中苏之间的分歧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在纯政
策问题方面。设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所在街道曾于文革期间改名为“反修街”，而到了１９８０年４月，又恢复了它原
来的没有政治含义的街名。
　　　　在意大利共产党书记恩里科。贝林格访华期间，即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对陪同贝林格来访的新闻记者说，
中苏两党不可能举行会谈。因为苏联威胁着别的党，干涉别国内政并用武力侵占别国领土。５月５日邓小平指出：“苏
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推行的是霸权主义政策，侵略别的国家。”可见，胡、邓两人都是针
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而谴责苏联党的，而不是针对苏联国内政策以及意识形态而谴责苏联党的。
　　　　１９８０年３月，第一期《苏联文学》杂志在北京创刊。著名作家茅盾在创刊词中写道：在文学和文学交流中没有
宗派。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１９８０年４月）
　　　　１９７９年４月３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１９５０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一年后即告期满。中国将不同苏联继续
延长这一条约的期限，但中国愿意同苏联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１９５０年２月
１４日签订，１９５０年４月开始实施，条约规定有效期为３０年。除非在条约期满的前一年，两党中的任何一方宣布
终止条约，否则条约的期限将自动地延长五年（见第一章）。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于并非中国方面的原因遭到践踏
已名存实亡”。中国政府决定不延长该条约的年限。声明谈到：“中苏之间的原则分歧，不应妨碍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为此，
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建议，中苏两国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
　　　　１９７９年４月４日，苏联政府发表官方声明，指出，在对待同盟条约不必要补充其他附加条约的立场上，中国曾
于１９７１年拒绝苏联提出的签订放弃使用武力条约的建议。１９７３年，中国又拒绝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声明
把中国领导人对条约态度的改变归咎于他们有“霸权野心。”
　　　　１９７９年４月１７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建议双方提出关于两国政府关系原则的文件，并以该文件提出的
原则作为改善两国关系双方都能接受的基本原则。要求中国政府考虑苏联政府提出的有关会议的议题和目的的看法。５
月５日，中国对此作出答复：大范围的会谈或单独就双方边界问题进行的谈判都应该解决两国间的争端问题，并制订出
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基本原则，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障碍，解决有关科学、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问题。
　　　　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苏联政府主动提出，在同年７月或８月在莫斯科举行中苏副外长级谈判，或者举行由两国政
府授权的代表谈判。同时，苏联政府还建议，中苏双方应一致否认在国际事务中有特权或霸权的要求。７月１６日，中
国政府对此作出反应：中国同意在同年９月在莫斯科举行副外长级谈判，随后在北京举行第二轮谈判。７月２３日，苏
联接受了这一建议。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７日，中苏双方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预备会议。苏联代表团由副外长伊利切夫率领。他自１
９７０年以来一直率领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由王幼平率领，他在不久前被任命为副外长。尽管
谈判的议程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双方都同意于１０月１２日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五次会谈。正式谈判于１０月１７日
举行。第一轮谈判的第六次会谈定于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３０日进行。
　　　　官方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
　　　　但是，据同年１２月８日《真理报》透露，苏联代表提出了发展两国政府关系的原则的宣言草案。据非官方报纸报
道，中国代表曾提到中国的安全问题，这其中也包括边界争端问题。中国代表团还请求苏联结束支持越南扩张主义政策、
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据报道，苏联代表答复说，苏联援助越南是根据１９７８年苏越签订的《苏越友好互助合作条约》
而实行